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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的盛行，使欧洲各国都极尽所能地研究在本国累积金银的方法，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成效。为欧洲提供这类金属的主要矿山，大多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占领，而这两个国家曾以苛重的关税或最严厉的刑罚禁止金银输出，他们希望以此能保持国家财富。以前，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都采用过类似的禁令，作为保持国家财富的政策。让人意外的是，在古代苏格兰某些议会法案里，也曾以重刑禁止金银输出国外；古时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也曾采用过相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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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措施同样无效。因为当这些国家发展成商业国时，这种金银禁令就会让商人们感到不便。商人用金银向其他国家购买所需物品，输入到本国或运往别国时，往往比用其他任何商品作为媒介更为便利，因此商人反对这种妨碍贸易的金银输出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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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以下几种观点来反对此种禁令。第一，因购买货物而向外国输出金银，未必会减少国内的金银量，相反，数量还有可能增加。托马斯·孟把这种国外贸易的作用，比喻成农业的播种期和收获期：“当人们只看见农夫播种时把大量优良谷物播撒到土里去，一定会把他看成一个疯子；但当人们看到他收获更多谷物的时候，才会发现他的行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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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钱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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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时期与封建制时代不同，此时土地这种固定资本在经济体系中起相对次要的作用，而货币这种流动资本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就是要获取金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量的造币厂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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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些禁令并不能真正阻止金银的输出。因为金银体积小、价值大，很容易向国外走私，只有适时地注意全国的贸易差额，才有可能防止其发生。当一国输出的货物价值大于输入的货物价值时，那外国欠它的差额，必然以金银偿还，如此，国内的金银量就有了增加。相反，当输入的货物价值大于输出的货物价值时，它欠外国的差额也会以金银偿还，那国内的金银量就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禁止金银输出，不但不能有效阻止，反而会再增加一笔费用。因为在此禁令下，汇兑对有逆差的国家更不利；购买外国汇票的人，不仅要承担运送货币的风险、周折与费用，还要对因禁止金银输出而产生的意外风险付出代价。对一个国家来说，汇兑与贸易差额的不利因素成正比。贸易逆差国家的货币价值，相应地比贸易顺差国家的货币价值低得多。以英、荷两国间的汇兑来说，若汇兑时须以英银105盎司购买荷银100盎司的汇票，那么就是有5%不利于英国；英银105盎司只能购得价值荷银100盎司的荷兰货物，相反，荷银100盎司却能买到价值英银105盎司的英国货物。这种汇兑的差额，造成售给荷兰的英国货物价低，而售给英国的荷兰货物价高；英国货物所换回的荷兰货币少，而荷兰货物换回的英国货币却多得多。因此，贸易差额必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利于英国。为了弥补差额，英国只能把大量的金银输往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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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这些观点中，有些有道理，但有些却毫无道理。其中，认为贸易上的金银输出往往有利于国家，以及禁令不能防止私人金银的输出，这两个观点都正确。毫无道理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第一，需要政府关心的是保持或增加本国的金银量，而保持或增加本国其他有用的商品量却不重要，因为自由贸易自然能确保这些商品的供应量；第二，汇兑的高价，必然导致更多的金银输出，加深贸易差额的不利程度。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高价对欠外国债务的商人极不利，他们要以高得多的价格，付给银行金银购买外国汇票。不过，虽然银行会索取额外费用，却未必会向外国输出更多货币。因为这种费用通常是在国内支付，不会在汇出的数目上有所增加。商人面对汇兑的高价，自然会尽量平衡他们的输出与输入以缩小支付额。还有一点，汇兑的高价必定会起到类似课税的作用，因为它使外货的价格增高，人们自然就会减少此种消费。因此，汇兑的高价，不但不会增加所谓的贸易逆差额，反而有可能减少，从而金银的输出也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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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法国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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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纪是欧洲的重商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与封建制发达的时代不同，土地作为固定资本在经济体系中起相对次要的作用，而货币这种流动资本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时人们相信货币可以在流通中增值，因此随着对货币需求量的增大，钱币制造厂迅速增加，并且制造工艺和效率也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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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商人向国会、王公会议、贵族和乡绅们陈述的这些观点，仍让听取的人深信不疑。贵族及乡绅从经验中得知，国外贸易对国家的富强是有利的，但其富国的本质，他们却不清楚；商人虽然明白国外贸易如何让自己富裕，但是却不关心国外贸易如何让国家富裕。商人只有在请求国家修订国外贸易法案的时候，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必须陈述国外贸易的有利因素和现行法案是如何影响贸易发展的。