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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39年和1755年的两次战争中，通过有期年金或终身年金借入的款项很少。98年期或99年期的年金，其价值与永久年金相等，所以有理由相信可以和永久年金借入一样多的款项。但是，对于那些为了置办家产或者有长远打算的人来说，他们购买公债，决不会购买价值不断减少的公债；而这部分人又占公债持有者及公债购买人的很大部分。因此，虽然长期年金的实质价值与永久年金的实质价值没有大的区别，但是购买长期年金的人还是没有购买永久年金的人多。新债的应募者通常都打算尽快抛出其购入的公债，所以在金额相等时，他们也不愿购买不能很快赎还的长期年金，宁愿购买可由议会赎还的永久年金。永久年金的价值，一般来说总是一样或差不多一样的，没有太大出入，所以它比长期年金更便于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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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战争期间，有期年金和终身年金，除了都付给年金或利息外，还另外给新借款应募者一种奖励金。这种奖励金是对出借人的一种附加奖励，而不是偿还所借款的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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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年金有对个体终身授予和对群体终身授予两种授予方法。在法国，后者用发明人的名字命名，称为“顿廷法”。在授予个体终身年金时，一旦受领年金者死亡，国家收入就会马上减掉他这部分的负担。如按顿廷法授予，要等到群体中所有受领年金者都死了，国家收入才会解除这部分负担；一般群体的人数为20人到30人，活着的人继续领取之前死者的年金，最后的生存者则会领取到群体全部年金。如果以同一收入进行抵押借款，用顿廷法总能够比个体终身授予年金的方法借款更多。因为活着的人有继续领取全部年金的权利，哪怕金额相同，其价值实际上比个体领取年金要大。每个人都很相信自己的运气，这就是彩票生意成功的依据。由于这份自信，顿廷年金所卖得的价格通常都高过其实际价值。因此，在很多国家，政府几乎总是采取如顿廷法这种能筹到最多款项的借款方法，而不愿采用可能解除国家收入负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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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弗朗索瓦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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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一世于16世纪上半叶在位，被视为开明的君主，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受爱戴的国王之一。弗朗索瓦一世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之下，法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算得上是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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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公债中由终身年金构成的部分要比英国多。据波尔多议院1764年向国王提出的备忘录记载，法国全部公债达24亿利弗，其中，以终身年金借入的约为3亿利弗，即占公债总额的1/8。此项年金，据估计每年达3000万利弗，相当于全部公债的预计利息12 000万利弗的1/4。我十分清楚，这些计算不大准确，但这样一个权威机构提供的估计数字应该和真实情况差不多。英法两国借债方法上所产生的不同，不是由于两国政府对于解除国家收入负担的渴望程度不同，而完全是由于出借人的想法和利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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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所在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市，因此贷款给政府的人大多都是商人。商人贷出款项是为了要增加其商业资本，而不是想减少其商业资本。所以，除非是新买的、有望以相当可观的利润卖出的债券，不然他们是不会应募新债的。但是，他贷出的款项所购入的，如果不是永久年金而是终身年金，那么，无论这终身年金是他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当被转售时就很难指望得到利润了。不论什么人，都不愿意用购买自己终身年金的相同价格去购买与自己年龄相同、健康情况相当的其他人的终身年金。所以，以自己生命为基础的终身年金，在转售的时候往往都会有所损失。至于以第三者生命为基础购买的终身年金，对于买者和卖者具有相同的价值，但其实质价值在授予年金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减少了，而且在此年金存续期间内日益减少。因此，终身年金永远不可能像永久年金那样成为便于转让的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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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所在地不是大型商业都市，因而贷款给政府的人不像英国那样大部分都是商人。政府在紧急关头的急需用款大多来自如赋税承包者、没有承包给人的赋税的征收人员、宫廷银行家等那些和财政有关的人。这些人大多出身卑微，但因很有钱而感到很了不起。他们既不屑与同等身份的女人结婚，而较有身份的女人也不屑与他们结婚。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单身，既没有家庭也不大愿意与亲戚来往，他们只求好好度过自己的一生就行了，至于死后自己的财产问题也不在乎。此外，在法国不愿结婚的，或其生活状况不宜，又或不便于结婚的富人，其人数远比英国多。对于这些很少为后人打算的单身有钱人来说，用其资金换一种不长不短、恰如其愿的长期收入，是很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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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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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遭到俄罗斯入侵，英国和法国担心自身势力受威胁，便于次年向俄罗斯宣战，之后一些周边国家也被卷入。这场战争因为主要交战场所都在黑海的克里米亚岛而得名。1856年，相关国家签署《巴黎条约》，宣告战争结束，此时它对欧洲的政治格局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奥地利从此衰弱，为不久之后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提供了历史机遇。