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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激励需要详细监控每名员工的工作,而这通常并不现实,人力资源部门于是往往会使用评估指标,而这些指标常常几乎完全无关紧要,这促使员工把精力用于提高其人力资源评估分数,而非本职工作。按照如此缺乏说服力的指标决定奖金高低,这扭曲了激励制度,还会令员工感到郁郁不得志、忿忿不平、相互嫉妒,常常会导致队内冲突,而非和睦的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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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部门最常用的评估指标之一建立在横向的同行评审基础上。其中,员工须评估同事的工作,有时甚至要将同事排出高低。在竞争激烈的工作环境中,每名员工都剑拔弩张、野心勃勃地想让自己的个人业绩脱颖而出,团队合作的价值烟消云散。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环境中,此类评审的可信度极其有限。在这种体制下,有些激励会促使员工贬低危及自己地位的同事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吹捧以后可以报答他们的人。无论如何,这些评审是主观的,因此这样做也没有员工会遭到撒谎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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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率的激励体制应该奖励成功的团队合作,同时为团队内最勤奋的员工另发一笔小额的奖金,这将集体责任感与个人成绩动力结合起来。本章开篇讲述了大陆航空公司成功的激励机制。其中,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并非每名员工65美元的总收益,而是员工相互之间的责任感,因为每名员工都想避免因剥夺了同事的奖金而遭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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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我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因为答应过要送儿子的几个朋友去参加一场篮球比赛,所以道歉中断了通话。我的儿子当天生病了,所以无法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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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系安全带,”我母亲坚持道,“孩子不是你的,你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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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车里,我思考着她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开车带着儿子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她说过类似的话,她对自己孙子的关心程度不可能少于孙子的朋友。或许她相信我独自带儿子的时候,身为父亲的护子本能会发挥作用,所以想确认我带他朋友、不带他的时候,是否也会按照这些本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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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明白了母亲的告诫源于一种道义责任,这种道义责任要求一个人在负责照顾非己出的孩子时,要格外小心。这种道义责任有不那么极端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我们多数人无疑都很熟悉。试想轮到你开车带自己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去幼儿园,却发现车里只有一个儿童座椅,你会让哪个孩子坐儿童座椅?还有更不极端的例子,例如我们常常不愿跟朋友借东西,因为害怕还没归还就弄坏了。如果确实因故损坏了这件东西,我们会比损坏自己的东西时难受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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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到集体奖励时,发挥作用的正是同样的道德机制。正因为如此,集体奖励才会如此有效,以至于作为团队一员工作的员工不那么在意因自己怠工而失去自己的奖金,反而比较在意因自己怠工而导致朋友丢掉应得的奖金会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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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 第五部分 论理性、情感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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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非理性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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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一章,我阐述了愤怒如何让我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从而成为在出可信承诺的机制。亚里士多德十分清楚愤怒在我们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写道:“任何人都会愤怒——这很容易,但要在合适的时间,为了合适的目的,对合适的人产生合适程度的愤怒情绪——这并非所有人力之所及,也并不容易。”然而,虽然产生愤怒的初衷是为了带给我们进化层面的优势,这种情绪却也常常有害于我们——不仅是因为愤怒会造成精神损害,也是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与表达愤怒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愤怒无益于我们甚至有害于我们的情形中,我们控制愤怒的能力往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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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出的其他具有进化优势的情感反应,在我们需要做出正确决策时,同样也会制造社会壁垒,或让我们栽跟头。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情感的进化优势并不如它们在现代世界形成的劣势。或许尚需数千年的进化发展,这些情感才会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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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脸红是由窘迫感引起的,显然属于社会性情感。