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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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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世纪，欧洲就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从事农业生产的雇工。15世纪末到18世纪，“圈地运动”从英国开始，扩展到欧洲各国，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得一无所有，必须靠出售劳动力为生。他们受雇于资本主义农场，当上农业工人，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庞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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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公费教育，教师的报酬就很高。苏格拉底曾指责教师的自相矛盾：他们对学生作了最堂皇的承诺，承诺教给他们智慧、快乐和公正，却只收4迈纳或5迈纳的微薄报酬。教人智慧的人，自身无疑应是智慧的；但若一个人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出卖如此好的货色，那他显然是个傻瓜。对当时的教师工资，苏格拉底的确没有夸张。当时，雅典优秀教师的普通工资绝不低于5迈纳。苏格拉底自己就向每个学生索要10迈纳报酬。据说他在雅典教书时，一次讲座的收入就有1000迈纳。普鲁塔克的酬金通常也是1000迈纳，其他名师也都收入颇丰。乔治阿斯曾向德尔菲神庙捐赠了一座纯金塑像，柏拉图的生活富丽堂皇，乔治阿斯、皮阿斯和普罗特格拉斯的生活都极尽豪奢。亚里士多德在担任亚历山大的老师时，虽然奖赏丰厚，却认为回到雅典再开学园更划算。一二十年后，教师人数增多，竞争加剧，这不仅降低了教师的工资，也降低了人们对教师的尊崇。即便如此，当时优秀教师的待遇也比现在优厚。雅典市民曾派遣学院派大师卡尼阿德斯和斯多葛学派的大师狄奥根尼隆重出使罗马。尽管雅典当时已经衰落，但地位仍很显赫；而卡尼阿德斯是巴比伦人，雅典又以嫉妒外人担任公职著称，他们居然派遣他出使罗马，足见他们对这位大师的敬仰和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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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加剧虽然降低了公职教师的地位，但教师工资的下降对民众显然有利。如果欧洲的学校和学院组织更合理，民众会受益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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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欧洲政策限制劳动和资本在不同职业、不同地方自由活动，导致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产生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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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法》妨碍劳动者的自由活动，甚至劳动者不能在同一地方的不同职业间转移。同业公会的排外特权妨碍劳动者的自由活动，甚至使同一职业的劳动者不能在不同的地方之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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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制造业的工人工资很高，而另外一种却只能满足温饱。前者处于前进状态，需要不断增加工人；而后者处于衰退状态，工人过剩。这两种制造业在同城时，会因学徒法令而无法协助；在同城附近时，会因学徒法令和同业公会的排外特权而无法协助。如果没有这些荒谬的规定，劳动者便可很容易地转换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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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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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到她1901年逝世的63年间，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其工业生产能力曾一度超过除其之外的全世界的总和。维多利亚时代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也是一个科学、文化和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这一时期，英国中上层社会人士推崇前所未有的优雅生活，极度追求餐饮品质，盛行下午茶，成就了一个传奇般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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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织素麻和素丝的技术几乎完全相同，但与织素羊毛的技术略有差异，故麻织工或丝织工经过几天的学习便能成为基本合格的毛织工。如果这三种主要制造业中的任何一个正在衰退，那么该制造业的工人便可以转移到其他两种，而其工资既不会涨得太高也不会降得过低。英格兰的麻布制造业因特别法令而开放，但它还没有得到大力推广，故其只能给其他衰退制造业的工人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在学徒法令实施的地方，衰退制造业的工人一般只得请求教区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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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劳动者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因素相同。一种行业能够使用的资本量，大半取决于该行业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但是同业公会法规对资本在地域间自由流动的妨碍程度，要小于它对劳动的影响。在自治城市，富商取得经商权要比贫穷技工取得劳作权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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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普遍存在同业公会法规妨碍劳动自由流动的现象。据我所知，《济贫法》对劳动自由流动的妨碍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济贫法》颁布之后，贫民出了所属教区就既难取得居住权，又难找到工作。同业公会法规只妨碍制造工人和技工劳动的自由流动，而由于《济贫法》使人很难获取居住权，故它妨碍到一般劳动的自由流动。恐怕《济贫法》是英格兰最大的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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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贫民一直都是依靠修道院的施舍维生，修道院破毁便不能施舍贫民。后来，政府几度设法救济贫民，但收效甚微。伊丽莎白女王三十四年颁布的第二号法令规定各教区都有救济其辖区贫民的义务，而且每年要任命管理人会同教区委员，通过教区税法征收足够的金钱来救济贫民。根据这一法令，各教区都必须赡养其辖区的贫民。然而，各教区的贫民要如何计算，直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和十四年颁布的法令才规定出算法。该法令规定：只要在某教区不间断地住过40天，他就可以取得该教区的户籍。然而，根据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的陈述，治安推事二人须在这10天内把新居民遣回其原居住教区。除非该贫民租有年租金为10英镑的土地，或者能向治安推事缴纳脱除原属教区户籍的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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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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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期。英国工业革命催生了新的阶级和新的生产力，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社会生产效率得以空前提高。资本家们大量占有了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新的生产效率下大量剩余价值的侵占直接导致了两大对立阶级贫富差距的出现。当时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人发指。在许多名著里面都有关于贫富差距的描述，如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悲惨世界》、德莱赛的《嘉莉妹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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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种法令曾导致若干欺诈行为产生。有时，教区职员贿使区内贫民潜赴其他教区住满40天，以便脱去原属教区户籍而获取其他教区的户簿。为矫正该弊端，詹姆士三世第一年又作出如下规定：获得新教区户籍所需居住的40天，一律要从本人以书面形式向当地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上报其新居地址和家庭人数之日算起。但是，教区职员未必能在自己的教区做到公正。有时，他们默许这样闯入的人，并接受其书面报告，而不及时处置。同时，为了自身利益，教区居民都会尽力阻止这种人闯入。因此，威廉三世第三年又规定，40天的居住期要从教堂做完礼拜，并公布申请人书面报告的当周周日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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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博士说：“能在书面报告公布后继续居住40天而获得户籍的人，毕竟不多。这类法令的目的在于不使人潜入，而不是不让移居者获取户籍。因为，提交报告只意味该教区可以迫令移居者迁回原教区。然而，如果一个人的威望能否迫令其迁回原教区存在疑问，那么他提交报告就迫使教区要么容许其继续居住40天，而后给予户籍；要么施行权力，命其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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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穷人几乎不可能通过该法令取得新户籍。于是，为了不让教区的普通民众因该法令而不能在另一教区安家立业，政府又规定了无须提交报告也能取得户籍的四种办法：其一，缴纳教区课税；其二，被推选为教区职员并供职一年；其三，在教区当学徒；其四，被教区雇佣一年，并连续做同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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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够按照前两种办法取得户籍，而要取得户籍只能通过教区民众的行动。大家都清楚，按照前两种办法将一个只能劳动的人收容进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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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者不能按后两种办法取得户籍。学徒很少是结过婚的，而依照规定，已婚佣工又不得因受雇一年而取得户籍。所以，通过服务取得户籍极大地消除了以一年为佣期的旧习惯。从前，这种习惯在英格兰通行，时至今日，法律仍把未经协商的佣期解释为一年。然而，雇主未必都乐意因雇工被雇满一年便给他户籍，而雇工也未必都愿意接受新户籍。因为新户籍会取消从前的户籍，他们可能因此失去其出生地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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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家政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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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家庭仍然喜欢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有专门的仆人为他们服务，做精致的饮食。图中是一个纽约教会的厨房，女孩们正在认真地学习家政，以符合中产阶级家庭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