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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五大包税区的各省及所谓外疆各省，都设有许多地方。这些税的征收，限于某个特定城市或特定地区。与外国受同等待遇的各省，如马赛市也征收某些地方税。这些税制都阻碍了国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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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法国对葡萄酒贸易也有特殊约束。这些约束，也因地区的不同有所差别。产葡萄酒最出名的各省，就是在葡萄酒贸易上受约束最少的省。这些省享有广泛的市场，并促使它们在葡萄的栽培、葡萄酒的调制上进行良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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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这样的小国家，其税法也和法国一样复杂。该国其下划分的6个省，各自对一些消费品实行税收制度。领土更小的帕尔马也分有三四省，并实行不一样的税收制度。在这样不合理的制度下，如果不是土壤特别肥沃，气候非常适宜，这些国家恐怕早就沦为最贫穷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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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方法对消费品收税：第一，由政府征收，在这种情况下，收税人员由政府任命，直接对政府负责，政府收入随税收的变动而每年不同。第二，由政府规定一定数额，让包收者征收，在这种情况下，包收者要自己任命和监督征收员，征收员对包收者直接负责。这种包税制度不可能是最妥善、最节约的收税方法。包收者须垫付规定税额、人员工资及全部征收费用，以及应付许多复杂事务。承包这些税收，必须要具备大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少数极富裕的人有资格。因此，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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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税者绝不会觉得惩罚企图逃税的法律过于苛刻，因纳税者与其利益背道而驰，即使在包税到期的第二天纳税者普遍破产，其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在国家财政状况紧急的情况下，君主肯定十分关心是否收到足额的税收，包收者就会提出要求，希望法律更加严厉，从而他才能收到平常的数额。而在这种非常时期，他们的请求通常被允许。所以，包收税法就一天比一天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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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包收制运用较多的国家，其税法比君主直接监督征收赋税的国家严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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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定金额的包税者，不仅能取得某种赋税的权利，有时还能独占该课税品。法国就以这种方式征收烟草税及盐税。在这种情况下，包征者得到的不仅是向人民课取的过度利润，还有独占者享有的更大利润。烟草作为奢侈品，人们尚可选择买或不买，但盐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就不得不在包税者处购买。因为如果不从包税者那里购买，便只能通过走私者取得。这两种商品的课税都相当繁重，于是走私就具有了强大诱惑。但法律是严酷的，加上包税者所用人员的提防，走私者几乎都难逃破产的那一天。每年都有数百人因为走私烟草和盐而坐牢，更有不少人被送上绞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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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征税方法给政府提供的收入倒是不少。1767年，烟草包额为23 541 278利弗，盐包额为36 492 404利弗，这两项包征从1768年起还将持续六年。估计看重君主收入而轻视民生的人大多赞同这种征税方法，所以许多国家都对烟草和盐设立了类似的赋税和独占，尤其是奥地利、普鲁士，以及意大利的大部分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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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王的实际收入主要有八个来源，即贡税、人头税、二十取一税、盐税、国产税、关税、官有财产及烟草包征。前三项一般在政府直接监管下由税务机关征收，后五项则大多采用包征制。就税收金额的比例而言，前者实际归入国库的比后者多。众所周知，后者在管理上存在更多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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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目前法国的财政可以进行三项重大改革。首先是撤销贡税及人头税，增加二十分取一税，使其附加收入与前两者相当。这样，国王的收入便得以保持，征收费用也将大减；贡税及人头税给下层民众带去的负担能得到有效控制，且大部分上层民众的压力也会减轻。如前面提到的，二十分取一税与英格兰的土地税类似。一般来说，贡税的负担最终都会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而人头税则主要按每镑贡税的比例向纳税者征收，所以它主要也是由同一阶级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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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二十分取一税按贡税、人头税两者所提供的税额增加，上层阶级的负担也不会为此加重。不过，毕竟现在贡税对地主及租户尚欠公正，改革难免会加重许多人的负担。所以，现在特惠享有者的利害关系及由利害关系引发的反对，恐怕就是这类改革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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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统一法国各地的盐税、国产税、关税、烟草税，即统一所有关税和消费税。这样一来，这些税款的征收费用便可大幅降低，且法国也能得到与英国相当的国内商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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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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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被誉为现代工业的血液，但煤炭依然占据着能源消耗的重要地位。工业革命时期，焦炭炼铁、工业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以及城市人口的增长都增加了对煤炭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煤炭采掘业的发展。19世纪初，蒸汽机广泛用于矿井。1815年，戴维发明了安全灯，减少了地下瓦斯爆炸的危险，使煤的开采量也成倍增加。尤其是铁路运输发展后，欧洲各国的煤炭贸易和煤炭开采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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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将所有税目全部划归政府直接监管的税务机关征收，这样，包税者的过度利润就将纳入国家收入。不过，跟上述第一条一样，后两项改革计划也很容易遭到个人私利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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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课税制度似乎完全不及英国。英国每年从不到800万人当中征取1000万镑税款，却从未有人抱怨负担过重。根据埃克斯皮利神父收集的材料，以及《谷物法与谷物贸易论》作者的观察，法国包括洛林和巴尔在内，约有2300万乃至2400万人口，接近英国人口的3倍。法国的土壤和气候都比英国好，土地改良及耕作也远在英国之前，所以一切需要时间累积的事物，诸如城乡建筑优良、居住舒适的房屋等，法国都强过英国。那么英国能轻松征收1000万镑税金，条件优越的法国应该有3000万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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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我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法国1765年及1766年纳入国库的全部税款，只有30 800万利弗到32 500万利弗，折合英镑尚未达到1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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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英国的纳税比例，我们期望法国的人口可以提供3000万镑税收，但上述数目还未达一半。尽管如此，法国人民的赋税压力还被公认为远在英国之上。不过，如果除开英国，在欧洲，法国也算是最宽大温和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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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荷兰主要的制造业曾因对生活必需品的征税过重而遭到破坏，连渔业和造船业都受到波及。英国对生活必需品征的税额则很轻，没有影响任何制造业。英国制造业最重的税只有几种原料进口税，尤其是生丝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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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荷兰中央政府和各市每年收入在525万镑以上，但荷兰人口不到英国的1/3，因此按人口比例算，荷兰的课税肯定比英国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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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果国家急需，而所有合适的课税对象都已征毕，那就必须对不合适的对象征税。因此荷兰共和国政府对必需品的重税并非出于无知，共和国要取得独立并维持，即使平常已经很节约，在开支巨大的战争面前还是不得不大笔举债。另外，荷兰不同于其他国家，仅为保住国土不被海水吞没，他们就得开销一笔庞大的费用，这必然会加重人民赋税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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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取得现在的成就，其主要支柱正是共和政体。在这里，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要么直接参加政府的管理，要么具有左右政府的实力。这样的地位给他们带来了尊敬和权威，所以哪怕在荷兰投资比欧洲其他地方的利润利息低，或是同等收入在荷兰能支配的必需品和便利品较少，他们仍然愿意在这里居住。大量富人的定居会使荷兰的产业保持活跃。但是，一旦发生大的灾难，乃至破坏共和国政体或国家落入贵族和军人之手，那么这些富商的重要性也就全然消失。不再受尊敬的商人们不会愿意再在这个国家继续生活，进而带着资本迁往他国。这样，完全靠他们支撑起来的荷兰产业和商业就会随着资本的离去而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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