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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人们会因不公行为而感到恶心，这所言非虚。毕竟，我们难道真的想摆道理说服自己逆来顺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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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有三位，除文中提到的两位之外，还有约翰·海萨尼，海萨尼同样是因其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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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 第二部分 论信任与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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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论偏见与信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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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为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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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华盛顿的两名研究人员菲利普·基弗与斯蒂芬·南克在一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的目的是调查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他们邀请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千人针对他们对不熟之人的信任程度打分，包括汽车修理工、初级护理医生、负责公共服务的政府官员。研究中，一项很有意思的发现是，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与其所住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密切相关。对陌生人信任度高的国家，GDP也相应较高。该研究并未表明信任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后续的调查研究——其中有些研究用到了实验室实验——揭示了二者相关的深层原因，这些原因非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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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人际合作的助推器，合作进而又推动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信誉是培养信任的行为特征，一个社会缺乏信誉，信任也就难以为继。反之，正如缺乏信誉会导致信任难以维系，缺乏信任最终也会导致信誉毁于一旦。假如社会环境中几乎不存在信任，信誉的建立或维系也就丧失了意义。在此情况下，为人自私、不可靠反而更有利于你，社会与国家也或处于以下两种均衡状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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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良性”均衡，即人与人相互信任，在他人面前为人可靠，善于合作（证明自己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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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恶性”均衡，即人与人互不信任，行事毫无守信可靠的觉悟，使得信任的缺失变得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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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实验数据，也不难猜到究竟哪种均衡有益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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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均衡究竟是在随机过程中形成，还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经济学家对此问题意见相左。如果是随机形成的，今天的安哥拉与瑞士之间的差异则源于历史上的随机事件，这些事件导致安哥拉陷入了恶性均衡，而瑞士却处于良性均衡。根据这一观点，历史颠倒的概率是同等存在的，安哥拉社会曾有可能发展成如今的瑞士，而如今的瑞士人也可能过着安哥拉人的生活。意见相反的人认为，某些初始条件（如气候、自然资源优势、某种文化融合等）决定了哪些国家有幸走向良性均衡，哪些国家会陷入恶性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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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社会可以从一种均衡状态转换到另一种均衡状态（但愿是从恶性到良性），上述问题就无关紧要了。对此——所谓的“趋同”[1]——经济学研究者中间存在着立场更加鲜明的分歧。趋同理论的支持者显然生性乐观，认为假以时日，安哥拉一定可以转入良性循环，从而让国民享受到与瑞士同等的生活水平。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均衡具有“遍历性”[2]或“同化性”，意即从一种均衡状态向另一种均衡状态的转换难以实现（因为恶性均衡会“同化”变革因素，不会遭到颠覆）。从良性均衡转变为恶性均衡的情况却不难想象：粮食或水资源短缺、疫情暴发、政府垮台——以上任何事件均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崩溃。但似乎从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却特别困难。例如，假设有人让你在另外三个人的帮助下，将一只大箱子从你朋友家的一间屋子搬到另一间，由于箱子很沉，必须四个人用尽全力才能搬得动。这件东西几次搬不起来后，再想搬就很难了。你们每人都有可能对其他人出多少力，是否相信这件事能干得成心存疑虑。要想成功，须经多番讨论，因为一旦猜疑形成，你们四人就需要改变行为，才能转变到更适宜的均衡状态。