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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金银具有耐久性，只要停止输出，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累积，就会使国家的财富飞速增长，而可消费的物品却常常容易损坏。因此，以耐久的金银交换那些易损坏的物品，是最不利于国家贸易的。可是，拿我国的铁器来讲，同样是极耐久的商品，如果停止输出，可能也会在一定时期累积起来，使国内锅釜的数量猛增。但是，如果用法国的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铁器，却往往不会被看成是不公平的贸易。因为我们知道，锅釜是用来烹调需要消耗的食物的。如果食物的数量增加了，只要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来购买锅釜，或增加制造锅釜的铁工就行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铁器的实际用途必然会限制它的数量。同样的，所有国家的金银储存量都受限于这类金属的实际用途，通常是铸成货币使用或制成器皿放在家里。不管是哪个国家，铸币量都受国内流通商品的价值支配，一旦商品的价值增加，就会有部分商品在短时间内被运到国外，换取为商品流通所必须增加的铸币量。另外，贵族的数量与拥有的财富支配着国内金银器皿的数量。贵族的数量与财富增加了，部分增加的财富就可能会拿去购买更多的金银器皿。但是，如果让贵族置备多于他们所需的厨房用具，却是非常荒谬的。一个国家以输入或保留超过它需要的金银量来增加国库，同样也是荒谬的。把钱用来购买多余的用具，必然会让家庭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减损；储存多余的金银，也必然会减少用于衣、食、住、行和维持人民生计的物品。如果想增加金银的数量，那么增加金银的用途，增加可以用金银来流通、支配和制造的可消费物品，就一定能达到。一个国家的金银累积超过其所需的数量后，金银闲置带来的损失与金银运输的容易这两个因素，使得任何严厉的法律都无法防止其输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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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长板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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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港口城市地处欧洲贸易枢纽位置，在中世纪成为了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各国商贩将云集于意大利，将五花八门的金属货币带到这里。这些金属币品质、成色、大小各不同，兑换起来有些麻烦，于是就出现了专门为商人鉴定、估量、保管、兑换货币的人。按照当时的惯例，这些兑换人总是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办公，久而久之就被商人们称为“长板凳”（Banco）。通过将暂时闲置的资金放贷，这些“坐长板凳的人”逐渐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成为了最早的银行家。后来英国人借用意大利语的“长板凳”，在英语中创造出“银行”（Bank）一词，作为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名称。之后，银行的概念便在全世界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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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对外战争时，要维持远遣的海陆军，不一定就得累积金银。因为维持海陆军的是可消费的物品，而不是金银。国内产业的年产物，即本国土地、劳动、可消费资本一年的收入，就是在外国购买可消费的物品的条件。有这个条件的国家就能维持远遣的海陆军对遥远国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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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不同的途径可购买远遣海陆军的粮饷：第一种，把部分累积的金银运往外国；第二种，把部分制造业的年产物运往外国；第三种，把部分常年原生产物运往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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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称为将一国累积或贮存的金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流通的货币；第二，私人家中的金银器皿；第三，经多年节俭而聚存于国库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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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流通货币不可能有多大的剩余，所以金银很少能从这一方面节省下来。在所有国家，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来流通货物，和将货物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但严禁使用超过必要的数量。虽然流通的渠道会吸引充足的货币额，但是一旦饱和就不能再容纳。不过，在对外战争的情况下，会有大量的人遣往国外，就会造成国内所要维持生活的人数减少。既然国内流通的货物减少，那么为流通货物所必需的货币也必然会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通常就会发行大批纸币，如英格兰的财政部证券、海军部证券和银行证券。用纸币代替流通的金银，国家就能将节约下来的较大数量的金银运往外国。如果对外战争费用巨大，用时较长，那仅靠以上的办法来提供资源，就无法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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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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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的入海口隔北海与欧洲大陆的莱茵河口遥遥相对，向欧洲最富饶的地区打开了一条直接航运的通道。在英国历史上泰晤士河流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的政治家约翰·伯恩斯曾说泰晤士河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因为它是一部流动的历史”。图为伦敦附近的泰晤士港，繁忙的船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强大的贸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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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次英法战争开始时，法兰西曾熔解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使用这种办法，更无济于事，因为从这方面所得的利益还不足以补偿重新铸造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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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历次对外战争，都是历史上费用最大的。仅依靠流通货币、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或国库财宝的输出提供费用的情况已不多见。在前次和法国的战争中，英国花费了9000万镑以上。这些钱中的7500万镑来自新募的国债，还包括每镑土地税附加2先令的附加税，以及从还债基金中每年借用的款项。这笔费用中有2/3以上，用在了德意志、葡萄牙、美利坚、地中海各口岸、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这些外国地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国内流通的金银不超过1800万镑。但自从近期金币改铸后，大家才知道以往的估计太低。因此，假定我国的金银量合计有3000万镑，根据这个统计，在六七年内至少曾两次把这3000万镑全部运出运回。做这个假设，就是为了证明政府没有必要注意货币的保存。正是根据这一假定，让我们知道国内的全部货币曾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里毫无影响地有了往返。