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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一词源于意大利语，意为大客厅，法语引申为贵妇人在客厅接待名流或学者的聚会。与英国贵族不同，法国贵族喜欢群聚和沙龙。第一个举办沙龙的是法国贵族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1588—1655年，“德”是法国贵族的标志），她因厌倦烦琐粗鄙的宫廷交际，但又不愿意远离社交，于是在家中举办聚会。18世纪以后，沙龙谈论的话题出现激进的思想，沙龙被称为“革命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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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甲、乙两国间的贸易，就与此性质相同，即甲国输往乙国的货物为国产商品，乙国输往甲国的回程货则为外国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以商品偿付，彼此的贸易额仍然是平衡的。两国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享有利得，从此贸易中取得最大利益的，是只输出国产商品的甲国居民。例如，法国输往英国的是本国生产的国产商品，但英国却没有法国所需要的国产商品，无奈只能以大量的外国货物（如烟草与东印度货物）来偿付。这种贸易虽也能给两国居民提供若干收入，但给英国居民所提供的收入，肯定没有给法国居民所提供的多。法国投在此次贸易上的资本，全部都分配给法国人民。但英国投在此次贸易上的资本，只有用来生产英国货物与外国货物交换的那部分资本，是分配给英国人民的；其大部分资本都是用来补还弗吉尼亚、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并给这些遥远国家的居民提供了收入与生计。即使英、法两国所投资本相等或几乎相等，但法国资本的使用给其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国资本的使用给其人民所增加的收入多得多。因为法国所经营的，是对英国的直接消费品的国外贸易；而英国所经营的，是对法国的迂回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前面已经详细地说明过，这两种国外贸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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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国间的贸易，可能既不会双方全为国产商品的交换；也不会一方全为国产商品，一方全为外国货物。几乎所有国家间相互交换的，都是一部分国产商品、一部分外国货物。不过，国产商品比外国货物的交换品比例大的国家，总是主要的利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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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每年英国用金银来偿付法国输入品，那么贸易额便是不平衡的，因为不是以商品偿付商品。实际上，这种情况也能给两国人民提供若干收入，只不过给法国人民提供的要比给英国人民提供的多。英国人民能从中取得收入，是因为生产英国商品以购买金银而投下的资本，即在英国部分人民间分配，给他们提供收入的资本，也可因此而补还。和输出其他任何等价货物一样，输出一定价值的金银，不会减少英国资本总量。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增加英国资本总量。只有当其国外需求被认为比国内需求大，而其回程货在国内的价值大于输出品在国内的价值的货物，才运到国外去。例如，烟草在英国仅值10万镑，但输往法国后再购回的葡萄酒，在英国却值11万镑，那此次交换就可使英国资本增加1万镑。如果英国以10万镑货币所购得的法国葡萄酒，在英国也可值11万镑，则这种交换也可使英国资本增加1万镑。在酒库中有值11万镑葡萄酒的商人，比有值10万镑烟草的商人、金柜中有10万镑的商人更富裕，能推动更大的劳动量，并能给更多人民提供收入、生计与职业。但是，国家的资本等于全体人民的资本，而一国每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又等于这一切资本所能维待的劳动量。因此，大多会因此种交换，而增加一国资本及其每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从英国的利益来看，用国产的铁器及宽幅厚呢来购买法国葡萄酒，比用弗吉尼亚烟草或用巴西、秘鲁金银购买要有利得多。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肯定比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有利。但和以其他货物进行的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相比，以金银进行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不会更不利。正如无烟草国每年输出烟草不会使烟草容易干竭一样，即使是无矿产国每年输出金银也不会使金银容易干竭。有资力购买烟草的国家，不可能长期缺乏烟草；相同的，有资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也绝不会长期缺乏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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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工人与酒店的交易不公平，这跟制造业国和葡萄酒产国之间的交易性质一样。我却认为，此种贸易本身的性质和利益，与其他任何贸易都相同。酿酒家甚至小酒贩，与其他职业同是必要的部门分工。虽然贸易自由可能被滥用，但对工人大众来说总是有利的。尽管有人会因嗜酒过度而导致破产，可是无须担心一个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经验，葡萄酒低廉的原因，往往是节酒造成的。出产葡萄酒的国家，通常有着欧洲最节酒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法国南部各省人民。相反，在过热或过冷无法种植葡萄树、造成葡萄酒异常稀少昂贵的国家，酗酒才会成为普遍恶习，如北方民族、热带民族（如几内亚海岸的黑人）。据说，当法国军队从法国北部开拔至南部，从葡萄酒昂贵区域开拔至葡萄酒低廉区域后，起初也因物美价廉的葡萄酒而沉溺，但数月后，大部分士兵也像当地居民一样节酒了。以此看来，如果把外国葡萄酒税、麦芽税、麦酒税、啤酒税一律取消，降低酒的价格，可能会暂时出现英国中下等阶层人民酗酒的风气，但也许不久后就会养成一个恒久的节酒习俗。现今，上流社会中有资力饮酒的人，几乎已经没有酗酒的恶习了。此外，英国对葡萄酒贸易的限制，与其说是为了防止人民酗酒，不如说是阻碍了人民购买最物美价廉的货品。