如果在某个时刻，你们齐心协力把箱子搬了起来，你们便进入了良性均衡，但这种新的均衡状态相当脆弱，只要有一个人改变行为（稍微偷一点懒），箱子就会掉落，信任就会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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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趋同理论争执不下的两个阵营虽然都运用了艰深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一问题仍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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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经济学研究有别于自然科学研究。许多当代经济学研究都是使用了数学模型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研究与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不无相似之处，后者也会用到数学模型。但差异在于，决定物理学的理论假说真实与否的最终检验是支撑理论的实验数据，而很多经济理论根本没有经过实验论证便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很多情况下，证明某项理论真伪的实验结果根本无从获得。一千年后，安哥拉的生活水平会与瑞士齐平，支持这种说法的理论究竟如何才能利用实验工具确定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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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种理论研究在经济学领域仍然非常重要。人类行为错综复杂，难以用数学模型精确描述。相反，这种模型的作用往往是阐释某种主张或观点，而这些主张或观点不用模型也可以叙述出来。物理学模型是这门科学的精髓，而经济学模型仅仅是工具。有些复杂的经济学模型可以演示出垄断企业的利润为何高于处于竞争性市场的企业。这些模型提供了许多重要思路，包括与政策制定相关的思路，却远远未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步，当然也无法满足预测经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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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三名美国经济学研究者为研究人们愿对他人寄予的信任度与信誉度，提出使用一种适用于实验室研究的简单博弈，即信任博弈。信任博弈有两名参与者，第一名参与者（提议方）首先拿到一笔钱，假设为100美元。这名参与者可以独吞这笔钱，也可以自愿分一部分给第二名参与者（接受方）。提议方每分给接受方1美元，实验人员都会在此基础上再发给接受方2美元。例如，如果提议方（从原本的100美元中）分20美元给接受方，接受方则会拿到60美元（所分得数额的3倍）。此时，接受方可以选择将手中的钱分一部分给提议方，分多分少全看接受方有多慷慨（或多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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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设身处地地站在博弈参与者的立场上，想象一下你会怎么做？你作为提议方的行为，显然取决于你对接受方的信任度。若是决定将最初那笔钱全部独吞，你能得到100美元，而接受方则会空手而归。反之，如果你分一部分钱给对方，这笔钱乘3后，对方从中再分你一半，你们两人最终的所得都有所增加。如果你胆子很大，把100美元都给了对方，对方便手握300美元。如果对方从中分一半给你，你们两人均可得到150美元，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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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与人为善的意愿、慷慨解囊的觉悟，或不愿忘恩负义的羞耻心，接受方不存在其他的分钱动机。你作为提议方，处于两难的境地。如假设双方均自私而理性，根据博弈论的预测，提议方一分钱都不会分给接受方，因为他会认定接受方最后也一分钱都不会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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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后通牒博弈一样，信任博弈也迅速成为行为经济学家所探讨的最突出的博弈形式之一。果不其然，从一开始，有关信任博弈行为的实验室实验便显示出，提议方一般愿意将手中的钱分出很大一笔（通常为1/3左右）给接受方。而接受方反过来往往也知恩图报，按接受方分给他们的初始数额外加少量酬金，返还给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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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任博弈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人们愿意对他人寄予一定信任，而在于可以此衡量与对比不同文化的信任度。对于这点，已有人做过几项耐人寻味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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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一例，两名以色列研究者尤里·格尼茨和哈伊姆·福施曼想研究种族血缘对人们的影响，他们邀请特拉维夫大学和海法大学的学生参与实验，这些学生的种族背景——欧洲裔或中东裔——仅凭姓氏即可判断。实验参与者通过计算机终端设备进行信任博弈，提议方位于特拉维夫，而接受方位于海法，两地相距约6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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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参与者都知道对手的姓名，参与者以各种组合方式进行两两配对：提议方为欧洲背景，接受方为中东裔；提议方为中东背景，而接受方为欧洲裔；双方均为欧洲裔；双方均为中东裔。结论出人意料，且有着令人失望的社会意义。在提议方须决定愿分多少给接受方的环节，中东姓氏的接受方分得的数额明显低于欧洲姓氏的接受方。针对中东背景参与者的歧视主要是由欧洲裔参与者的行为造成的，但中东裔参与者也对同胞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歧视，男性在这方面的歧视倾向要高于女性。换言之，男性对欧洲姓氏的参与者寄予的信任度要高于他们对中东姓氏参与者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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