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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一个独立工人不能通过做学徒或被雇而取得新户籍。所以，当他带着其技能进入新教区时，除非他有能力租种年租金为10英镑的土地——这对仅有劳动力的人来说当然无法办到，或向治安推事缴纳让其满意的保证金；否则，无论他多么健康与勤勉，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随时都会让他迁出。治安推事可以自由裁定保证金的数额，但不会低于30英镑。法律规定，购买价值不足30英镑的世袭不动产者不能取得户籍，因为30英镑保证金显然不够。以劳动维生的人没有能力缴纳30英镑的保证金，其实治安推事要求的数额往往比这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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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被《济贫法》剥夺的劳动流动自由，政府又想出了发证书的办法。威廉三世第八年和第九年的法令规定：无论何人，如果他持有其教区颁发的证书，上面署有该区委员和贫民管理人的名字，并经两名治安推事认可，同时注明任何教区都有义务收留他，那么他移居的教区就不得以他可能成为负担的借口而令其迁出，只有在他真正成为负担时才可以令其迁移。假如他被迫从新教区迁出，那么，其发证教区将有义务负担其生活费和迁移费。同时，为了使持证者迁入的教区获得最大安全，该法令还规定移居者要取得户籍，必须租种年租金为10英镑的土地，或者自行为教区服务并满一年。但这样他就不能通过提交报告书、被雇、做学徒或缴税等方式取得户籍。另外，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第一号法令的第十八条规定持此证书的人，其佣工或学徒都不能在其居住的教区取得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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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伯恩博士富有远见卓识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被《济贫法》剥夺的劳动流动自由而言，发放证书的办法对它到底有几分恢复。他说：“教区当然可以找出种种理由责令新来者交出证书。持证而来的人想要通过做学徒、被雇、提交报告书或缴税等方式获取户籍是行不通的，而他们的学徒以及雇工也没法获取户籍。假如他们变成负担，他们居住的教区当然明白把他们迁到哪儿去，而原教区便要负担他们的迁移费及迁移期间的生活费。要是他们因病不能迁移，那么发证教区也要担负起他们的生活费。如果没有证书，这些都无从谈起。但迁入教区责令他们交出证书，与原教区一般不肯发给证书的理由相同。拥有证书的民众很可能被迁回，而当他们迁回时境况要比从前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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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泰德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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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著名的格林斯泰德咖啡馆里，绅士们非常关注喝咖啡的各种细节，包括环境布置、咖啡制作、器皿搭配等。他们衣着考究，谈论着文化和时事，看上去非常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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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博士似乎在说，贫民要迁入的教区应该要求上交证书，而贫民要迁出的教区则不应轻易发放证书。这位极富才智的作家在其著作《济贫法史》中说，发放证书的办法存在很多残酷的事实。它赋予教区职员将贫民终身幽禁起来的权力，虽然贫民不适合在取得户籍的地方继续居住，而他所要移入的地方对他是那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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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证书只能证明持证者所属的教区，并不能证明持证者的操行，但该证书完全是由教区职员自由裁决是否发给和收缴。有人曾建议高等法院命令由教区委员和贫民管理人来签发证书，但高等法院以理由过分离奇拒绝了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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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由于英格兰的居住法限制无证贫民的流动劳动。故在英格兰，即使相距不远的两地，其劳动价格也很不相同。健康勤勉而无证的单身者，有时的确可以因其他教区的宽容而获得居处，但是，有家庭的人这样做就不免被大多数教区斥逐。而如果单身者后来结婚，他也同样会被驱逐。因为英格兰存在居住障碍，所以一个教区的劳动力不足便不能由其他教区过剩的劳动力来补救。在没有居住障碍的国家，大城市附近或急需劳动力的地方的工资有时要高，而距离这种地方越远，工资便越接近国内的一般水平。但英格兰各地的工资，有时突然产生令人疑惑的差异，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与超越国家间由高山或海湾构成的自然界限相比，英格兰贫民要超越教区的人为界限更加困难。这些自然界限会使不同国家的工资率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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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一个无罪的人迁出其愿意居住的教区是有害自由和正义的。虽然英格兰的普通民众渴慕自由，但他们也从来不曾正确了解何为自由，他们在这一百年间甘受压迫而不图补救。有思想的人有时也认为民众不满《居住法》，但《居住法》不像搜查票那样成为大家公开反对的对象。搜查票无疑有害，但它却不像《居住法》那样产生普遍的压迫。我敢断言，现在40岁以上的英格兰贫民几乎都受过这种荒谬的《居住法》的残酷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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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的英国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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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一个绅士文化浓郁的国家，19世纪的英国绅士们出行爱好乘马车，坚固的车身、体面的车夫、俊美的马匹都是身份的表现。图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新古典主义画派代表画家提索特描绘的一位出行的英国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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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通过全国性的普通法律来规定工资，后来便遵循各州治安推事的特殊命令规定工资，但现在这两种办法都不用了。伯恩博士说，四百余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应该废止把不允许仔细限定性质的东西硬作精细厘定的做法。假如同行工人都领取同样的工资，那么竞争会停止，而技能或发明才能也将没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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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个别法案企图规定个别行业和地方的工资。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规定：除国丧场合，伦敦及其附近5英里以内的裁缝业者，其日工资不得超过2先令7便士，而其雇工所获取的工资也不能超过这个金额，违者将被处以重罚。在规定雇主和雇工的关系时，立法当局向来都偏向雇主。因此，对雇工有利的法规是正当公平的，而对雇主有利的法规一般不正当、不公平。比如，法律规定某些行业的雇主必须使用货币，而不得使用货物来支付工资。这条完全正当公平的法律并不会给雇主带来麻烦。它要求雇主改用货币支付法，而这正是他们乐意使用的方法，这一法律自然有利于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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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却对雇主有利。当雇主为降低劳动工资而联合时，他们通常会达成一项秘密协定或同盟，相约不得支付超过定额的工资，违者惩处。假如劳动者也联合起来对抗，约定不许接受低于定额的工资，违者惩处，那么法律就会严厉制裁劳动者。如果法律真的公平，那么就应该对劳动者和雇主一视同仁。但是，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律却赋予了有利于雇主的法令，它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劳动者时常抱怨这项法律将最有能力、最勤勉的劳动者视为普通劳动者，这种抱怨完全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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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骰子的贵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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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法国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随处可见人们围坐在一起赌博，法国贵族妇女们被奢靡的宫廷生活和好脾气的男人们宠坏后，更喜欢在赌桌上进行豪赌。图为17世纪法国画家乔治·德·拉·托尔的画作，描绘了一群贵妇正在玩骰子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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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商人的利润常通过制定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来确定。据我所知，这种旧习惯唯一的遗迹便是现在面包的法定价格。存在同业公会的地方，规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或许恰当。但在不存在公会的地方，竞争对物价的调节作用要远大于法定价格。乔治二世时期，政府制定了确定面包价格的办法，不过，因为法律上的缺陷，它无法在苏格兰实行，直到乔治三世第三年才矫正。但在苏格兰，以前没有实行法定价格的地方，也没有明显的不便，而至今仍然实行法定价格的地方也不见得便利。在苏格兰大多数城市，都存在自称具有排外特权的面包业公会，只是没人严密保护这一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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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在不同用途上的劳动与资本上的工资率和利润率之比例，似乎不受所属社会贫富状态的影响。公共福利的变革影响一般工资率和利润率，但对所有不同用途必有相同的影响。因此，不同用途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必然相同，至少在长时间内不会因公共福利的变革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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