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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有三。一是斯密不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他认为，自分工确立以后，人们之间就要互相交换商品，商品同商品交换也就是劳动同劳动交换。他一再把某种商品可以交换到的劳动量与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混淆在一起。这样，他把交换价值视为物与物的关系，不了解价值的本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因此在考察用什么劳动来决定价值时就陷入了混乱，这正是李嘉图所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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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一方面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价值量同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品的价值由这种商品所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决定，实际上是用劳动的价值，即工资来决定价值。这样就陷入了用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推论。有时，他更是主观地把劳动解释为是牺牲安乐、自由和幸福，这说明他自己对劳动的概念还处于混乱阶段，未得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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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表示，将劳动视为价值标准就等于提出了价值理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选择劳动时数或天数作为表示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单位，显然不等于提出了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正如选择羊作为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单位并不等于提出了商品价值或价格理论一样。但斯密似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便就是劳动数量价值理论，他也认为这一命题仅仅适用于“早期原始社会状态”的特殊情况，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这一观点与后来的李嘉图和马克思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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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还提出了两个有影响的重要理论：一是收入构成论，二是庸俗的生产费用论。后者从前者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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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收入构成论把生产成本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认为这三者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根本源泉”。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对这一种解释很不满意，但却仍用来研究均衡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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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用该商品所购买到的劳动并非等量，虽然斯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由于他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也就无法阐述清楚资本与劳动的交换问题。而且他宣称，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理只适用于“初期野蛮社会”，一旦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物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除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利润，给地主地租。这时，价值不再由劳动决定，而是由地租、工资和利润三种收入构成。这样，他的理论完全混同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分配，混同了劳动产品的总价值和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后来，他又将利润、地租和工资看做商品的生产费用，而商品价值就是由这种生产费用决定的。西方经济学将后者称做庸俗的生产费用论，以同正统理论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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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斯密用由生产费用所决定的自然价格代替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也是错误的。但他将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波动视为规律性的现象，并且论述了价值规律对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这显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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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价格是斯密创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纵贯全书。自然价格指由平均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共同构成的价格，也就是与商品的生产费用相一致的价格。他认为，市场价格随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有时高于、有时低于自然价格，但它受自然价格调节而倾向于同自然价格相一致。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自然价格的“价格”实际指价值，市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正是价值规律。当然，斯密当时还不了解价值和价格的内在联系，不能科学地说明价值规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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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理论虽然很粗浅，但它却是斯密最优秀的经济理论之一。在他以后，这个理论经萨伊、瓦尔拉斯、约翰·穆勒、马歇尔几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不断研究，最终发展成为均衡理论。整个19世纪，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对这一理论的改进，才使经济理论得到了发展。对于斯密的自然价格，约翰·穆勒称之为必要价格，马歇尔称之为正常价格。他们用短期供求说明了市场价格是围绕自然价格波动的；这种自然价格刚好能补偿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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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的粗略论证中，出现了这样一条理论：垄断价格。他认为垄断价格总是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而自由竞争价格最终只是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斯密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探索出一条重要的定理雏形。因为他所处的年代离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还相当遥远，要证明这一定理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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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斯密关于自然价格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国富论》中的科学成分和错误见解同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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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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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两大内容：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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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给工资下的定义是：工资是使用劳动要素所支付的报酬，由需要者（企业家、农场主）付给出卖劳动力的人。他认为，工资由协商或合同决定，在平衡过程中雇主居于有利地位。此外，双方讨价还价的力量将自动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可以获得的劳动供给和用以购买劳动的基金这两方面因素。从长期看，工资的最低限度取决于维持生计的最低费用。这种维持生计的工资是长期劳动价格，是自然或均衡工资率。他把工资率分成三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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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均衡状态 劳动的供求使劳动力得到均衡工资。它表示人口和工资基金在不变条件下静止的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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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衰退状态 劳动的需求下降，人口和工资基金均下降，实际工资降至维持生计工资以下，直至收入和资本所能维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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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升状态 工资基金增长，使工资率超过维持生计水平，此时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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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认为，这三种情况说明了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对人的需求也与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这种需求也会调节“人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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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勾画出了“工资基金说”和“最低生活费用说”的雏形。这两种学说都吸收了杜尔阁和重农学派的营养。斯密的后继者极为重视这两种学说，但他们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成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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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论证中说了一句很精辟的话：“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反应”。这句话的真实意图斯密似乎没有阐述得十分清楚，所以其后继者并没有引起注意。结合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表现出的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次贷危机与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亚当·斯密的睿智，而李嘉图的理论中就完全没有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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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将利润同工资的利润率结合起来讨论，不过其论述没有触及利润理论这样的根本问题，其后继者只将它们分散在第一、第二两卷中进行了梳理。不过这些论述大都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比较而言，尽管斯密从许多方面讨论了决定利润的因素，但他对资本利润的论述不如对劳动工资的论述那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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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利润视为资本家的基本收入，认为利润实质上是由于使用资本家提供的实物（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而得到的收益，认为贷款利息只不过是这种收益的派生物。他认为企业主或实业家没有任何特殊职能，他们除了“监督与指挥”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驱使勤劳者干活”，从而侵吞其部分劳动产品的资本家或雇主。这种观点对19世纪时期的经济理论提供了支持，并帮助它取得了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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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斯密将工资和利润结合起来论述的基本观点是明确的：长期而言，如果利润和工资都趋向于下降，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通行的“普通或平均”利润率一定是资本数量与它能用于“交易的比例”的函数。他指出，其他条件也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便是资本数量保持相同，利润率也还是与通行的工资率有关。如果一定资本存量（即工资基金）的劳动比较丰裕，其利润率将比劳动稀缺的地方高，而工资率则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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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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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变化时，斯密改进了坎梯隆的理论，成为19世纪教科书的标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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