克里米亚战争还被认为是人类第一场现代化战争，铁甲船、电报和后勤火车等大量近现代科技首次在这场战争中登场；此外野战卫生条件也出现了空前的改进，并成就了一位著名的白衣天使——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图为克里米亚战争中疲惫不堪的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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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国政府，日常的开支多半等于或者大约等于其日常收入。所以一旦战争爆发，政府要按照费用增加的比例来增加收入，既不是他们愿意的，也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他们之所以不愿，是因为突然增加如此巨额的赋税，怕会伤害人民的感情；他们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需要增加多少赋税才够开支。各国政府要摆脱这两难的尴尬局面，举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借款使他们只要增加少许赋税，就可逐年筹得战争所需的费用；并且，通过永久息债，他们可以最少地增加税款，而逐年筹得最大的款项。在大帝国中，住在首都的人以及住在远离战场的人，大都不会感到战争带来的困苦。相反，他们可以悠闲安逸地从报纸上读到本国海陆军取得的功勋。这种享乐是他们在战时所纳赋税比平时高的动力。他们通常都不愿恢复和平，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那种享乐便要停止；并且，战争再继续一段时间的话，说不定就会实现征服其他国家，从而使自己国家更加强大等无数光荣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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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和平恢复后并没有把在战争中增加的赋税负担给解除掉。这些赋税，都做了战争债券利息的担保。如果旧税及新税，在支付战争债券利息及政府日常开支外还有剩余，那么，此剩余也许会转为偿还债务的减债基金。不过，第一，此减债基金即使不用于其他用途，也远远不够在和平时期内偿付全部战争债券；第二，此基金几乎都被用于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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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克雷芒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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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芒七世是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于16世纪前半期担任罗马教皇。他年轻时曾在教皇利奥十世手下任枢机，因精明能干而受到提拔。然而他在位时恰逢宗教革命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加之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伊斯兰国家与意大利之间战火纷飞，是罗马教廷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生不逢时的克雷芒七世疲于保全美第奇家族利益，根本无力左右动荡的大局，因此被称为“悲剧教皇”。但他在文艺方面功不可没，不仅对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爱护有加，就连政敌马基雅维利也愿意重用，为文艺复兴的全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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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新税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偿付以此为担保的借款利息。如有剩余，那剩余的部分都是出乎意料或计划之外的，所以数目不会很大。减债基金的产生，通常是由于后来应付利息的减少，而不是由于收到的税款超过应付利息或年金的数目。1655年荷兰的减债基金和1685年教皇领地的减债基金，都是由利息减少而形成的。所以，这种基金往往不足以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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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安宁而需要种种特别开支时，政府总是觉得开征新税不如挪用减债基金来得容易方便。不论开征任何新税，人民都会多少感到痛苦，因而引起怨声和反对。征收税的种类越繁多，人民的负担也越重，对于任何新税的怨声必然越大，因此无论是要增加新税还是加重旧税，都会很困难。至于人民对暂时停止的偿还债务，不会马上感到痛苦，也就不会产生抱怨。所以，挪用减债基金是摆脱目前困难的最简单方法。可是，公债越积越多，就越有必要研究如何缩减公债；而滥用减债基金的危险性和毁灭性越大，公债减少的可能性就越小，挪用减债基金来应付和平时期种种特别开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就越大。当一国国民已负担过度的赋税时，除非迫于新的战争，为了报国仇、救国难，人民是不可能再忍受新税的课征。所以减债基金不免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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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息债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英国从最初开始使用永久息债法后，在和平时期公债的减少量也从来没和战时公债的增加相当。现在的巨额公债，大部分是源于1688年开始，并在1697年以里斯韦克条约结束的那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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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年12月31日，英国的长短期公债，达21 515 742镑13先令8 1/2便士。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由于短期预支所导致，另一部分是以终身年金方式借入。所以不到4年时间，即在1701年12月31日以前，一部分就已经偿还了，还有一部分归入到国库，其数目达5 120 141镑12先令 3/4便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偿还了如此多的公债，实在是前所未有。所以当时所剩下的未偿还的公债，不过16 394 701镑1先令7 1/4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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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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