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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货币时，斯密先把资财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全部资财必须进行区分才能进行研究，于是他将资本首先从这些资财中分离出来。斯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把有形货物看做资本，把“全体居民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也看做资本。这样，他引入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进而对属于这两种资本的各种货物进行了分类。读者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在划分流动资本时，斯密虽然将货币包括在流动资本之内，却没有把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包括在流动资本之内。后来，他又认为不把生活资料包括在流动资本之中不妥，因此在一些论述中实际又包括进去了，但他没有重新定义这个概念；其二，斯密只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后来，他涉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问题，但没能将这两个概念划分出来，这导致了其表述的某些混乱。所以在阅读时我们要注意，作者常常将这几个概念混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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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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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逻辑顺序是，先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区分，然后讨论利息，最后重点落脚到讨论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利弊得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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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区分的目的并非讨论劳动，而是从中得出节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储蓄倾向是物质资本的真正创造者。在此之前或之后，任何经济学家都未对此观点予以重视。斯密说国家每年储蓄与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节俭会增加公共资本，奢侈会减少公共资本”。他说每个浪费者都是公众的敌人，每个节俭者都是公众的恩人。斯密的大声疾呼导致在他之后的150年里提倡储蓄的理论很得势。斯密所指的收入是利润加地租。他认为“消费是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的”这一观点有失偏颇。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人数同储蓄率成正比，而储蓄率又等于或至少相当于资本，即投资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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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息问题，斯密将利润看做基本现象。他本人及其后继者都认为解释利息本身没有什么困难，于是只用事实来解释利息，而不作理论上的阐述。斯密认为货币之所以总按高于票面的价值满足需求，是由于人们预期借款人可以获得利润。其论述可简单地归纳为三点：第一，利息率之所以呈下降趋势，是由于资本越多，竞争越激烈，这种解释太简单，不能令人信服；第二，坚决反对货币利息理论，认为金属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利息率的下降，这一理论确实不经一驳，反对他这一理论的论点在后来的150年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第三，他对法定最高利率作了适当而审慎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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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斯密这里所指的货币，其实是可用货币购买的生产者的货物和劳务，与现在的货币职能（尤其是纸币出现后）规律大不相同；二是他认为解释利息本身没有什么困难，但到19世纪，其后继者却因无法解释企业利润而不得不修改和重新定义他的货币和利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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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考察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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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首先考察资本的用途，他认为使用资本是四个部门：农业、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这四个部门互相依存，每一个部门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依赖其他三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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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便利研究，他将批发贸易分为国内贸易（包括内地贸易和沿海贸易）、对外贸易和贩运贸易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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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认为资本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推动本国生产性劳动，二是增加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接着他以这两种作用为纲，逐一分析了资本各种用途和在这两方面所作的贡献，由此得出结论：农业的贡献最大，然后才是制造业，最后是商业。因此，投资的自然顺序应该是农业、制造业、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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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密从他的“经济人模型”考虑到，投资人的行为动机是利己的，不是为社会作贡献，他们的动力来自利润的大小。这样，农业虽对社会贡献最大，但利润比较小，对农业的投资仅仅靠市场是不行的。于是他将目光移向政府，他对各国政府政策上的原因的考察，分散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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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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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所占的篇幅不到总篇幅的4.5%，因此这是为斯密进行第四卷论述的铺垫。它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财富的自然增长”，考察了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政策如何对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活动所起的作用；显然，这个作用分为阻碍和推动两个方面。在斯密以前，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做过这个工作，因此它成为前所未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经济生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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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结论是：按照财富自然增长的顺序，本来应是首先将资本用于农业，然后用于制造业，最后用于对外贸易。但是这个顺序已被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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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密从这个顺序出发，但他还是认识到，对外贸易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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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农业处于的抑制状态，阐述了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制的恶果以及农奴、分益佃农和自耕农等对土地改良的态度。他研究了罗马帝国衰落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叙述了城市居民获得自由的经过，以及国王与城市居民联合向地主贵族进行的斗争，城市在产业发展和资本积累方面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些都是斯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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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赞扬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商业的力量，地主贵族的权力受到了工商业的彻底摧毁。这股新兴力量是在三个方面对乡村改良作出了贡献：一是城市为乡村产品提供了市场；二是商人在乡村购买土地并进行改良；三是城市给乡村带来了安定的秩序和良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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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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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卷中，亚当·斯密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重商主义。在斯密之前，称得上影响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只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但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占的篇幅为批判重农主义的八倍。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原理关于财富依存于贸易差额学说的荒谬，揭示出重商主义者力图达到其目标的各种卑鄙手段。对重农主义的批判，作者放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同批判重商主义不同，他认为批判重农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天然自由的合适体系，只有这个经济体系才能使新兴资产阶级彻底摆脱封建国王“监督私人劳动”，并将其导入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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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讨论殖民地，这是本卷最长的一章，是一篇辩护和分析的杰作，是《国富论》全书中的优秀篇章之一。根据斯密在卷前的预告，这个主题之所以被列入本卷，是因为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在于利用特权和垄断权去鼓励出口。但读完全卷，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斯密对殖民地的历史和演进的论述采取的是就事论事的方法，他没有证明殖民地的建立是为了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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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与第五卷几乎一样长，这两卷占《国富论》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斯密的用意是明显的，他正是通过这种批判来构建自己的新的理论体系。鉴于此，斯密整理出大量事实材料，但是理论却很少，很简单，他在理论方面没有超越前辈。但他将这些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用这些理论将引用的事实加热到了发光的程度。但是事实材料实在太多了，以致互相磕绊，不得不在本卷中不伦不类地插入了两篇脱离主题的专论：论储蓄银行和论谷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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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需要注意的是，斯密在本卷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也许是他即兴之言，因为他并没有论证它。但是从斯密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一代代经济学者对它进行了不懈研究，究其原因，是它涉及资本主义最基本和最隐蔽的体制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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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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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讨论君主的收入与支出，以及支出超过收入后的应付策略。这部分论述还涉及国防支出，包括的面较广，涉及各种军事组织、法庭、维持公共工程的方法、教育和教会机构的讨论。斯密主要从历史角度论述了公共支出、公共收入以及公债。但其意义远不至于此，它是一篇自成体系的关于财政学的论文，日后成为19世纪所有财政学论著的基础，直到德国财政学认识到“税收是改革的工具”这一观点出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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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是全书最长的一篇，占全书的28.6%以上，之所以有这么长的篇幅，是因为它含有大量材料。该卷的理论探讨不那么充分，也不深入。但值得称赞的是，他将理论探讨与事实材料紧密结合，从叙述中显示出经济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自斯密以后，经济学积累了更丰富的材料，理论工具也得到突破性的改进，但西方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像斯密那样，成功地把这两者同政治社会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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