他们会向负责此法案修订的官员说，国外贸易本可以带货币回国，但现有的国外贸易法，却使带回来的货币变少。这种说法让官员们有所触动，于是商人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英格兰和法兰西的金银输出禁令不控制外国铸币和金银块的输出，仅以本国铸币为限；而荷兰和其他一些国家，金银输出禁令甚至包括了本国铸币。政府从对金银输出的监视，扩大到对贸易差额的监视，并且把贸易差额看做是唯一能引起国内金银量增减的原因。托马斯·孟所撰的《英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一书，成为英格兰和其他一切商业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准则。而国内贸易，特别是那种投入同量资本却能产生最大收入，又能使本国人民获得最大就业机会的贸易，却仅被视为国外贸易的辅助。理由是国内贸易既不能把货币从外国带回来，又不能把货币从国内带出去。因此，除非国内贸易的盛衰已经对国外贸易的状况产生了间接影响，否则它就不可能使国家的富裕程度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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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葡萄的国家，必须向外国交换葡萄酒；没有金银矿的国家，也只能从外国取得金银。政府不必因此去注意某一物品的缺少，因为一个有实力的国家，总能获得它所需要的物品。金银必须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这和其他商品相同，而其他商品也是以金银为价格。我们完全相信，自由贸易即使不被政府关注，也会给我们提供所需的葡萄酒；同样的道理，自由贸易也总会按照人们的购买能力、使用程度，提供给商品流通或其他用途所需要的全部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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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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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西北岸，这一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使它与拜占庭帝国及伊斯兰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活动，是中世纪连接西欧与近东地区的重要枢纽。因此从9世纪开始，威尼斯的经济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到13世纪末已经是全欧洲最繁荣的都市。在势力与财富最巅峰的时期，威尼斯拥有近40 000名水手和超过3000艘船，并且主宰了中古时代的商业活动。图为18世纪威尼斯的繁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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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国家，人们通过劳动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都会按照有效需求，进行自我调节。因有效需求而发生的这种自我调节，在金银这种商品上体现得最容易、也最准确。原因是：金银体积小、价值大，很容易从不同的地方运送；从廉价的地方运到昂贵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运到尚未达到有效需求的地方。例如，如果英格兰本国所拥有的黄金未达到有效需求，那么就可以用一艘客货两用的邮轮，从葡萄牙的里斯本或其他地方运来50吨黄金，这50吨黄金可以铸成500万几尼；但如果有效需求需要同等价值的谷物，以5几尼换1吨谷物计算，这批100万吨的谷物，需要1000艘载重1000吨的船只才能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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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一国所拥有的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无论政府怎么控制，都无法阻止其向外流出。即使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实施了严厉的刑法，也无法阻止金银外溢。因为这两个国家，不断从秘鲁和巴西输入金银，造成国内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使其金银价格比邻国低。另一方面，某国的金银量供应未满足有效需求，那么就会使金银的价格抬高到别国之上，这时用不着政府操心，自然会有金银从价低的国家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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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体积的关系，有许多商品不能随意由货源充足的市场，转移到存货不足的市场，但金银的转移却很容易。金银的价格虽不像其他大部分商品会因存货过多或不足而不断变动，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变动大都是缓慢而渐进的。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金银的价格，从而使其他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也有明显改变，除非发生一些类似发现美洲的事件，才能给商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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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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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是中世纪中后期最早出现银行的地区之一。当时的银行主要的放款对象是政府，因带有高利贷的性质无法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要求。随着海外贸易公司的出现，股份经济产生和发展起来。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规模巨大的股份银行纷纷建立，成为资本主义银行的主要形式。图为19世纪的威尼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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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假如一个国家缺乏金银，其补充难度定然小于普通商品。如果工业制造的原料不足，那么工业必然面临瘫痪；如果粮食不足，那么人民必然会忍饥挨饿。但如果货币不足，则可考虑以物易物的方式；还可以先赊账，等到了月底或年底再结算；甚至可以用一定量的纸币来加以弥补。第二、三种方法比第一种方法方便，特别是第三种方法，有时还会带来一定利益。因此，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任何国家的政府部门都无须把注意力放在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