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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家已达成广泛共识，认为共情正是镜像细胞活动的结果，但与负责肢体动作的运动镜像细胞不同，共情是由情感镜像细胞引起的。2009年，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儿童在观看他人遭受痛苦的影片时，有活跃迹象的大脑区域与他们本人承受这种痛苦时的大脑活跃区域相同。在成人身上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受试者看到他人处于悲痛或恐惧状态的照片时，大脑活动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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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能力涉及哲学及心理学常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心智理论。心智理论并非科学理论，而是指人类对他人的情感状态、信念和意图形成看法的能力。人们认为心智理论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一项重要特征，小至2岁的孩童身上即可发现这种特征。在一间屋子里，2岁孩童会将目光转向身边人都在看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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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理论的能力在3~4岁时会出现显著发展。该年龄段的儿童往往可以区分自己所知之事与他人所知之事。愿意的话，你可以找一名4岁儿童，做以下实验。准备两个颜色不同的盒子——如一红一黄——和一块糖，在该名儿童及另一名成人面前，将糖放进红盒子，然后让成人离开房间。成人离开后，当着儿童的面，将糖从红盒子里移到黄盒子里。然后，再把成人请进来，让儿童猜那名成人会认为糖在哪个盒子里。如果儿童回答正确，指向了红盒子，其心智理论就处于正常水平。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4]的儿童，由于心智理论受到抑制，再长大几岁也可能无法通过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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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计划在近期与几名精神病学研究者合作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以期借助博弈论增进我们对心智理论的认识。借助最后通牒博弈与信任博弈（后面章节会有详述）等博弈形式，我们或许可以鉴定出哪些儿童患有轻度心智理论习得障碍或轻度自闭症谱系障碍，却仍然成功通过了标准测试。共情能力与心智理论相互关联，因为二者均以换位思考的能力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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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闭上双眼，想象自己认知能力不变，但心智理论能力尽失，你会发现这种情景令人战栗——实际上，缺乏共情能力与心智理论正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常见症状，有此障碍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根源于此。在这种状态下，虽然对周遭环境有充分认识、一清二楚，你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星球，星球上居住的都是外星人，他们的行为与反应奇异叵测。你根本摸不准挠左耳这一举动是否会严重冒犯到他们，引来气势汹汹的回击。你不知道如何博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帮你寻找食物。即便他们怀着善意接近你，你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想和平以待，还是妄图袭击你。你自然也无法与他们中的任何人形成亲密关系，或生育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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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假笑要调动哪些肌肉，你无法分辨。同理，无论打牌、谈判，还是约会，用逻辑来辨别他人的情感状态，进而推测其意图，这也是痴人说梦。察言观色并做出投其所好的回应，这毋庸置疑是情感层面的能力，同时也是做出正确决策所必不可少的数据：亮牌还是加注，让步妥协还是坚持立场，觉得对方会送上香吻一枚还是会迎面一个巴掌。我们的情感将观点与事实融会贯通，换作其他方式，我们根本做不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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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分或偷走》，实为英国竞猜节目《金球赛》最后一个环节的名称。该节目始播于2007年6月18日，不仅在观众中间大受欢迎，也引起了很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当然，也有人批评该节目“鼓励欺骗行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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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敌是友》，2002年6月3日在美国竞猜节目电视网（Game Show Network）首播的一档节目，规则与《平分或偷走》相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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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经元插入电极需要开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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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闭症谱系障碍，是根据典型自闭症的核心症状进行扩展定义的广泛意义上的自闭症，既包括典型自闭症，也包括不典型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征、自闭症边缘、自闭症疑似、自闭症倾向、发育迟缓等症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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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 第四章 博弈论、情感与道德金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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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或许是各类社科文献中遭到滥用最多的悖论。但无论是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凡不小心中招落入其圈套的人，都会为之着迷。在等式中引入理性情感是否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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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囚徒困境的基本理论。两名银行抢劫嫌犯被抓获，遭到了逮捕，但警方的证据不足，若两人均不肯招供，警方将别无选择，只能释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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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嫌犯被分别关在两间单人牢房里，审讯的警察将两人轮流叫到审讯室，向他们提出以下方案：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招供，另一人拒绝招供，招供的人会被释放，而拒绝招供的人会被判处5年徒刑；如果两人都招供，则两人都会被判刑，但坦白从宽，会酌情减刑，只会被判处4年徒刑；如果两人都不招供，警方则无法控告他们有罪，只能控告他们在追捕过程中有危险驾驶行为，判处一个月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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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嫌犯须分别决定对此方案作何答复，但没有机会以任何方式同关在不同牢房的另一名嫌犯沟通。那么，嫌犯是否会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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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身处地站在一名嫌犯的立场上思考，你会马上发现无论对犯罪同伙的选择有何判断，招供始终符合你的最佳利益：如果对方招供，你也招供，你的刑期可以减少一年（从5年减到4年）；如果对方拒绝招供，你招供就能立即得到释放，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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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结论自相矛盾：若两名嫌犯都从理性和自私的角度思考，认为自己应该认罪，两人都会被判处4年徒刑；如果两人都拒绝招供，他们的境遇会好得多，只需服短短一个月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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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并非打发时间的智力游戏，而是博弈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博弈论，本质上就是对交互决策的研究。“博弈”作为专业术语，意即一人的行为会影响另一人处境的任何情况。经济竞争、国与国的暴力冲突乃至家庭内部的互动都可以利用博弈论来建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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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将囚徒困境称为社会困境博弈，因其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与经济情况，包括环境污染、偷税漏税、逃避兵役，乃至在银行插队。在以上所有案例中，从单个个体的角度考虑，都存在一项更加可取的行为。然而，假如所有（或退一步讲，大多数）参与者都做出这一行为，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那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应如何解决此类困境？既然无法强制人们合作，人们又为何会选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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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问题，罗伯特·奥曼在一系列研究论文中给出了答案，凭借这些论文，他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奥曼与谢林共同获得）。囚徒困境的社会变异往往是“重复博弈”，即同一种互动情景在同一组参与者之间多次重复进行。由于是重复进行，选择自私而为或会造成不小的损失：人们会记得你过往的行径。因此，自私而为的参与者（如在典型的囚徒困境中选择招供的人）再次遇到同样的情形时，其他参与者可能会伺机报复，从而也选择只符合其一己私利的行为（如自己选择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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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曼建立了重复博弈的数学模型，证明了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中，经过理性思考而达成合作是有可能的。（奥曼的理论本身值得充分讨论，下一章会予以详述。）然而，根据我本人的研究，还有另一种可能的答案。理解这一答案，需要先介绍一下博弈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纳什均衡——这一理论以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命名，纳什作为电影《美丽心灵》[2]的主角原型而闻名世界，其萌生均衡概念的灵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纳什均衡最终成为极为重要的概念，广泛用于社会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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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释纳什均衡所蕴含的思想，我们要重点探讨涉及两名参与者的博弈：每名参与者均有多项行为（或策略）可以采取，从可选行为中选择一项行为，所选行为决定着两人的收益。如两名参与者所选的行为均为另一人所选行为的“最佳回应”，均衡即形成。换言之，两名参与者若选择其他行为，收益不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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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设想一种名为两性之争的博弈：你和你的伴侣需要决定今晚去哪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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