据说这种限制是为了抵制法国，照顾葡萄牙。因为对于我国的制造品销售，葡萄牙人照顾了我们，而法国人却抵制了我们。这种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为一个大帝国政治设施的原则。大商人不拘小节，只在最物美价廉的地方购买货物；只有小商人，才会把卑鄙策略看做是对待顾客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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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码头的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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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英国“大萧条”使工人的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人的工资也遭到削减。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在罢工的压力下，公司很快就同意将日工作时间从12小时减至8小时。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在全伦敦举行了游行，罢工工人要求规定最低工资限额——每小时16便士。最后，英国政府不得不第一次插手干预，码头工人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图为1889年英国工人因不满工资待遇而举行罢工的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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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原则，各国都会嫉妒与其通商的国家的繁荣，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让所有的邻国变得穷困；把别国的得利，看做是自己的损失。国际通商，本应和人与人之间通商一样，是团结与友谊的保证；但现在，却成为不和与仇恨的源泉。在本世纪与上世纪，商人和制造业者狂妄的嫉妒心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比政治家们反复无常的野心所造成的危害还大。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独占观念和卑鄙贪欲，虽然无法改正，但至少别去扰乱人民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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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人民大众只有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物品，才是最有利的。如果没有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费心去证明它反而是件很滑稽的事。但是，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在于保有自己对国内市场的独占权，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相悖。因此，在英国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对于几乎所有输入本国、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外国制造品，都课以极重的税或者禁止。对于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国家，或者说是对民族仇恨异常激烈的国家的货物输入，更是加以苛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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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邻国的财富，可使对方能够维持强大的海陆军，对我国有威胁；但和平时期的贸易中，邻国的财富，必能使他们和我们交换更大的价值，为我国产业的直接生产物或用这种生产物购进来的物品，提供更好的市场。经营同种制造业的富人，虽然会对邻近的同业者不利，但是他的花费，却能给邻近的其他人提供良好市场。此外，邻近的同业者因此减低其售价，也是对其他人有利的。相同的，富国的制造业者，肯定会成为邻国同种制造业者极具威胁的竞争者，但是这种竞争，却对人民大众有利。富国的花费，也能在其他方面给人民大众带来利益。想发财的人，一定会住在大商业都市，而不会选择穷乡僻壤。因为财富流通少的地方，取得财富的机会就少；财富流通多的地方，取得财富的机会也多。大家都应该明白，邻国的富足是本国可能取得财富的机会，在其邻国都是富裕勤勉的商业国时，想由国外贸易致富的国家才最容易达到目的。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好像就是仅靠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极不注意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正当的法律保护。近代外国通商原则以将一切邻国陷于贫困为目标，如果和它所希望的一样，那么国外贸易一定会陷入被人忽略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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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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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选自法国启蒙思想家丹尼·狄德罗编著的《百科全书》，它反映的是工业革命之前，西班牙和荷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象征，是一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多卷本汇编图书，几乎囊括了欧洲有史以来哲学、科学、神学等方面的全部信息。亚当·斯密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就曾专门拜访了这位百科全书派大师，他后来在《国富论》中还简述了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的启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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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受到诸多的阻碍与限制，就是此等原则所造成的。