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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俸的平等对教会本身极为有利。一个有产者只有拥有可为人模范的德行才可维持其威严。因此，这类人所遵循的是严肃的道德体系。牧师的生活方式只有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近，才可博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因而，牧师们会很小心地教导人们，并去关心、救助他们，从不以傲慢、偏见的态度对待他们。所以，与任何国教教会牧师相比，长老教会的牧师，对于普通人思想的支配上都是胜利者。因而，只有在实行长老教会制的国家，才会发生必须强迫普通人全部改信国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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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英国各行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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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功为百年后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腾飞奠定了基础。这时，铁匠、裁缝、箍铜匠等传统手工业仍处于家庭作坊阶段，生产效率极低。到18世纪初叶，英国产业革命进入高潮时期，这些行业几乎都实现了机械化，工人工作效率提高了数百倍。工业革命的成功将英国推上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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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教教会圣俸的多少，往往决定其牧师的才学水平。如果圣俸的大部分都很一般，那么，优秀牧师就会走进大学任职，全国的知名学者就将云集于大学。相反，如果圣俸的大部分非常可观，则大学中的许多知名学者就自然会去为教会服务。这时，想要在大学中找出一些出色的学者可能就很难，除不大受教会欢迎的法律、医学人才外。例如，在法国各大学教授中，只有基督徒波雷的著作才有可读价值；各国的知名的学者，没有一个是大学教授；著名的加桑迪，在他的才华崭露头角时，便放弃了大学教授之职，转而进入适合其从事研究的教会任职。英格兰教会是罗马教会外最富有的基督教会，它吸收了英格兰所有优秀的学者。那时，若想在英格兰大学找出一个学问闻名于欧洲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在日内瓦、德意志新教各邦、荷兰、瑞士、瑞典、丹麦等地，从教会吸收了大量的学者，培养出了许多著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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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定土地或庄园收入外，各国国教教会的其他收入也属于国家一般收入，不过，这笔一般收入没有像国家其他一般收入那样被用于国防。国家紧急支出的资源几乎全部出自地租，而教会收取的什一税就是地租的一种。这样，教会收取的地租越多，国家得到的就越少，国家防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就会越薄弱。在许多新教国家，罗马教会从什一税和所有地租上面的所得，不但足够支付国教牧师的开支，甚至足够用以负担国家的其他所有费用。伯尔尼州政府积储的用以供给宗教的资金竟高达近百万镑。可见，教会每年要消耗国家多少经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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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国家中，基金贫乏的苏格兰教会在维持多数人信仰的统一、皈依的热忱以及秩序、规则、严肃的道德精神上首屈一指。凡被认为国教教会所能带来的一切好的结果，只要其他教会可以带来，苏格兰教会就可以。虽然瑞士新教教会未必比苏格兰教会更富有，但它可以带来更多。在瑞士大部分的新教州中，几乎无人会说自己为其他教会教徒，而非新教教会的信徒。否则，他就会被逐出州境。当然，如无勤勉的牧师事先诱导大多数人去改信国教，在这自由的国度，国家几乎不可能使用某种法律压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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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其提供的报酬与其性质尽可能相称时，各种职务才能被做好。报酬过少，则因其执行者水平低劣而使其受损；报酬过多，其执行者的疏忽、怠惰又会使其受到的损害更大。高收入者往往会认为，他应当过同其他高收入者一样的生活，从而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寻欢作乐、追求虚荣及任情放荡之上。如果是牧师，这种收入所导致的生活方式不仅将消耗大量时间，更会使其在人们的眼中丢掉人格尊严。而他们正是凭借这种尊严获得一定的势力与权威来执行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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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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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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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收入与公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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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个人收入收税是国家公共收入的来源之一，这部分税收主要来源于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国家用其来维持国家机构运转、国防建设和其他公共事业，个人可以享受相应的便利和安定的环境。图为法国画家米勒的作品《拾麦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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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支付国防费用、司法费用以及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费用外，国家收入还要负担其他必要的政府开支。这些收入有两个来源：一是专属于君主或国家，而与国民收入无关的资源；二是来自于国民的收入，也就是赋税。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来源于资本和土地，而赋税来源于地租、资本利润和劳动者的工资。国民纳税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按其收入的比例纳税，其纳赋额应当确定，不得任意更改。征收赋税须保证与国家收入的数额相当，各种赋税的缴纳日期及方法当以纳税者的最大便利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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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因为部分税收用于充当税吏的薪俸，税吏可能苛索民众，增加民众负担，其稽查与访问也会给纳税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外，民众也可能减少或停止对自身事业的资金投入，社会就失去了这些资本原本可能创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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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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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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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来源是资本和土地。像其他资本持有者一样，君主利用其资本所获得收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亲自使用这笔资本，二是将资本借贷给他人。通过前一种方式所获得的收入称为利润，通过后一种方式获得的收入则称为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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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或者阿拉伯酋长的收入由畜牧利润构成。他们是本集团或本部族里的主要牧畜者，他们亲自监督管理，其收入来源于所饲养的牲畜。但是，只有在最原始的政权状态下，这种利润才是组成国家公共收入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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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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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是指国家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工具等物资为征收对象的赋税。中世纪前期，西欧国家的农业税在税收体系中居于中心或主体地位。随着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农业税的比重开始逐渐下降；与此同时，商业税比重日益增长，开始取代农业税而向中心移位。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农业税收日益边缘化，成为税收主体的从属或无关宏旨的补充。图为中世纪农民劳动的场景。在中世纪，农业还是经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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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共和国常从商业经营中获得相当大的利润。国营银行的利润是国家更大的收入来源，比如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就是如此。有人认为，就连英格兰这样的大国也从未忽视这种收入。如英格兰银行的股息为5.5%，按总资本1078万镑计算，支付管理费用后，每年的纯利润可达592 900镑。如果政府用3%的利息把这项资本借来，由自己掌控银行，那么政府每年会获得269 500镑的纯利润。经验证明，像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这些贵族政治下有序、谨慎节约的政府才最适合经营这种事业。但像英格兰这样的政府，不论其优点如何，却从未因善于经营而闻名。在和平年代，君主国经营这种事业总是会因怠惰和疏忽而造成浪费；而在战争年代，又常出现君主国家因欠缺计划而造成的浪费。这种事业必须以一种类似项目管理的方式进行才可以，但能否胜任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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