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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理性情感的效果取决于他人识别情感的能力以及更加重要的一点——对方是否相信这些情感发自内心。在冗长的谈判过程中心生怨气，这谁也阻止不了，但假如我们只是在心里生闷气，对方没有察觉，这种情绪只能让我们自身受损，而不会构成谈判优势。佯装生气却立即被对方识破，这也不会为我们带来优势，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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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才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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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我教过的学生迈尔·迈舒拉姆和几位朋友一道去看另一位朋友，夜深之后，他们决定叫一份匹萨。但匹萨迟迟没有送来，几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干等，越来越不耐烦。一个小伙子的父亲来了，泰然自若地问他们有没有打电话给匹萨店催一催。小伙子们回答说打过电话了，但对方说匹萨还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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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父亲决定让这些年轻人见识一下“怎样催人”。他立即亲自打电话给匹萨店，他先前泰然自若的气度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怒气冲冲的姿态。他对着电话大声呵斥，告诉电话另一端的人，要是匹萨5分钟内不送到，这将是他家从这家匹萨店订的最后一份匹萨。乍看起来，他打电话时表现出来的怒气完全是在做戏，毕竟他几秒钟之前还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但电话挂掉之后，其他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他余怒未消地说了句：“这些浑蛋！”不到15分钟，匹萨便安全送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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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重点是，即便出于策略原因，我们有时也可以有意识地调动真实情感。几年前，半岛新闻电视台为制作一档有关以色列科技与教育的节目，采访了我。我记得自己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该电视台的阿拉伯观众面前，为以色列博取一点同情。实际上，这是我接受采访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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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开始的问题和博弈论有关，接着则问到了理性研究中心的成功之路，我当时还是该中心的主任。然而，后来他们开始问一些较为私人的问题：我的父母出生在哪里？什么时候搬到了以色列？我儿时是否接触过巴勒斯坦历史？我情不自禁地夸口说我母亲的娘家已有六代人定居在耶路撒冷，也详细讲述了我父亲兄弟两人1933年被迫离开父母，逃离德国的故事。他们克服艰难险阻，穿越欧洲，抵达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登上驶往巴勒斯坦的船只。我的父亲出身于德国一个富足的犹太家庭，而巴勒斯坦的环境与他童年所熟悉的环境大相径庭，他必须在陌生的环境里挣扎求生。最后我还提到，后来，他留在德国的亲人惨死在纳粹死亡集中营里，他得知这一消息后，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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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往事我此前对亲朋好友讲过许多次，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情感波动。但坐在半岛电视台的摄影机前，我却情难自已，怆然泪下。事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无意中放大了自己的伤感情绪，以博得电视观众的同情。但这些都不是虚情假意，让我泪如雨下的悲痛之情完全是发自肺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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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和迈尔·迈舒拉姆在理性研究中心联名进行了一项实验室实验。在实验中，为了测试实验对象所承受的情感压力强度，我们将电极贴在受试者皮肤上，利用仪器从电极上收集数据，数据主要与脉搏率和皮肤电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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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受试者参与一种简单的双人博弈，即“独裁者博弈”。一名参与者会拿到一笔钱，假设为100美元，然后两人会得知，拿到钱的参与者可以选择分一部分给另一名参与者，也可以独吞这笔钱——决定权完全在前者手上，他想给多少就给多少。我们所关心的是博弈中处于被动一方的受试者有何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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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分为三组，每组的待遇均有不同。我们告诉第一组，仪器可以测试连接者的愤怒程度。第一组的受试者还知道，假如他们从独裁者一方手中分到的钱很少，他们可以获得补偿。此外，他们还得知，他们因独裁者一方分钱太少而感受到的愤怒程度会被仪器测试出来，我们发给他们的补偿金额与该数值成正比，愤怒值越高，他们拿到的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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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第二组的解释是，独裁者一方慷慨赠予令他们感到的幸福程度会被仪器测试出来。此外，他们还得知，能测试到幸福感就有奖励，奖励金额与幸福程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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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的奖励机制与前两组相似，奖励的依据是他们得知独裁者分配结果之后的平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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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展示了实验对象的情感反应。情感反应的测试手段既包括皮肤导电仪器，也包括调查问卷的使用。