感到羞愧或窘迫时,我们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让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可以的话,这种时候,我们反而情愿隐身起来。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自然选择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像是有红色亮光在照射一样,使我们的存在更加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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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探讨脸红这一主题,他发现这是人类的独有特征之一。但专门研究人类心理进化的研究者对于脸红的进化论起源仍然莫衷一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交感神经系统对所谓“战或逃”反应做出的预备反应。高压、危险的情形会刺激脑部血流量增加,因为充血的身体组织会比平常更加灵敏,可以充当警告危险迫近的雷达系统,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因害臊而脸泛红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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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有趣实验佐证了这一解释。实验中的受试者须侧对观众,大声演唱或朗读一段文字,意即每名受试者仅有一半面孔能被别人看到。实验人员发现,暴露在别人视线下的半边脸血流量要高于另一半。换言之,面孔中最直接暴露在“危险”之下的部位才是脸红现象出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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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脸红的进化论优势做出的另一个解释侧重于脸红者向社会环境发出的可靠信号。这一信号让别人确信,不可接受的行为或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得到了脸红者的及时承认。这一信息之所以可靠,正是因为脸红是不由自主的,无法有意识地佯装出来。过去,这使得社会惩罚变得多余,从而符合脸红者的利益。最近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违反社会规范并因此脸红的人在他人中间引起的负面评价,要少于没有脸红反应的人。然而,脸红也会发生在其他情形中,如成为他人溢美之词的夸赞对象时。在此类情况中,脸红的社会优势要少于无脸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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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恨有着显而易见的进化优势,但作为一种情感反应,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有时甚至导致我们做出并不理想的决定。假如我们做什么事都不会后悔,我们无疑会活得很惨,注定要不断地重蹈覆辙。布洛尼·韦尔是一名缓和医疗[1]工作者,在临终安养院有着多年照顾绝症患者的经验。她写书谈到了将死之人在生命最后几周向她讲述的最常见、感受最强烈的五件憾事。男人一般后悔的是一生工作太操劳以及多年来失去的故交,女人则后悔没有纵容自己多开心一些,也谈到自己太卖力地讨人欢心。总之,两性都后悔没有敞开心扉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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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些悔恨几乎从理论上讲属于非理性情感,因为表达这些情感的人知道他们将死,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行为大变。但这种“幡然悔悟”在多数情况下(但不包括临终之际),其实都属于理性情感,往往是在改变一生、促使我们对人生及人生走向进行彻底审视的危机发生时,对悔恨的感受最为强烈。这些悔恨往往会让我们习性大变。即便导致变化产生的危机早已消除,这些变化也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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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悔恨多为较琐碎的悔恨情绪,这些情绪让我们没有了解全部事实,继而理性地三思自己的行为,就做出偏颇的决定。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者所做的大量实验表明,我们行为的目的往往是尽量减少未来的悔恨情绪。出于减少悔恨的愿望而行事的一个例子是羊群效应一章中提到的随波逐流行为,我们往往会按照多数相识之人做出的选择来调整自己的选择。例如,假如朋友多数都因担心股市即将崩盘而抛售了手中的所有股票,我们即便看到有强有力的客观迹象表明股市在近期会上涨,也往往会选择从众。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和所有朋友一起犯错所感到的悔恨要轻于自己一个人做错决定的情况。出于类似的理由,对于我们理应熟悉的领域,我们往往更加害怕做决定,而对于一无所知的领域,我们对其中的风险反而不那么敏感。即便承担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也会近乎不惜代价地竭力避免第一种悔恨(因对理应熟悉的问题做出错误决定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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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产生悔恨感有时会让我们固守错误的决定,以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例如,我们有时会发现已经亏钱的资产或投资工具难以出手,因为这样做即是承认了自己当初投资失误。只要继续持有这些资产,我们便仍有机会不用因当初的购买而后悔,因其尚有可能升值。即便对资产价值恢复到购买时的水平抱有期望已经变得不合情理,许多人还是因此会继续持有这些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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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年前,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者乔吉奥·科里切利和几名合作者一起对与悔恨感有关的大脑活动进行了一项全面的研究。与其他多数情感相反,产生悔恨感时出现的大脑活动遍布大脑数个区域,包括眼窝前额皮质、皮层内部等与认知和分析思考有关的部位,以及海马回等控制情感与记忆的大脑边缘系统区域。如此多的大脑部位都得到了广泛使用,或许是因为悔恨感有非同寻常的学习层面,其中首先便是分析能力,其目的是衡量因自身行为产生的悔恨感应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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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切利及其合作者发现,我们设法尽量减少自己的决定在日后造成的悔恨感时,出现的大脑活动类似于实际感到悔恨时的大脑活动。似乎我们在竭力减少悔恨感的时候,关注的重点是决定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正是在此期间,我们感受到了将来的悔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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