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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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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在手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11世纪前水车就被用于磨麦芽制造啤酒。11世纪中期，水车被广泛用来加工大麻纤维和漂洗布匹。这一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纺织业，致使英格兰的纺织业中心在13世纪时从东南地区移到西北地区，因为那里更易找到安装水车的地点。12世纪时奥地利出现了用水力带动的矿石捣碎机。15世纪时，水力广泛地运用于各行各业的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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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输出商人的贸易不仅受到奖励金的鼓励，而且拥有比内地商人的贸易更大的自由度。根据最后一个法令，谷物均可囤积以待输出，但前提是1夸特谷物的价格，必须不超过48先令。我们上面曾提到，内地商人的利害关系和广大人民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但输出商人的利害关系却可能和广大人民的利害关系相反。比如，在本国粮食不足时，邻国也面临这种状况，那么输出商人则可能把大量的谷物输往邻国，进一步加重本国粮食的不足。这种法令的直接目的是，尽可能地提高谷物的货币价格，进一步增加国内市场上粮食的不足，而非充实国内市场的供给。阻止谷物输入，即使在国内市场谷物大大不足时也是如此，结果必然是国内市场只能依靠本国生产。在谷物价格已高至1夸特48先令时，还鼓励输出，甚至在国内市场谷物大大不足期间也是如此，结果必然是国内市场不能享受本国生产物的全部。英国往往实施在有限期间内禁止谷物输出，并在有限期间内免除谷物输入税的暂行法律，这充分说明其一般法律的不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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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的国家都采用自由的输出和输入制度，那么各国就会如同一个国家的各省。一般而言，大国内各省间的自由贸易，可以缓和粮食不足并防止饥荒。同样的道理，各国间的自由贸易也可以缓和粮食不足从而防止饥荒。国家范围越大，水陆交通越便利，遭受粮食不足和饥荒的可能性便越小。一国的不足，很容易由另一国的丰足得到救济。然而，却鲜有完全采取这种自由制度的国家！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限制自由的谷物贸易。许多国家因为采取了限制谷物贸易的不合理法律，结果常常加重粮食的不足并引发饥荒。即便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谷物，领国也难以向他们供应，因为邻国也会担心自己会陷于同样可怕的灾难。如果一个国家采用了这种不良政策，这种行为可能会误导其他国家并且让他们认为其沿袭历史上的好政策并不一定稳妥，至少是不慎重的行为。然而，因为大国的生产量大，不管其谷物的输出量多少，国内的供给都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大国而言，无限制自由输出的危险性不是很大。也许，在瑞士的一个州或者意大利的一个小邦国内要限制谷物的自由输出。但是，却没有必要在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也限制谷物的自由输出。而且，为获取暴利或者国家的某种理由禁止农场主把货物运到最好的市场，这显然背离了正义的一般法则。这种措施只有在不得已时方可实施。假若真的要禁止谷物的输出，那么只有在谷物价格非常高的时候才应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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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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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英国辉格党（代表中产阶级，关心商业利益，后发展成自由党）和托利党（代表贵族和土地所有者，后发展成保守党）在一个关于代表问题的改革法案上争执不休，因为自17世纪以来下议院就没有重新划分选区。自工业革命后，尽管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人数少甚至根本没人的乡村地区仍然在往下议院派出他们的代表。这些选区选民极少，通常由地主或者国王控制，已失去原有的政治作用。由于改革法案没有让工人受益，他们组织了一场代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以下阶层的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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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的法律类似于宗教的法律，政府须听从人民的意见，因为人民十分关心如何维持现世的生活并憧憬来世的幸福。此外，政府须建立人民所赞成的制度以确保公共秩序的安宁。但往往事与愿违，政府很少能够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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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输入外国谷物以备再输出的运送商人的贸易，对国内市场的供给也是有利的。当然，这种贸易直接目的并非是在国内出售谷物，但是运送商却常常愿意这样做，即使获利不多也是如此，因为这样做的话，可以免去上货及下货、运送及保险等费用。虽然国内市场上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因输送贸易而降低，但其真实价值将保持不变，只是银的真实价值会稍稍提高。在大不列颠，一般情况下是禁止输送贸易的。因为外国谷物输入时须纳重税，其中大部分又不能退还。当国内粮食供给不足时，我们通过暂行法律停止征收这些税，此时输出多被禁止。所以，结果常常是谷物输送贸易总是受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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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立奖励金制度的这一类法律并不可取，英国的改良与繁荣并非是这类法律的结果。