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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如下：第一，各国的资本几乎都用于生产性劳动的工资，分配给下层阶级的人民；第二，由土地地租及资本利润所产生的大部分收入，都分配给下层阶级的人民维持生活；第三，一部分资本利润作为所得的收入，用于这个阶级；第四，甚至一部分土地地租，也用于这一阶级，因为普通劳动者，有时也会拥有一两亩土地。这些下层人民的费用总量，其实并不少，可占社会全部费用中的大部分。因此，对上层阶级的征税少于对其他所有阶层的征税，甚至比征收下层民众的税收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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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以费用为对象所征税中最能提供收入的，要算针对国产酒类及其所用原料收的消费税，而消费税主要是由普通百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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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当对下层阶级人民的奢侈品消费征税，而不是对他们的必需品征税。对他们必需品消费征税，最后实际是由上层阶级人民负担，即由年农产品中的小部分负担。因此，这种税必然会提高劳动工资，减少劳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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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让此税由上层阶级人民支付，劳动价格才不会提高，国家劳动产品不减少，劳动需求也不会减少。即使劳动需求因此税而减少，劳动工资也比没有此税时高。提高的这部分工资，最后必定由上层阶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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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用于自家消费而酿造发酵饮料和蒸馏酒精饮料是免消费税的。此免税政策，目的在于避免收税人员经常对私人家庭做检查访问，事实上这会使穷人比富人的负担重。虽然很少有人自己制作蒸馏酒精饮料，但在乡下，许多中等家庭及中等以上家庭，都使用自己酿造的啤酒。他们酿造高度啤酒的费用比普通酿造者每桶便宜8先令，普通酿造者要从其所垫付的费用和税金中得到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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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普通人相比这些人家所饮用的饮料，至少每桶要便宜9先令或12先令。同样，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麦芽，每人却须纳税7先令6便士，7先令6便士等于麦芽10蒲式耳的消费税，而麦芽10蒲式耳是节俭家庭全家一次所能消费的数量。可是，富人家庭所饮用的麦芽饮料占其所消费饮料的小部分。但也许因为这个税，也许因为其他原由，自家制造麦芽没有自家酿造饮料那样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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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造或蒸馏自用饮料的人，不必像制造麦芽的人一样纳税，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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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对麦芽征收较轻的税所得收入，比现在对麦芽、啤酒及麦酒征的重税所得多得多。那是因为，酿酒厂比麦芽制造场逃税的机会要多。另外，为酿造自己消费的饮料可以免税，而为自己消费而制造麦芽的人却要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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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黑麦酒酿造厂，普通每夸脱麦芽可酿酒两桶半到三桶。各种麦芽税，为每夸脱6先令；各种高度啤酒及淡色啤酒税，为每桶8先令。因此，在黑麦酒酿造厂，针对麦芽、啤酒及淡色啤酒收的税，每夸脱的麦芽及所产的酒共26先令到30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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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乡村为销售对象的乡村酿造厂，每夸脱麦芽至少可产2桶高度啤酒和1桶淡啤酒。淡啤酒所纳税，为每桶1先令4便士。所以，在乡村酿造厂，一夸脱麦芽及所产啤酒所纳的税，常为26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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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平均计算，一般不会低于24先令或25先令。但是，废除一切啤酒税，而把麦芽税增加3倍，即对麦芽每夸脱的税由6先令升至18先令，其所得收入比现在各种重税所得收入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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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旧麦芽税中包含了苹果酒每半桶4先令和高度啤酒每桶10先令的税。1774年，苹果酒税的收入只有30 083镑6先令8便士，比平时的税额少。对高度啤酒征税虽然多，但因其消费不多，收入还不如苹果酒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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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这两种税的不足，地方消费税包含：一、苹果酒每半桶6先令8便士的旧消费税；二、酸果汁酒每半桶6先令8便士的旧消费税；三、醋每桶8先令9便士的旧消费税；四、甜酒或蜜糖水每加仑11便士的旧消费税。用这些税的收入，足够弥补麦芽税中针对苹果酒和高度啤酒所征税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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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芽除了用以酿造啤酒和淡色啤酒外，还用以制造下等火酒及酒精。如果麦芽税提高到每夸脱18先令，那就有必要降低以麦芽为部分原料的下等火酒及酒精的消费税了。在麦芽酒精中，通常用1/3的麦芽为原料，其他的2/3有时全用大麦，有时大麦占1/3，小麦占1/3。麦芽酒精蒸馏税里走私的机会和诱惑，比在酿造厂或麦芽生产厂里大得多。酒精容积较小而价值较大，所以走私机会多，其税率较高，每加仑达3先令10 2/3便士，所以走私诱惑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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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麦芽税，减少蒸馏税，就可减少走私机会和诱惑，从而增加国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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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酒精饮料被认为有害健康、有害道德，所以英国过去某个时期的政策限制这种饮料的消费。按此政策，酒精饮料应保持高价，不应降价，因此对蒸馏所征税就不应降低太多。而麦酒、啤酒等对健康无害又能鼓舞精神的饮料，则应大幅降价。这样，人民的税务就可得到部分减轻，同时国家收入也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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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文南特博士反对这种改变，他认为现在的消费税已经很平均地分配到麦芽制造者、酿造者及零售商的利润上。在消费税影响下，将全由麦芽制造者负担，酿造者及零售商可从酒价的上涨中补偿已缴的税，麦芽制造者却不能。对麦芽征这么高的税显然不公平，并且势必减低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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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种税加在商品上可能使商品更贵，从而减少此商品的消费数量。但麦芽的消费，是在其酿成酒后。对每夸脱麦芽征收18先令的税不会使酒的价格比征收24先令或25先令的税更高；而这些酒的价格也可因此减低，消费可能因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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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芽制造者能在麦芽价格上涨后收回18先令，如同酿造者能在酒精价格上涨后，收回24先令或25先令，有时乃至30先令一样。麦芽制造者对麦芽每夸脱垫付18先令的税，比酿造者对其酿造所用的麦芽每夸脱垫付的税要少。而且，麦芽制造者不会在仓库里保存很多的麦芽存货，相比之下，酿酒者卖出其酒窖中的存货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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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减少大麦的需求，也不会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与其他同样质量土地的地租及利润大约相同。如果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较少，则耕地将转作其他用途；如果地租和利润较多，将把更多的耕地转作栽植大麦。当土地的某一特定产物的价格垄断时，对此商品征的税就必然会减少该土地的地租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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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葡萄酒的产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量时，其价格就要比同样质量土地生产的其他产物高。现在如对葡萄酒征税，必然会减少葡萄园的地租和利润。因为，葡萄酒的价格已经达到通常市场上的最高价格；售卖数量不减，其价格也不会再涨；如果缩减售卖数量，损失会更大，因为土地不能转用生产其他产物，所以赋税的全部负担将落在地租和利润上，确切地说，是要落在葡萄园的地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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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提议征砂糖税为新税时，我国蔗糖种植者常常说，此税的全部负担不会落在消费者身上，而要落在生产者身上，纳税以后他们无法把砂糖价格提高。可是，未纳税以前砂糖价格已是垄断价格了，其实垄断者的收益随时都是最适于课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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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麦的普通价格，却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垄断，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总是与同样质量的其他土地的地租及利润保持适当的比例。对麦芽、啤酒及淡色啤酒征的税，从未使大麦价格降低，也未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由于麦芽税的提高，酿造者为麦芽所支付的价格也按比例提高，而使商品的价格上下波动。因此，这类税最后总是由消费者支付，而不是生产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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