如果英、法两国能抛弃商业的嫉妒和国民的仇恨，考察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么对它们来说，彼此的贸易将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贸易更有利。英国最近的邻国是法国，英国南部沿海各地与法国北部及西北部沿海各地间的贸易，几乎与国内贸易一样，每年最多可以往返6次。那么，两国间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比投在其他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能够推动多达6倍的劳动量，雇佣和养活多达6倍的人数。英、法两国间相隔最远的两地贸易，每年至少也可往返一次，也同样比我国对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国外贸易有利。若与我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一般要3—5年才能往返一次）比较，至少要有利3倍。法国比北美洲富饶，据说其居民有2300万，而我国北美殖民地居民才不过300万。因此，法国所能提供的市场，比北美殖民地至少大8倍；加上往返更频繁，利益就扩大到24倍。按照两国财富、人口与邻近的程度，英国的贸易亦同样对法国有利。这就是两国智者所认为的宜阻止和宜鼓励的贸易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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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对两国有利的互相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却成为给两国贸易带来障碍的原因。因为双方既是邻国，又是敌国；对方的富强既是增进国民友谊的有利因素，又是激化民族仇恨的原因。每个国家的制造业商人，都担心在技术活动上遇到别国的制造业商人竞争，商业上的嫉妒又与民族仇恨相互助长。两国的商人，都自私地宣扬着不受限制的国外贸易必生出不利的贸易差额，而不利的贸易差额又一定会导致国家灭亡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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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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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意义上的税收在现实中的体现几乎被颠倒。税收的初衷是为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也就是收入的二次分配。但事实上，税收却加重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国家赋税在用于公共建设和社会必要开支外，有很大一部分则被富余资本所绑架，成为其进一步攫取财富的工具。此图是体现资本主义税收政策的一幅漫画，左边的瘦子因担负繁重的赋税而直不起腰，右边提着威士忌的胖子正享受着酒精刺激带来的惬意，同时他还拿着政府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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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这些谬论引起了各商业国的忧虑，几乎都试图改变贸易差额，使其对本国有利而对邻国不利。但似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因上述原因而变得贫困。实行门户开放并允许贸易自由的国家与城市，和重商主义者预料的相反，不但没有因此灭亡，反而因此致富。从某些方面来说，今日的欧洲虽有几个配称自由港的城市，但却还没有配称自由港的国家。最接近的也许要算荷兰了，虽然还有些距离。荷兰不仅国民财富全部来自对外贸易，而且大部分生活资料也来自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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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过，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和贸易差额极不相同。一国的盛衰，要看这差额是有利还是不利。如果年生产的交换价值高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那么每年的社会资本必然会按照这个超过额的比例增加。这种情况下，社会在其收入内维持生存，每年节省下来的部分自然会加到社会资本中去，并用来进一步增加年生产物。相反，如果年生产的交换价值低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入，必定会侵蚀社会资本。随着资本的减退，其产业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亦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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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与贸易差额完全不同。它可以在没有对外贸易、不与世界往来的国家内发生，也可以在财富、人口与改良都在逐渐增进或逐渐减退的全球内发生。假如贸易差额不利于一个国家，出现输入的价值大于输出的价值，流通的铸币减少而以各种纸币替代，甚至对各主要通商国家所负的债务逐渐增加等情况，但是它的真实财富、它的土地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仍可能在这期间增加起来，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仍能有利于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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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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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商主义所作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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