英国法律保证，所有人都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要有这种保证，就能使英国繁荣。每个人为改善自己境遇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它能够使社会富裕繁荣，并能够克服诸多阻挠，包括侵害这种努力自由、减少这种努力安全的法律。相对于欧洲各国，大不列颠的产业是十分安全、自由的。大不列颠最繁荣、最进步的时期，是在那些和奖励金有关的法律实施以后出现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便说是这些法律造就了大不列颠的繁荣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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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者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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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尽头，经济形势十分险恶。贵族和僧侣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全国土地的2/3被总人口不过34万的特权阶层占有，而2300万农民却只占有剩下的1/3。日渐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农民苦不堪言，以致农村一片凋零，不少农民弃家外逃。到1777年，法国竟有10万多乞丐。图为法国画家米勒的代表作《收获者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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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奖励金有关的这一类法律，和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政策，都倾向于降低贵金属的价值。然而，西班牙、葡萄牙与英国不同，西班牙与葡萄牙也许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英国无疑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这是因为：一、西班牙对金银输出收取重税，葡萄牙则禁止金银输出。由此导致国内金银价值降低的程度，远比大不列颠实施谷物条例所产生的降低金银价值的程度要大。二、这种不良政策的影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不能通过一般的人民自由与安全来抵消。它们的产业没有自由和安全，民政制度不完善，即使其通商条例是好的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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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富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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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4世纪末的富格尔代表了一个新兴的、从事经营的财富阶层。他很少将财富看做是获得豪华住宅和大型图书馆的购物券，而是更多地将它看做衡量自己工作水平的标尺。他不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心理上就倾向于通过冒险发大财。富格尔对支配政治权力不感兴趣，除非这种权力能够帮助或损害他的商业利益。一位亲戚曾劝富格尔放弃自己的投机事业，好好享受已累积的财富，富格尔说自己“只要活着就想赚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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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谷物条例，乔治三世第十三年第四十三号法令规定：中等小麦价格涨至1夸特48先令，中等黑麦、豌豆或蚕豆的价格涨至1夸特32先令，大麦的价格涨至1夸特24先令，燕麦的价格涨至1夸特16先令时，凡供国内消费的输入均可免以小额税来代替高关税。对小麦1夸特课税6便士，其他各种谷物以此为准。由此，就各种谷物尤其是小麦而言，外国供应品能以比从前低得多的价格供给国内市场。之后又规定：小麦价格涨至1夸特40先令时，小麦输出的全部奖励金（5先令）将停止发给；大麦价格涨至1夸特22先令时，大麦输出的全部奖励金（2先令6便士）将停止发给；燕麦粉价格涨至1夸特14先令时，燕麦粉输出的全部奖励金（2先令6便士）将停止发给；黑麦的奖励金减至3先令，其价格涨至1夸特28先令时奖励金将停止发给。之后又规定：在谷物价格最低的情况下，如果把输入的谷物堆在货栈，那么要用两把锁（一把属于国王，一把属于输入商人）锁住，就准许为再输出而免去输入谷物的税。不过，上述规定只在大不列颠25个主要的海港内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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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规定显然比原先的要好。但法令又规定：燕麦价格不超过1夸特14先令时，每输出1夸特燕麦可得2先令奖励金。先前，不曾发放此种谷物的奖励金。又规定：小麦价格涨至1夸特44先令时禁止小麦输出；黑麦价格涨至1夸特28先令时禁止黑麦输出；大麦价格涨至1夸特22先令时禁止大麦输出；燕麦价格涨至1夸特14先令时禁止燕麦输出。这些价格都太低，且以强迫输出为目的而发给的奖励金而言，在其停止发的那个价格上完全禁止输出并不是一个好的举措。停止发给奖励金的价格要低一些才合理，否则，就应在高价格上面允许谷物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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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规定显然不如原先的好，不过就当时的利害关系、偏见和倾向而言，这是最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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