有资力换取货币的人感觉不到货币缺乏，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货币的流通并不会比平常少。在整个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战争快要结束时，对外贸易的利润一定会比平常大。于是，同前面所谈到的一样，英国各口岸就会出现营业过度现象，接着这种现象又因为货币稀少而让人产生不满。但是，通常拥有换取金银的能力的人，一般都能以他们的能力换取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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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次战争的巨大费用的来源，主要是靠英国某种商品的输出，而不是靠金银的输出。如果一个商人汇款至外国，他就会在国外来往通汇处出一张期票，为了支付这张期票，他必然会把商品运出国外。如果那个国家需要的不是英国的商品，那么他就会想方设法把这些商品运往其他国家，购买一张期票来付清所欠那个国家的款项。凡是运金银出国，很难得到什么利润；可是把商品运往有利于销售的市场，必然会取得相当的利润。因为把金银运往外国购买商品时，商人可以得到的利润不会来自商品的购买，而是来自回去以后的售卖。如果他只是为了还债而运出金银，无法换回商品，那就得不到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不用输出金银而用输出商品的办法来偿还外债。我们在《英国现状》中看到，上次战争期间，英国没有运回任何回程货物，只是输出了大量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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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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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位于英格兰东南，自西向东流经伦敦，最后注入北海。它是英格兰最长的河流，也是全世界水面交通最繁忙的都市河流之一。泰晤士河水位稳定，流速较缓，河宽水深，腹地经济发达，极富航运之利，是英格兰工商业与贸易的命脉之一。图为当代的泰晤士河，其右侧的建筑群便是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伦敦金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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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大商业国中，一定有大量金银交替地输入和输出，用来经营国外贸易。这种金银被看做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它们灵活地在各商业国之间流通。流通本国境内的商品支配着货币的流动及方向，流通于各国间的商品则支配着大商业共和国货币的流动及方向。不论是货币还是金银，它们都是用来便利交换，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一个则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在上一次战争中，也许曾动用这大商业共和国货币的一部分来进行支付。因为，交战国军队所需的粮饷都要在交战地点周围及邻近国家购买，所以它在战场周围流通得更多。正因为这样，无论英国每年使用了多少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一定是用英国商品或是以英国商品换取的其他物品来购买。所以，总的来说，只有商品或者是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才是一个国家能够维持战争的基本资源。我们可以断定，一定是巨额的年产物才能支付这样大的费用。例如，1761年的战争费用便在1900万镑以上。每年这样大的费用，仅靠金银的累积是不能够维持的。即便是金银，它的年产额也不能维持这样大的开销。据可靠统计，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每年通常不会超过600万镑，有时甚至还不够支付上次战争4个月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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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军队派往遥远的国家，它的粮饷只能在远地购买。要购买这些东西一定要输出很多商品。而最适合输出的商品，应该是体积小、制造精巧，但价值却很大的工业品。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大量金银输出，但每年能大量生产此种剩余制造品输往外国，所获取的利益也能长久支撑一场费用巨大的对外战争。当然，每年的剩余制造品会因战争输出很大一部分，给商人带来了利润，但没给国家带回任何利润。因为政府要在外国购买军队的粮饷，就得向商人购买外国期票。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剩余制造品的输出仍可带回利润。战争期间，政府为了付清为购买军队粮饷而出售的期票，就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运往外国。国内的某些消费品是向外国购买的，这些商品一旦消费掉，仍须向外国购买，因此政府又要求制造业生产商品运往外国，然后去换购这些商品。根据上次战争期间和在战后一段时期的不同状况来看，英国制造业的许多部门，在破坏性最大的对外战争中往往会极度繁荣，一旦恢复和平又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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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地原生产物的输出，来维持时间长、费用高的对外战争是不合适的。第一，原生产物运往外国以购买军队的粮饷，所产生的费用太大；第二，一般国家所产的原生产物，除去维持本国居民生活所需的那部分，就没有多少剩余了。如果把大量的原生产物输往外国，就会剥夺人民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制造品的输出就不同了，因为制造业输出的只是产品剩余部分，而制造工人的生活资料仍保存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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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英国国王无法经常进行长期对外战争，因为当时英国可以用来购买远地军队给饷和食粮的，仅仅只有土地原生产物和最粗陋的制造品。国内要消费大量的原生产物，就节省不了多少；如果将粗陋制造品和原生产物输出，则运输费用又过高。他们无法长期对外作战，并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缺少比较精巧的工业品。商业和制造业都不发达的国家，君主一旦遇到非常事件，是很难得到臣民援助的。以前的君主都尽量积累财宝，以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即使没有这样的情况，君主也过着简朴的生活，不受虚荣心的支配。他们的消费一般用于赏赐佃户、款待家臣。据说查理十二世有名的同盟者——乌克兰哥萨克酋长马捷帕的财宝就有很多；梅罗文加王朝的法兰西国王都有不少财宝，分封儿子时，也把财宝分给他们。新旧朝代交替时，为获得继承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掠夺前王的财富。在先进的商业国家，往往没有必要累积财宝，因为他们一旦遇到非常事故，会很容易得到臣民的特别援助。他们受到虚荣心的支配，用相当多的费用把宫廷装饰得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这样不仅不能累积财富，反而会累及那些用于重要用途的基金。所以，欧洲一些君主的宫廷，同样适用于德西利达斯曾说过的关于波斯王宫的话：“他在那里只看到许多富丽的东西，看不到什么力量；看到许多奴婢，看不到几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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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的输入，不是国外贸易让一个国家得到的主要利益和唯一利益。经营国外贸易会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第一，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第二，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利用这个办法，给国内消费不了的劳动产品开拓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他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增加年产物。这样不但让工艺或者制造业部门的分工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