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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麦根斯氏统计，在输入欧洲的金银中，如果金的数量为1盎司，则银的数量为12盎司。但是，由于输往欧洲的白银部分输入到东印度，因此欧洲流通的金银比例依然在1∶14至1∶15之间。麦根斯氏认为，金银的兑换比例，似乎必然与其数量间的比例一致。所以，如果不是更多的白银输出到东印度，则欧洲市场上的金银兑换比例应为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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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烟草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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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绘于1670年的油画详细描绘了烟草制作的全过程。成熟的烟叶挂在通风、向阳的谷仓里，然后通过熏干或烘干的方法去掉水分。而更高档的雪茄，则需要更精心的挑拣并小心地放入木桶里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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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麦根斯氏的这种推算法是荒谬的。如果市场上一头牛的价格等同于60只羊，那么市场上有一头牛就会同时有60只羊，这显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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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银数量的实际比例应该比金银的兑换比例大。如同市场上低价商品的总量以及总价值一定比高价商品大一样，就贵金属而言，银是低价商品，金为高价商品，因此银的总量与总价值大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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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欧洲人在美洲采掘银矿时，已把埋藏较浅的矿藏开采尽，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白银，就必须发掘埋藏更深的矿藏。但发掘深层矿藏会增加排空积水以及其他常备设施的费用，这将导致开采成本增加，增加采银资本的投入。所以，经营银矿的资本家如果想获得利益，就必须依靠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来获得补偿：通过银价依照正常比例增加而获得补偿；依靠银税按正常比例减少而获得补偿；一部分通过第一种方法得到补偿，另一部分则通过第二种方法而获得补偿。当然最常见的方式还是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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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采取第二种方式，即逐步递减银税无法阻止欧洲市场上银价的上升，但是，这种方式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其上升。因为减税后，以前那些因不堪重税而停止开采的矿山或许现在会继续被采掘。如此，市场上的银量肯定会增加，同时一定数量银的价值也必定有所降低。如1736年，西班牙实施降低银税措施后，欧洲市场上的银价大约降低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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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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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进程对三种原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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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原生产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无法靠劳动实现增加，但其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加而增长；第二种能根据需要有所增加，但其真实价格上升有限；第三种虽能通过劳动实现增加，但效果有限，其真实价格随增加这类产物所取得的实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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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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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原生产物的价格几乎无法依靠人类的劳动而有所增加，因为这类物品的产量，不会由于人类的劳动而增加，而且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其容易腐坏，不易保存。这种原产物就是稀有的鸟类、鱼类以及各种野禽、野兽和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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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地改良进程的发展以及人类财富的增加，人们对这种物品的需求肯定会增加，然而其供应量却无法依靠人类的劳动而增加，因此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因供不应求而逐渐增加。比如山鹬，即使其价格上升到每只20几尼，人类也无法依靠劳动使其产量增加。在古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代，人们为什么会为珍贵动物出极高的价格，就是这个原因。而且这种物品的高价格，并非当时银价下跌所致，而是人类的劳动无法使其产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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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罗马共和国没落之前的数年间，其国内白银的真实价值要比现在欧洲许多地区都高。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罗马共和国国内每夸特小麦的价格约为21先令。与此相比，尽管英国小麦的品质低于罗马，但距今不久的英国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却为每夸特28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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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博物学家普林尼的记载，塞伊阿斯花了将近6000塞斯特斯（合英币50镑）购买了1只白夜莺，阿西尼阿斯·塞纳花费了近8000塞斯特斯（合今日英币66镑13先令4便士）购买了1尾红鱼。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这些物品高昂的价格使我震惊。然而普林尼所记载的这个价格，在我看来似乎仍然比实价低1/3。所以，这两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交换的劳动量，比其名义价格要高1/3。也就是说，塞伊阿斯在购买白夜莺时所支付的劳动支配权，约等于现在的66镑13先令4便士；阿西尼阿斯·塞纳在购买红鱼时支付的劳动支配权，约等于现在的88镑17先令9 1/3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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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物品之所以如此高昂，并不是因为银价低廉，而是由于罗马剩余劳动产品过于充足，从而导致人们有能力去争相购买此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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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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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尚处于蛮荒未垦的时代，人类对第二类原生产物（有用的动植物）的需求随着人类自身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其中，尚未开发的部分对人类几乎毫无价值。随着土地的逐渐开垦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第二类原生产物又被迫让位于对人类更有利的种物。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此类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而其需求量却日益增加。于是，其真实价值亦随之增加，以至于它与人类从肥沃而利于耕作的土地上得到的出产物一样不相上下。但是，一旦达到这一高度后就很难再增加，否则就会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投入到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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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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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埃及文化的命脉，尼罗河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有着富饶的沿岸。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种植小麦、棉花、水稻、椰枣和谷物，驯养水牛、骆驼等动物供食用以及货物运输。早期商业兴起之后，尼罗河还是一条天然的商路。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都是埃及文明得以繁荣与稳定的基础。因此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图为尼罗河穿过埃及首都开罗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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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人们觉得开垦土地生产牲畜、牧草和种植粮食一样有利可图时，牲畜的价格就不能再上涨，否则将有更多的谷田被转化为牧场。相反，减少野生牧草的数量来扩大耕地，必将减少自然生长的家畜肉量。同时，那些谷物持有者的数量也会相应增加，最终导致家畜肉的需求增加，于是，家畜肉价逐渐上涨。同理，牲畜价格的上涨使人觉得种植牧草和生产谷物一样有利可图。所以，牲畜价格不断上涨的现象通常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晚期。伦敦与合并之前的苏格兰也是如此。伦敦周边地区的牲畜价格在17世纪初期就已经达到极限，但相对较僻远之地尚未达到如此高度。如果苏格兰的牲畜只销往内地，其价格也不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在第二类原生产物中，其价格最先上升至极限的就是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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