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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这算哪门子特卖。根本就是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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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最好去别处逛逛，看能不能买到更好的。”店主指了指外面，视线所及全是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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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至极！你难道不认识我吗？我经常来这里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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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下次应该买把伞。有时候，只要5美元就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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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又低声咒骂一番，他拉起衣领，没有买伞，跑进了外面的雨里，他沿着建筑的檐角，一路走回了家。他到家没多久，刚把湿漉漉的衣服脱下来，雨就停了。于是，在半裸着跑上楼前，他又爆发出一阵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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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打电话来，告诉詹姆斯，他的那辆车所需的工作量超出了对方的预期，得到第二天才能修好。在詹姆斯提出异议前，对方就挂断了电话。詹姆斯感到很沮丧，他决定再出门跑会儿步，以消耗焦虑的情绪。而当他跑完步回到家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锁在屋外了。啊！他的妻子蕾妮在出差，孩子们在朋友家，保管着他家备用钥匙的邻居去度假了。天气看起来是一副又快要下雨的样子。没办法，詹姆斯只得给锁匠打电话。他问了好几个锁匠，对方都表示，需要150~250美元才肯开锁，或干脆换一个新的。詹姆斯希望价格能便宜点儿，但当他意识到其实所有锁匠都是蒙着假面的强盗时，他也就坦然地选了最后那位。20分钟后，锁匠到了，他摸了会儿门，扭了什么东西，稍微晃了几下，然后又猛地拉了下什么，嘿，门开了。这一系列过程只花了两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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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进到屋内，在厨房喝了点儿水，锁匠说道：“谢谢。您得付我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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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美元？不就1分钟的事！等于说你的时薪是，”詹姆斯烦躁不安地掰了下指头，“1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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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不清楚，不过您得付我200美元。或者我们再走出去，然后我把你锁在外头，你可以试试找别人来帮你开锁。也许只要一分钟就好了。随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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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詹姆斯写了张支票拿给他，然后回到客厅里，开始看起奈飞，享受着短暂而难得的独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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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蕾妮出差归来，她看上去一副心情大好的样子。事情办得很顺利，而且她第一次用了Kayak（机票搜索服务），格外划算的价格让她倍感开心。因为詹姆斯的车还在车行里，所以她从机场打了Uber（优步）回家。蕾妮超爱Uber，称得上是Uber的狂热追随者。她的日程安排总是难以预料，所以使用Uber能帮她省下调度车辆的麻烦，也免得她去搭乘复杂的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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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在蕾妮的心里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但几天之后，发生了一件事。那是个暴雪天气，她要和客户一起出去吃晚餐，但很难打到Uber。平常到市中心只要12美元，那天竟然涨到了40美元！40美元！岂有此理。于是，她叫了辆普通的出租车，并决定停用Uber，以示抗议。接下来的几周，她要么预订老旧的汽车服务，要么搭乘公交或借车。这很痛苦，但她可不愿意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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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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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是这样影响着我们对价值的看法。5岁以上的大多数人，虽然并未积极参与到政治中，却都能理解公平这一概念。当看到或谈论它的时候，我们会立刻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我们并不知道的是，在日常财务决策中，公平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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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顾问的建议、雨天的雨伞、被锁起来的门，或是骑车回家，这些东西的价值和我们觉得它值多少钱之间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在决定要不要买一样东西的时候，愿意支付的金额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价格看起来是否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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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一笔交易时，传统的经济模式只是简单地将价格与价值这两者进行比较。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将价值同价格以及其他因素相比，比如是否公平。当人们感觉到不公平的时候，他们会重新找到有效且完美的经济解决方案。即便当一笔交易顺利进行时，即便我们会因此获得巨大的价值，这种感觉也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就好像多花钱去买一台烘干设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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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供求基本规律，雨天的雨伞（需求更大）会更贵，暴雪天气里的Uber（需求更大，供应更少）也会更贵，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支付这些变高的价格。更换机油或开锁的价值与我们觉得它是否公平毫无关系，只要能快速而高效地解决问题就好。话虽如此，当我们为了一些看起来很轻松或花不了多少时间的事物支付一笔高额费用时，我们还是会焦虑不已，会翻白眼，会气得跺脚，会踢东西，会扬言不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心智不成熟的小孩，我们认为所有价格都应该公平合理。我们会因为觉得价格不公平而拒绝好的价值。我们惩罚不公平，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也惩罚了自己（看看詹姆斯，这位被淋成落汤鸡的生产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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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实验，显示了我们是如何惩罚不公平的。它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尽管听起来好像一部悬疑电影，但其中并没有杰森·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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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需要两名参与者——一位充当提议者，另一位充当响应者。两人分别坐在不同的房间里。他们互不认识，也永远不会在这里碰面。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不必担心对方反击或报复。提议者会拿到一笔钱——假设是10美元。他或她可以决定给响应者多少钱，自己留下剩余的钱。提议者给出的金额可以是任意一个数字——5美元、1美元、3.26美元。如果响应者接受拿到手的金额，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分配给自己的那笔现金，游戏结束，各回各家。但如果响应者对拿到手的金额存在异议，那双方什么也得不到，所有的钱都会退还给做实验的人，他们将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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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理解游戏的规则，比如用作实验的钱，以及钱是如何被分配的。又或许，他们从未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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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能后退一步，合理地、有逻辑地、像冷血计算机遇到杰森·伯恩那样去思考一下，就不难得出结论，响应者应该接受从提议者那儿拿到的比零大的任意一笔金额。即便只是一分钱的出场费。这是免费的钱，不管多少，有总比没有好。如果世界超级理性，就算提议者只给响应者一分钱，后者也会欣然接受。游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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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现实，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并不能做到如此。响应者往往会拒绝在他们看来不公平的提议。当提议者拿出不到总金额1/3的钱时，响应者通常都会拒绝，于是，两个人一无所获地各回各家。实际上，人为了惩罚他人（不认识的人，而且可能今后再也不会碰上的人），而拒绝免费的钱，只是因为对方做出了不公平的提议而已。结果表明，因为公平感的存在，我们会将一美元的价值看得比零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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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假如我们走在街道上，遇到一些陌生人，要给我们50美元，我们会因为他们给自己留了100美元而拒绝对方的给予吗？还是会满怀谢意，从此以后，每天都从那条街经过？如果我们正在参加一场马拉松大赛，有人给我们递了一杯水，我们会把它扔到一边吗？只是因为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满了不属于我们的水杯？不会的，那也太神经质了。那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总会将注意力放在杯子中空着的那半部分——不公平的那部分，我们没有得到的那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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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的确疯了。研究人员发现，“最后通牒博弈”中的不公平提议（比如从10美元中拿出来1美元给响应者），要比公平提议（比如从10美元中拿出5美元来给响应者），更能激发大脑中不同区域的神经。研究显示，一旦我们的“不公平”区域被激活，我们就更有可能拒绝不公平的提议。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不喜欢不公平，而这种不喜欢促使我们有所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愚蠢而疯狂的大脑，也许我们并不喜欢，但它仍是我们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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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学家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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