调查问卷由间接问题组成，几十年来，在鉴定情感状态方面，这些问题一直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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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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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所示，受试者显然会对奖励做出反应。第一组受试者分得份额较低时，会表现出显而易见的愤怒情绪。而相比之下，参与者须表现出幸福感才可获得奖励时，分得份额较低也不会引起太强烈的愤怒情绪。耐人寻味的是，我们还发现，第二组受试者面对奖励产生幸福情绪的能力明显较弱。这一发现或许是因为皮肤电导仪器不易检测到幸福感，但也可能表明，人类按照需要对外表现愤怒情绪的能力要优于表现幸福感的能力。愤怒虽远不如幸福让人受用，却能更为有效地在社交场合中建立承诺。这或许进而可以表明，在进化过程中，大脑善于表露愤怒情绪的人受到了青睐，人类整体因此发展出了更强烈的愤怒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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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拥有识别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若无此能力，我们的社交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若是看不出别人是否喜欢自己，我们的繁殖能力会大为受限。我们的生死存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交活动，因此若失去阅读他人情感的能力，连我们的肉身存活也会面临威胁。显然，早在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的初期，从他人面部识别情感的能力就形成了。这一过程在杏仁体这一部位进行，杏仁体是大脑边缘（情感）系统的一部分，位于人类大脑最核心、最原始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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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脑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及其同事以杏仁体受过损伤的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了几项研究。这些研究对象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人脸，将脸部照片与他们认识的人正确匹配，却完全无法识别面部表情，也无法将表情与情感状态匹配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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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领域最有意思的发现之一与大脑的一个特定部位有关，即负责面部识别的梭状回。面孔是我们用来向外界传达情感状态的终极工具。下次乘公交或在银行排队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以下这个简单的实验：找一个没在看你的人盯着看，你会发现不消几秒，此人就会反过来盯着你看。我们对笑容的反应也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多数人都很善于识别假笑，假笑所调动的肌肉群与油然而生的笑容迥然不同。但与此同时，多数人却说不清为何假笑看起来有别于真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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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英国进行的一项有趣实验尤其明白地证明了面部表情的巨大作用。实验人员将一台咖啡机放在了一间人满为患的办公室里，并在咖啡机上方挂牌提示倒咖啡须在旁边投币箱投币，一杯咖啡一英磅。一周后，实验人员比对了从咖啡机倒出的咖啡杯数与投币箱收到的数额，不出所料地发现很多人无视提示牌，用了咖啡机而没有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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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实验人员贴了一张印有一双眼睛的照片，这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咖啡机的使用者。这一简单的改动产生了巨大的行为效应，一周后，投币箱的金额已与咖啡机倒出的咖啡杯数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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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估算人类识别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有研究者利用英国著名竞猜节目《平分或偷走》（Split or Steal）[1]，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实验。在竞猜中，两名选手须回答一连串有关各种科目的问题，每答对一题，两名选手可获得一笔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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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轮结束后，两名选手需要决定累积奖金（奖金数额有时会达到10万英镑以上）如何分配。为此，两人须分别暗自进行二选一，“平分”或“偷走”。如两名选手均选择平分，累积奖金就会在两人之间平分。相反，如一名选手选择平分，一名选手选择偷走，选择偷走的选手即可独吞奖金，而另一名选手只能空手而归。如两名选手均选择偷走，则两名选手都会一无所获。在选择平分或偷走之前，选手会按指示进行30秒面对面的交谈，讨论自己打算做何选择。这个节目与著名的囚徒困境极为相似，本书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对此现象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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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是《平分或偷走》的选手，单从金钱的角度来看，选择偷走始终对你有利。如果另一名选手选择平分，而你选择偷走，你能拿到双倍的奖金。相反，如果另一名选手也打算选择偷走，你不论怎么选都一无所获，这样一来你或许情愿这名贪得无厌的前队友也空手而归。然而，荒诞的是如果两名选手都深谙此理并依此行事，两人谁也拿不到奖金，齐心协力赢了10万英镑，却只能白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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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烈推荐各位去YouTube（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上看一看这个竞猜节目的视频片段，搜节目名称《平分或偷走》即可找到。在两名选手的简短对话中，两人均想努力让对方相信，选偷走这种事他们想都没想过，因为这种行径会遭到数十万电视观众的唾骂，让他们背负难以洗刷的骂名。节目里有许多选手说这些话的时候信誓旦旦——几秒钟后，结果显示他们选择了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