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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用了三节来讨论分工，从分工现象的描述，到对分工的起源和对分工受到市场大小限制的论述。其结构完整，是《国富论》全书最精练的部分。可以断定，这是源于斯密在教学中经常讲授并作出过多次修改的结果，因此在初稿中就已成形。正因为它是讲稿，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他对分工的论述并没有任何富有创见的东西。有一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那就是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如此重视分工。斯密认为，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因为仅仅用分工就可以说明一些经济学家难以解释的现象：尽管文明社会存在着“不平等”，为什么“卑贱职业的报酬有时也相当优厚，如屠夫和刽子手的收入便比普通职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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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认为，技术进步，各种机器的发明，甚至于投资，实质上都由分工引起，是分工的附属品。分工源于人们以物易物的交换，其发展归因于市场交易的扩大，某一时期特定的市场规模决定着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这说明由一种完全非人格化的力量促使分工出现和发展起来，这种力量又促使分工成为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他说，“社会分工一经确立……社会本身也就转化为商业社会”，因此经济进步不是人为力量所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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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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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阁（1721年—1781年），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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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要提到一本影响很大的书，那就是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为了阐明一种自行组织和通过市场分配资源的经济机制，他对社会的劳动分工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许多敏锐的考察。他认为劳动分工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对于“野蛮人”，它是“改善他们的状况最可信赖的方法”。因为，“如果一个人全身心地生产弓和箭，而另一个人提供食物，第三个人建造房子，第四个人做衣服，第五个人生产器具，那么，各行各业在同样的年数里会比五个人杂乱地进行生产有较大的提高”。虽然后来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亚当·斯密有关劳动分工的观点时很少提到这位有影响的前辈，但是从全书来看，可以肯定斯密确实受到了孟德维尔思想的影响，并吸纳了其中的某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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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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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在第二章中提出了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在货币理论的论述中，他虽然完整地提出了“分工的出现——物物交换——货币”这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发展顺序，但远远不如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加利亚尼）对理论有那样准确而明晰的阐释。斯密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完全割裂而又同“价格”混同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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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从坎梯隆给财富所下的定义出发，试图找到一种比用货币表示的价格更为可靠，而且又能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在此，斯密将交换价值等同于价格。他注意到“货币价格”随着纯货币量的变化而波动，便用“真实价格”取代了每种商品的货币价格，或用“名义价格”进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他所定义的真实价格，其含义类似于现在有别于货币工资的实际工资，也就是用所有其他商品表示的价格。由于他当时尚不知道已发明了指数方法，故在表达上很费劲。进而，斯密又以劳动表示的价格（谷物）来取代这种真实价格。这即是说，他选择了劳动这种商品来充当价值标准。但是，斯密在表达这一思想时用了一些解释价值和真实价格的哲学语言，结果将“价值”“真实价格”“劳动”等概念混淆在一起。其本意是想用生产成本来解释商品价格，这本来极为简单，但连在批判亚当·斯密理论基础上建立起真正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都误解了，作为一般读者，更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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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阐述了斯密的重要思想，即劳动价值观。这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最早、最系统的阐述，其中的科学成分为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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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贡献在于，他首先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在第二节“论商品价格的组成”中，一开始就举出了海狸和鹿的例子，突出强调了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平均劳动量决定了该商品的价格，他着重研究商品交换量的比例，形成了其劳动数量价值理论。他正确地指出：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创造价值的是生产商品的一般劳动（即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才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他力图找出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规律，但斯密的劳动数量价值理论还不是劳动价值论，他只为形成劳动价值论作了基础性的贡献，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创始人是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派大师大卫·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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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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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李嘉图（1772年—1823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人物一，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影响，激发了李嘉图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1817年，李嘉图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他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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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有三。一是斯密不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他认为，自分工确立以后，人们之间就要互相交换商品，商品同商品交换也就是劳动同劳动交换。他一再把某种商品可以交换到的劳动量与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混淆在一起。这样，他把交换价值视为物与物的关系，不了解价值的本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因此在考察用什么劳动来决定价值时就陷入了混乱，这正是李嘉图所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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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一方面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价值量同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品的价值由这种商品所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决定，实际上是用劳动的价值，即工资来决定价值。这样就陷入了用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推论。有时，他更是主观地把劳动解释为是牺牲安乐、自由和幸福，这说明他自己对劳动的概念还处于混乱阶段，未得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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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表示，将劳动视为价值标准就等于提出了价值理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选择劳动时数或天数作为表示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单位，显然不等于提出了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正如选择羊作为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单位并不等于提出了商品价值或价格理论一样。但斯密似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便就是劳动数量价值理论，他也认为这一命题仅仅适用于“早期原始社会状态”的特殊情况，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这一观点与后来的李嘉图和马克思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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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还提出了两个有影响的重要理论：一是收入构成论，二是庸俗的生产费用论。后者从前者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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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收入构成论把生产成本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认为这三者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根本源泉”。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对这一种解释很不满意，但却仍用来研究均衡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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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用该商品所购买到的劳动并非等量，虽然斯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由于他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也就无法阐述清楚资本与劳动的交换问题。而且他宣称，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理只适用于“初期野蛮社会”，一旦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物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除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利润，给地主地租。这时，价值不再由劳动决定，而是由地租、工资和利润三种收入构成。这样，他的理论完全混同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分配，混同了劳动产品的总价值和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后来，他又将利润、地租和工资看做商品的生产费用，而商品价值就是由这种生产费用决定的。西方经济学将后者称做庸俗的生产费用论，以同正统理论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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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斯密用由生产费用所决定的自然价格代替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也是错误的。但他将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波动视为规律性的现象，并且论述了价值规律对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这显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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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价格是斯密创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纵贯全书。自然价格指由平均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共同构成的价格，也就是与商品的生产费用相一致的价格。他认为，市场价格随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有时高于、有时低于自然价格，但它受自然价格调节而倾向于同自然价格相一致。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自然价格的“价格”实际指价值，市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正是价值规律。当然，斯密当时还不了解价值和价格的内在联系，不能科学地说明价值规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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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理论虽然很粗浅，但它却是斯密最优秀的经济理论之一。在他以后，这个理论经萨伊、瓦尔拉斯、约翰·穆勒、马歇尔几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不断研究，最终发展成为均衡理论。整个19世纪，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对这一理论的改进，才使经济理论得到了发展。对于斯密的自然价格，约翰·穆勒称之为必要价格，马歇尔称之为正常价格。他们用短期供求说明了市场价格是围绕自然价格波动的；这种自然价格刚好能补偿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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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的粗略论证中，出现了这样一条理论：垄断价格。他认为垄断价格总是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而自由竞争价格最终只是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斯密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探索出一条重要的定理雏形。因为他所处的年代离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还相当遥远，要证明这一定理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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