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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项简单的实验便表明，歧视现象其实仍然在大行其道。我们在身边已看不到明目张胆的歧视，因为社会强烈摒弃公然的歧视行为。但在远离社会关注的场合，隐性歧视却有危险的抬头之势。在这一实验中，歧视行为的根源在于许多提议方所抱有的一种（甚至可能是潜意识层面的）直观感受，这种直观感受让他们以为欧洲裔接受方投桃报李的可能性要高于中东裔的接受方。甚至中东裔的提议方也表现出了歧视倾向，显然对同胞怀有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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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有人可能会问，根据信任博弈接受方在实验中的表现，这种直观感受——中东裔参与者在投桃报李方面较为吝啬——是否合理？答案是，完全无中生有。无论是何种族背景，所有接受方对慷慨相赠的提议方所给予的回报份额均趋于一致。实际上，中东裔接受方的回报额要稍高于欧洲裔接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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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东背景人士的歧视是如何产生的？在前一章，我们提到了罗伯特·奥曼提出的原则理性与行为理性之差。所谓原则理性的行为，顾名思义，就是根据本能性的原则做出的行为。我们一生中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交际场合，这种原则通常是有利于我们的，而行为理性的行为则须在认知层面多加注意，仅适用于个别的交际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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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猜疑主要受情感原则支配，但原则虽有助于我们快速决策，却因以偏概全而存在一大缺陷。这种以偏概全存在误导性，上述实验显示出来的歧视行为就是一个例子。导致歧视形成的认知是，我们不应该信任与我们有异或经济状况不如我们的人。这在有些情况下或许是合理的行为方式，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对我们的自身利益造成极大损害。此类原则往往是几次误信于人后形成的，且难以更改。实际上，这些原则即便经证实有害无益，并不正确，却仍然能长期盘踞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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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人类与蜜蜂并无太大差别，蜜蜂也严重依赖于某些难以撼动的原则。几年前，在德国进行的一项有趣实验利用“人造花”对此进行了研究。人造花即上色的圆盒，盒里装着吸引蜜蜂的花蜜。实验人员铺设了一片人造花田，花色不同，有黄蓝两色。黄色花朵装有花蜜，蓝色花朵则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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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幼蜂在人造花田上放飞，蜜蜂立即开始在花间飞来飞去。落到黄色花朵上的蜜蜂采满了花蜜，而飞到蓝色花朵上的蜜蜂却立即失望地飞到了别的花朵上。久而久之，飞到蓝色花朵上的蜜蜂越来越少。到最后，研究人员每次在人造花田上放飞蜜蜂，所有蜜蜂都知道要避开蓝花，直接飞向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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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实验人员更改了蜜蜂的实验规则：将花蜜放在蓝花上，将黄花留空。他们本以为蜜蜂会逐渐认识到应该转而飞向蓝花，放弃黄花。但事实并非如此，蜜蜂仍然一味地飞向黄花，固守原先的行为模式。蜜蜂顽固不化地守着错误的偏见，尽管每次飞到没有花蜜的黄花都毫无收获，却仍然不肯光顾蓝花。直到蜜蜂因营养不足而气力渐弱，这一现象仍在持续。最终，整个蜂群饿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蜜蜂以自杀的方式祭奠了其对蓝花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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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的实验向我们展示了无意识偏见的危害，却也指出了人类抵制这种偏见的方式。如信任博弈所示，我们愿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处置，这种心理可因社会条件而异。这些实验表明，只有情感取代纯粹、符合逻辑的利己主义，这种环境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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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趋同，亦称收敛，最初为数学用语，意即一个数列收敛于某个值。在经济学研究中，该词指的是地区间或国家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着缩小的趋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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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遍历性，指统计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性，表现为时间均值等于空间均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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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 第八章 自圆其说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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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受聘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担任教授，并在这座优美的城市定居下来。欧洲大学学院由欧洲共同体创建，旨在培养社科领域的欧洲精英在博士学业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造诣。每个欧盟成员国均划拨了一定的学院招生名额，因此学院拥有国籍各异的学生，且各国比例相等——这不仅对学校来说是妙事一桩，也恰巧构成了一个极其适于研究的群体。