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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折50次后纸的厚度=1.1259x108=11259000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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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1.1259亿千米，难以想象的厚度。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才38万千米，1.1259亿千米确实是个天文数字。我想在所有的读者中，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估算出这个数字。一张纸对折一次变成两张，对折两次变成4张，对折3次变成8张……按照这种方式想下去，最多也就能想到几米，但这样的估算何时才是尽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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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几乎都是摸索着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会有人冷静地用计算机计算，然后决定如何做，可是那只是极其罕见的情况。想想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估计和实际有多大的差异。那么，假定在现实中，我们的经济选择完全理性化，也会与预测到的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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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者的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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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类是一种自私的动物。除极少数的圣人以外，很难找到把别人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利益更重的人。在很多事面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自我为中心是人类的本性。即使那些有高尚品格的少数人，也很难从这种自私的自我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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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世上所有的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会倾其所有。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浪漫的年轻人在严寒中把自己的外套给爱人披上。但是从这种珍惜家人或爱人的情况中，我们并不能看出真正意义上的利他主义。利他主义指的是两个人在没有任何关系的前提下，首先考虑对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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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讲，利己主义者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只做利己的事情。比如，有很多向别人伸出援手，欣然放弃自己利益的事例——为不认识的人献血、利用宝贵的时间从事公益活动、拿出闲钱帮助邻居。其实，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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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财产的85%——370亿美元的巨资，捐赠给慈善事业。他并不是捐给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而是捐给比尔·盖茨夫妇的慈善基金会。巴菲特也知道，从事慈善事业就不可能积累更多的财产。他完全可以表现出极度冷漠、自私的人类本性。然而，他能够从帮助别人的行为中得到满足，因此他欣然捐出几乎全部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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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因极力反对美国布什总统取消遗产税而备受关注。如果一个人只是静静地坐着就能发财，那就要紧紧地抓住这个运气。如果缴纳遗产税，他们的后代继承到的遗产就连手指甲盖那么大都没有。他们要是只考虑自己利益的话，一再地振臂高呼支持取消遗产税才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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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现实中的人们虽然自私，但做事情也是有分寸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极端地采取利己主义行为。现实中的人们不是完全理性的。利己主义被定为传统经济理论中经济人的重要特征，直到现在行为经济学登上经济舞台，是到了该真正地分析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否合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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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230年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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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行为经济学的学者向专业学术杂志提交了自己的论文，对方回复他不予刊登，拒绝的理由是“这根本不是经济学论文”。一句话，这样的研究应归属于心理学范畴，不应该归属于经济学范畴。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此类研究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因此，那个时候——230年前，行为经济学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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伹是，行为经济学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像亚当·斯密这样能站出来说话的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中，能够找到行为经济学的源头。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曾出现了如下的句子，“情况从好变坏时，我们会痛苦；情况从坏变好时，我们会高兴，但是相比而言，痛苦的程度更大。”从本书后文中可以看到，这是行为经济学所发现的人类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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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开始研究行为经济学的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赫伯特·西蒙。他指出，现实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无止境地追求理性。他站出来反对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讨论的“经济人”，不过是与现实隔绝的虚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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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说人们即使有追求理性的选择，也会因为认知能力、信息或者知识有限而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按照他的说法，现实的人们只具备了有限的理性，他们追求的理想目标是完全理性的选择，因此达到满意标准的判断就算达成了目标。与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讨论的绝对理性相对立的概念，就是行为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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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真正产生跳跃式发展的契机来自两位心理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他们的研究对行为经济学有很大的帮助。这两位心理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判断周围事物的，以及这种判断方式的特性是如何反映在他们的选择行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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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所阐述的，“人是完全理性和利己的”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脱离现实的。1974年他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不确定基础上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为行为经济学掀开了第一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揭示了人们的实际行为和理性是存在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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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获得了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荣誉为奠定行为经济学的学术地位作出了很大贡献。事实上如果追究这个贡献，特维尔斯基是不应该在卡尼曼后面的，但是因为特维尔斯基几年前去世了，无缘这个奖项。诺贝尔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能授予活着的人（当然也有例外）。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玩笑话要想得到诺贝尔奖，首要的条件是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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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之后，是像安德烈·施莱弗和马修·拉宾这样的第二代年轻的行为经济学者。对于经济学者，最光荣的奖项是诺贝尔奖，仅次于它的是克拉克奖。美国经济学会每两年就有一次针对40岁以下年轻经济学者的评选，对有突出业绩的学者授予此奖项。安德烈·施莱弗和马修·拉宾分别获得了1999年度和2001年度的克拉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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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克拉克奖其实是经济学者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很多人认为诺贝尔奖代表着最高权威，但是诺贝尔奖是针对那些过了事业巅峰期的学者，对他们过去的业绩进行评价，并确定其是否具有获奖的资格。与之相比，基于40岁以下年龄条件的克拉克奖是针对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学者设立的奖项。不论是谁，只要一获得这个奖项，瞬间就成了经济学界的权威。可以毫不客气地讲，我们所知道的那些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拿过这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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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大部分获得过克拉克奖的经济学者几十年后就会获得诺贝尔奖。1947年度克拉克奖的首位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到1983年，在18名克拉克奖获得者中就有11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占总人数的1/2以上。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是1991年度克拉克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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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行为经济学只有短短230年的历史，但是，在该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两位克拉克奖获得者。这意味着行为经济学已被认定为一个学术领域了。学者将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论文提交给《经济学杂志》，再也不会听到如下奇怪的回答：“这不是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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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在到了重新编写经济学教材的时候了，虽然这看起来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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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经济动物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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