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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另一个例子。某企业采用一年四次发放津贴的方式。但是，有些员工希望同样的金额以一年一次或两次的方式发放。真的有很多人想改变津贴发放的次数吗？有趣的事实是，即使提供了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大部分职员还是照样选择一年四次发放津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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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次发放津贴的方式已经被确立下来。如果改变为其他方式，必须要进行复杂的思考。“合在一起，一次性得到可以把津贴储蓄起来。如果分开发放，得到的钱就会马上用掉。”“一次全部得到的话，马上花光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多次感受发津贴的喜悦，不是更好吗？”“重要的是，得到的金额没有一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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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认为改变津贴发放次数这种想法本身就很麻烦。所以，还会选择按照企业预先设定的方式执行。这种选择按照预先设定的方式执行的做法，我们称为“既定偏好”。这里的“既定”，指的是已经确定下来的意思。如果仔细观察我们的生活，到处可以看到这种既定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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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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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偏好指的是，由于人们怕麻烦，所以打算按照已经设定的方式执行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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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人们有既定偏好这一事实。因为政策的制定会影响生活的质量，比如，制定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时，政策制定的基本框架不同，可能会导致享受这个制度保障的人数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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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这个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只有明确地表示愿意加入的人，才可以享受保障。这也就意味着没有表现出那个意愿的人，不能享受到任一健康保险制度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预先设定的选择是不加入的情况。由于有既定偏好的人们不会表现出打算加人的意愿，因此很多人不能享受到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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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制定这样的基本框架，对于没有明确表示不愿意加入的人，视为自动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制度，那么这些人就可以享受到制度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预先设定的选择变成了加入的情况，因此，很多人可以享受到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保障。如果从希望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健康保险制度保障的角度来看，那么应该制定何种基本框架，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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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关于捐赠人体器官的问题，人们有既定偏好的事实也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器官移植手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有器官移植的话，很有可能使那些可能死去的人活过来。不过，问题是可用的器官供给很有限。世界各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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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为了鼓励捐赠人体器官，正在推出各方面的政策。其中一项最有效的政策是：对于没有特别表明不愿意捐赠的脑死亡者，即认为其有捐赠器官的意愿。西班牙政府采取这项政策，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看到这个结果的其他国家政府也争相考虑采取这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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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政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明显的效果，是因为适当地利用了人们的既定偏好。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政策中，其预先设定的选择是脑死亡者愿意捐赠器官。如果想要改变这个选择，就必须向政府报告没有捐赠意愿，必须这样讲：“我即使处于脑死亡的状态，也不想捐赠我的器官。”因为大部分人认为这样做太麻烦，所以就选择了既定的选项——捐赠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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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政策是：把没有明确表明愿意捐赠器官看做没有捐赠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明有既定偏好的人们必定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因此，如果适当地利用这个“麻烦”，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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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制定政策的基本框架时，重要的问题是预先确定选择哪一个。有必要考虑大部分人的选择，再慎重地制定政策。即使政策的意图是好的，如果制定与预先选择相反的基本框架，也得不到好的效果。不过，经济学教材中不可能提到这样的论述。只有从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才能够理解这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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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购买决策与价格变化的幅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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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买手机时，看到自己喜欢的款式标价2000元人民币。我打算买这款手机，所以仔细地査看细节。恰好那个时候，一个朋友进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道：“这家店的价格太高了，其他的店只需要1700元人民币。”如果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走出这家店，而去光顾那家便宜300元人民币的手机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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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去某电器商店买电视，中意的型号标价20000元人民币。正在犹豫是否购买时，又是那个朋友走过来悄悄地说道：“这款电视在其他店只卖19700元人民币。一定要在这家店买吗？”在这种情况下，你又会如何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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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情况，估计大部分人都会采取如下的行动：会去其他的店买手机，而电视照样在原来的电器商店购买。这是因为从2000元人民币减去300元人民币令人感觉节省了许多，而从20000元人民币减去300元人民币令人感觉好像没有节省太多。如果是读者，想想看自己会怎么做？我相信大家会认同这个预测，好像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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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如果人们认为相对于去别家店所耗费的价值，得到的优惠更大，就会选择去其他店。这是符合理性原则的行动方式。不过，在两种情况下去其他店购物同样节省300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情况下，去其他店购物所耗费的价值也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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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是理性的人，既会去其他店买手机，也不会作出在原来的电器商店买电视的行为。也就是说，两种情况下都会去其他店购买，或者都在原来的店购买。比如，去别的店节约的价值变成1000元人民币，那么，手机或者电视都应该去其他店买。相反，如果去别的店节约的价值只不过200元人民币，那么，两种情况都应该在原来的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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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实中人们会去别的店买手机，却为什么会作出在原来的电器商店买电视的非理性行动呢？从类似的行动中我们可以预测到，还是在原来的店买的理由更明显，即与节省的绝对幅度相比，人们更重视节省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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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手机的情况表明去别的店购买可以节省10%的资金。相反，买电视的情况表明去别的店购买节省资金的比例充其量为1%。如果能节省10%，费力去别的店还算划算。但是为了节省区区1%，那么去别的店似乎就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像我们在这个例子中所看到的，动摇人们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理性的原则，而是直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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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过来利用这个逻辑，拿出种种理由以非常小的比率上调初始价格，估计消费者也不会表示强烈反抗。销售商巧妙地利用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某一商品的基本型定价比较低，接下来，每附加一项功能就稍微地上调一下价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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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使用这种高明技巧的典型事例就是汽车产业。譬如，广告中某一小轿车的标价是14万元人民币，但普遍情况下，实际支付的金额远远超过这个数目。配置DVD播放器的价钱，倒车雷达系统的价钱……如果以这种方式追加功能的话，最终的价格构成就有可能变得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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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所有功能都配备时的标价为24万元人民币，接下来，以减少配置功能为节约价钱的方式讨价还价。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即使价格小幅下降，人们也不会感觉自己获利。因此，如果以这种方式讨价还价的话，还很有可能会遭到卖家的鄙视。因此，汽车销售商往往把基本型车的价格定得比较低，然后一点点地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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