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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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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意大利圣徒本笃在卡西诺山建立本笃修道院，定下了修道院的管理方针和修士道德及生活的准则，成为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统一的基本纲领。圣本笃认为修道院不应该依赖外界捐助，因此后来的修道院内常有磨坊、面包房、菜圃、酒窖、手工作坊、马厩，甚至牧场，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他还提倡接待远方来的宾客包括难民、流浪者和朝圣者，也是修道院的重要工作。这一职能后来发展为医院、教育和社会服务。图为著名的彼切尔洞窟修道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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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各地各行业的学徒年限皆不相同。在巴黎，大部分行业的学徒年限都是五年。然而，若想取得某行的师傅资格，至少还得再做五年帮工。做帮工的五年被称为伙伴期间，而他也被称为师傅的伙伴。苏格兰的学徒年限不存在普遍的法律规定。行业不同，年限亦不相同。人们一般通过支付少额货币来缩短学徒年限和购买公会会员资格。在苏格兰制造业，如亚麻布和大麻布工人，以及制造业工人的附属技工，如车轮制造者、纺车制造者等，他们无须付钱便可在自治城市操业，自治城市的市民都可在法定日自由贩卖家畜。苏格兰的学徒年限一般是三年，即使一些需要非常精巧技艺的行业也是如此。据我所知，欧洲各国的同业公会法律都没有苏格兰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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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穷人的全部财产是其体力与技巧。在不妨碍邻居的前提下，不允许穷人以正当的方式使用其体力和技巧，那显然是在侵犯他们的劳动所有权。而这也会侵害和妨碍劳动者和雇主的自由。雇主可以自行决定雇佣何人，政府出面干涉雇主自由选择雇工的权利，显然不仅是压制，更是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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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学徒制不能保证市场上不常出现劣质商品，要是市场时常出现不良商品，那一般都是因为欺诈，学徒年限再长也不能保证欺诈消失。因此，人们需要一条完全不同的法规来防止这种弊害。在金属器皿刻上纯度记号，给麻布和呢绒印上检记，给消费者的保证要远大于学徒法令。购买者一般只看记号或检印来辨别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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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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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手”是《国富论》中一个著名的比喻，它的原意是，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受“看不见的手”驱使，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在这种机制下，人人都有获得市场信息的自由，通过自由竞争为自己谋利，无须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这一比喻后来被推广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如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就由此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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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学徒制并不利于少年人养成勤劳的习惯。按件计资的劳动者自然会趋于勤勉，而学徒可能因利不关己而流于怠惰。一般情况下，从事底层职业的劳动者，其乐趣完全来自劳动报酬，越早享受到劳动的乐趣，就越早对劳动感兴趣，也就越早养成勤勉的习惯。少年人若长期不能享受劳动的利益，当然会厌恶劳动。慈善机构送去做学徒的儿童，其学徒年限一般比普通人要长，结果他们大多成为懒惰无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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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学徒制，学徒制始于近代。罗马法中尚未规定师徒义务，直到近代才出现相关规定。在希腊语或拉丁语中，没有“学徒”的概念。所谓“学徒”，是指为了学习某种技艺，在一定年限内无偿为师傅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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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学徒年限不必很长。即使要掌握复杂的技能，也不需要很长时间。年轻人若以帮工的身份工作，按工取酬，并赔偿损坏的材料，他们必然会更加勤勉。这样的教育效果会更好，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也更少。但是师傅和学徒都将因此损失很多。师傅必须支付学徒工资，而学徒则因竞争激烈而减少收入。各种手艺人都将成为损失者，社会却将因此得利，各种工艺制品的价格将更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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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竞争必然引起价格下降。同业公会及公会条例就是要限制自由竞争，阻止价格下降，从而阻止工资和利润的下降。旧时，在欧洲多数地区设立公会，只需得到当地城市的准许。在英格兰，还须得到国王的特许，但国王的特权似乎只是为了向臣民勒索钱财。只要向国王缴纳若干罚金，就能得到国王特许。同业公会及其条例都要受当地上层公会组织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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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技工完全控制了自治城市。他们制定规则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从而抬高价格。每个行业都只能从本城其他行业购买价格偏高的产品，同时它也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这样买卖相衡，各行业之间的交易都不会蒙受损失。但与农村交易时，他们都能获取暴利，正是这种交易维持了城市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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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视察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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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18世纪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阿尔让侯爵的陪同下，视察位于波茨坦的无忧王宫的建筑工地。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形成了新兴的大城市中心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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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食品和原料全都来自农村。城市补偿农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把城市制造的部分产品送还农村，二是把国内外输入城市的部分产品送往农村。由于附加了工人工资和商人利润，这些产品的价格就远远高于原料和货物的原价。城市就是通过制造业和国内外贸易这两种方式，获取商业利益。任何能增加工资和利润的规则，都能使城市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到较多的农村劳动量。这些规则使城市的商人和技工比农村的地主和劳动者享有更大的利益，因而破坏了城市与农村商业的自然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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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对农村输入的食品和原料的实际偿付，乃是它向农村输入的制造品和其他商品。后者的卖价越高，前者的买价就越低，城市产业就越有利，农村产业就越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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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地的城市产业都比农村产业有利。在欧洲各国，同样以小额资本起步，因经营城市产业获取巨额财富的，至少有一百人；因经营农村产业获取巨额财富的，仅一人而已。可见，城市产业的资本利润必然高于农村，其劳动工资也相对较高。资本的天性是追逐最高利润，因而资本必然会从农村涌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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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聚居一地便于联合。城市中最小的行业也都联合起来，即使从未有过联合的地方，也普遍存在联合精神，即嫉妒外乡人，厌恶招收学徒和传授技艺。这种精神往往使他们自发结合，阻止自由竞争。从业人数较少的行业最容易形成联合。例如，如果6名梳毛工生产的羊毛就足够1000名纺工和织工使用，那么这6名梳毛工联合起来，就能独占整个行业，其劳动价格也会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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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农村居民分散各地，相隔较远，因此很难联合起来。他们不仅从未联合，也缺乏联合精神，亦从不认为需要经过学徒阶段，才有资格从事农业。然而，除了所谓艺术和自由职业外，恐怕没有任何行业，像农业那样需要众多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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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智慧的民众也从不认为从事农业是一件易事。普通农民掌握的农业技艺，都比书中记载的多。相反，普通机械工艺的所有操作都能印在几页小册子里，并附插图加以说明，法国科学院出版的工艺史就是这样。农业的各项操作会因天气状况和意外事故而随时变化，因而比程式化的操作需要更多的判断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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