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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古代奴隶耕作者之后，逐渐兴起了一种农民，即被今日的法兰西称为“分益佃农”的一种农民，拉丁文叫做ColoniPartarii。因其在英格兰早已被废止，所以其英文名称我不知道。在这种制度下，地主提供给这种农民种子、牲畜、农具，总之为他们提供耕作所需的全部资本。但农民离去时，这些提供的资本必须归还给地主。土地出产物在留出被认为是维持原有资本所需要的部分之后，剩余部分便由地主与农民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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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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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兴起，以及工业革命对生产技术的颠覆，欧洲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渐渐瓦解。19世纪，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寻求全新的工作。图为几个爱尔兰农民正在招工市场寻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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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分益佃农耕作制度下，土地仍然不能得到很大的改良。因为地主不必花费任何费用即可享受一半的土地生产物，而留归分益佃农的部分并不多，分益佃农不会用自己节省下来的、极为有限的节余来对土地进行任何改善。教会征收的什一税，虽然看上去不过占去了土地生产物的1/10，但这已对土地的改良产生了极大的阻碍。而抽去土地生产物半数的课税，一定是土地改良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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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分益佃农之后形成的农民，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的资本进行耕作，但要给地主缴纳一定数额的地租。这种农民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们有时会觉得投入一部分资本来改良土地，对自己更为有利；因为他们希望在土地租期未满以前，不仅投入的资本可以收回，并且还能获得极大的利润。不过，即使是这种农民的借地权，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极不稳定的，如今欧洲许多地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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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农民除必须给地主交纳一定数量的地租之外，还必须为地主提供各种劳役。这种劳役既没有明确规定于租约内，也不受任何规定的支配，只要地主需要，农民就得随叫随到。这种完全没有规定的劳役，使农民苦不堪言。苏格兰把这种全无规定的劳役废止之后不到几年，国内农民的生活境况就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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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国家提供的各种公役，并不比为地主提供的私役少。农民对国家所缴纳的税项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程度与劳役不相上下。耕作者在这些对农民明显不利的政策之下，很少愿意去改良土地。这一阶级的人民，尽管在自由、安全等权益方面受法律保障，但在改良土地等方面却处于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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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不合理的政策之外，古代欧洲的政策尚有其他不利于土地的改良与垦作之处，不论进行改良和垦作的主体是地主还是农民。第一，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规定，未经允许，谷物输出一律禁止；第二，通过实行垄断、禁止零售、囤积等一系列错误的方法以及确立集市市场的特权，限制谷物甚至各种农产物的内地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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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谷物输出和奖励外国谷物输入，就是以上述方式阻碍土地变得更为肥沃，并且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农业耕作发展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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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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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勃兴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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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崩溃后，君主对城市居民征收人头税，并以赋税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以纳此税为条件的其他各种赋税也随之形成。对君主缴纳固定税费的城市成为自由城市，市民即为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自由城市和自由商人推动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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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居民的生活状况并不比乡村农民好。不过，那时候都市中的居民与古代希腊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等国的居民极为不同。在这些古代共和国中，地主占居民数量的多数，他们分别占有公有土地，房屋毗连，并环以围墙用于共同防御外敌。而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地主却是多散居于各自领地的城堡庄园内，住在各自拥有的佃农及属民之中。城镇中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们处于一种被奴役或是接近奴役的境遇之中。从古时各国宪章所赋予欧洲各主要都市居民的权利中，就可充分看出他们在没有取得这些权利以前的生活处境。这些宪章赋予了人民以下的权力：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经领主许可；第二，在死后，其财物可由子嗣继承，不由领主领取；第三，死后的遗产，可遵照自己的遗嘱处置。这些权利充分证明了，都市民众与农村耕作者处于几乎一样或全然一样的奴役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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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都市中的居民其处境是如何卑贱，与乡村中的耕作者相比，他们还是能够较早地获得自由与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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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的那种重要权利，即嫁女自由权、儿女继承权与遗嘱权，通常随着这种权利一同赋予给特殊都市的一般市民。那些权利，是否通常会伴随着贸易自由权而赋予作为个人的个别市民，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许的确如此，但我拿不出证据来，但我想是有这种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他们身上已经被解去了贱奴制度及奴隶制度的主要属性，至少从这个时候起，他们享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这个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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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们通常还设立一种自治机关或团体，这一机关或团体有权推举市长、设立市议会及市政府、颁布法规、修筑城堡以自卫，用军事纪律来迫使居民熟悉战事和担任守备。如果遇到敌人的进攻或其他意外事情发生，都市所属的居民必须不分昼夜以尽防卫责任。在英格兰，他们通常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辖，除公诉之外的所有诉讼，都可由市长判决。在其他各国，市民所得的裁判权通常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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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时期，由于都市民军的力量并不弱于乡村民军，且一旦有事，将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聚集，所以都市中的居民通常在与当地领主发生争议时占据优势。在意大利、瑞士这些国家中，各个都市或是由于距离首府所在地很远，或是由于自然条件，或是由于其他缘故，君主已不能完全对这些都市进行管辖。于是都市便逐渐成为独立的民主社会，并征服当地贵族，迫使贵族富豪拆毁城堡，而像其他平民那样居住在都市中。伯尔尼民主国和瑞士的其他许多都市的简史，皆与此类似。在12世纪末至16世纪初，意大利除威尼斯外，各个民主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屡起屡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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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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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制经济是西欧中世纪农村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它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最初普遍采用劳役地租。其土地分为领主自营地、农奴份地和自由农民份地三部分，国王、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都是庄园领主。14世纪后因生产力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渗透，庄园开始衰落。图为庄园制兴盛时期的葡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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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乡村耕作者依然受到贵族的种种压迫和奴役时，在都市中已经建立起了具有良好秩序的政府，民众的个人自由与安全得到了确保。此时，处于无力自卫状态的人，自然会满足于仅能够维持自身生活的生活资料。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拥有更多的财富，只会招来压迫者更为苛酷的压迫和索求。相反，当他们能够独自占有所有的自己辛勤劳动所得的产物时，即确有亲自享受的把握时，他们自然就会努力改善自身的糟糕处境，不仅要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且还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娱乐品。因此，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为目的的产业，在都市建立的时期，要比在农村建立的时期早得多。在贱奴状态下受领主钳制的贫穷农民，一旦稍有储蓄就会立刻储藏起来，以免被领主发现而据为己有；而且一旦有机会，农民就会携带不多的财产逃往都市。加上当时法律对市民是如此宽纵，同时又很希望能削减领主对农民的权力，所以农民只要逃往都市后，一年内不被领主抓到，那么他就获得了永远的自由。所以，勤劳的乡村居民有了积蓄，自然会逃到都市中来，把都市看做他们唯一安全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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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佩尔山的割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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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的法国，城市和农村的社会角色开始大变革，整个国家迅速地现代化，城市也加速实现工业化。文明、进步的北方和布满农庄和农民的南方，形成泾渭分明的态势，各大区之间几乎没有人口的流动。图为法国画家莱尔米特的画作《圣佩尔山的割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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