多数学生至少会讲三门欧洲语言，且在不止一个欧盟国家居住过。欧洲大学学院公开表示，其宗旨就是成为欧盟的意识形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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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年底，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费舍尔召集了欧洲大学学院社会科学系的全体教师——约30名教授，为我们下达了一项奇怪的任务，即为“欧洲合众国”起草宪法。随后，欧盟拨给我一大笔研究经费，我连同几名同事，选择将部分经费用于研究欧洲背景下的信任与信用。我们决定利用一种根据“恩惠市场”进行的博弈做一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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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欧洲大学学院新生（初来乍到，故尚无时间与其他人相熟）是本次实验的受试者。实验分组进行，每组5名学生，每组的成员均未直接见面，所有交流都通过电脑屏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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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开始后，每名参与者的简介首先在各组成员间传阅。对于我们（实验人员）来说，最重要的信息莫过于参与者的国籍，但我们也将年龄、学术兴趣等次要信息罗列在了传阅的简介材料中。之后，每名参与者分得50欧元，并得知自己可从这笔钱中分出任意数额给组内任何成员。与信任博弈相同，任意数额的钱在参与者中间初次转手，则乘以3。初次赠予的接受方可选择返还一部分钱给分钱给他们的人，数额自定。这一点仍与信任博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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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在每组内重复进行6轮，由此导致的效果就是一个动态的恩惠市场得以形成。其中的个人选择施惠于人，期望对方在本轮或其后某一轮投桃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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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是对比人们对欧洲南北两个地区的人所寄予的信任度。为研究起见，我们将欧洲北部界定为丹麦、瑞典、芬兰、英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而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多数法国人都居住在法国南方）划分为欧洲南部国家。并非巧合的是，欧洲南北部的地理分界线恰好也是拉丁文化与盎格鲁–日耳曼文化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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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受试者均为青年知识分子，履历中都有丰富的国际和跨文化交流经验。鉴于这样的背景，有人或许以为国籍对博弈中表现出来的信任度毫无影响。但事实证明，这一假设并不正确，相比于北欧人，南欧人显然遭到了歧视。这种针对组员身份的歧视既表现在其他参与者对分钱给谁的选择上，也表现在他们分钱多少的决定上。南欧人被选中的次数相对较少，即便选中，拿到的份额也低于北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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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博弈的动态性质让我们得以观察歧视倾向逐轮显现的过程。我们本以为随着博弈的进行，歧视表现会逐渐减少，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事实恰好相反。仔细分析数据后，我们发现了歧视加深的秘密：在第一轮，对南欧人的猜疑已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程度很轻，微不足道。受到猜疑的对象继而在第二轮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猜疑，予以回击。一方的猜疑自然会引起对方的猜疑，而在前者看来，这又印证了对南欧人的歧视是有道理的，导致下一轮针对南欧人的歧视进一步升级，进而加深双方的猜疑，并由此导致歧视与猜疑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我们眼看着最初一点点缺乏根据的轻微歧视迹象逐渐演变得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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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开始时的轻度猜疑是一种自圆其说的预言，至博弈结束已经演变成不折不扣的歧视。我们认为，既然连欧洲大学学院这样的精英学府所招收的青年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此行为，这一现象在全欧洲应该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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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的发表遇到了重重阻力，因为有审稿人认为文章有挑衅责难的意味，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并不公平。行为经济学领域最重要刊物的编辑是来自德国家庭的西班牙人，值得钦佩的是，他认识到了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并同意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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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验中愈演愈烈的猜疑行为，南欧人和北欧人均负有一定责任。很多人际沟通失败的案例均可归咎于这种自圆其说的猜疑。老板对属下能力表示缺乏信心，因此限制了这名属下的成功概率。如果这名属下确以失败告终，老板会认为当初的看法得到了印证。反之，属下若是从一开始就认为任何工作进展都会立即被老板驳回，这样反而会导致自己不受信任与尊重。在恋情中，怕受伤害、怕被辜负的心态本身就是恋情夭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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