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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诫前三条旨在确立该道德准则高于其他准则的至高地位。当然，对待戒律越认真的族群越有可能遵循这些戒律行事，存活概率也越高。后七条建立了一份社会契约，对盗窃、通奸和谋杀行为予以禁止，同时建立互惠互利的家庭及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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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此类戒律对社会福祉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有几条值得深入分析。第四条为“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条对族群的维护起着重要作用。安息日为休息日，个人在当日的关注重点不在于自身，而在于集体，族群的凝聚力因此得以维护。该条戒律对“他人”的概念有明文规定：“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该条戒律也鼓励在族群内建立经济关系，减少个人背弃族群、加入外族的风险。该族群的员工会在同族的老板手下谋职，因为后者也遵守安息日休息的戒律，会给员工在当天放假。同理，若老板不遵守安息日戒律，因而可能会让员工在安息日工作，这名员工会很难在其手下工作下去。这使得社群内的成员相互依赖，减少了族人离弃族群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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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为“当孝敬父母”。这一条有别于其他戒律，是唯一一条允诺回报的戒律。其向信徒允诺的回报即“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形成了非常巧妙的社会机制——隔代契约，其作用就是有效地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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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或许难以理解孝敬父母何以能达到维护群体生存的目的，以及为何遵守此条戒律的人应该得到长寿这种令人向往的回报。年迈的父母在身体机能长期衰退后，需要别人的孝敬与帮助。从纯粹的进化论角度来看，为了你本人基因的延续与族群的生存，你或许应该将时间与精力全部投入子女身上，而非照料父母。你甚至有可能会认为，照料父母还不如对他们弃之不顾、让他们自生自灭对族群有益，因为年迈的父母耗费珍贵而有限的资源，反过来却对族群几乎毫无贡献。他们无法保护现有的一代，也无法生育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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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允许仇视甚至漠视年迈父母的道德准则会遏制人们的生育欲望，从而威胁到族群的存亡。于是，“让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种回报的真实含义几乎不言自明：孝敬父母，等你老了，你的子女才会孝敬你。这种隔代契约与退休金制度如出一辙。我们劝成年的子女去探望祖父母，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就是在或有意或无意地提醒他们这种隔代契约也适用于我们。简而言之，第五条不仅是确保父母得到照料的方式，也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而不生育，族群就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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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十诫，圣经和《塔木德》[3]中还有许多其他规定和律法意在维护族群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国土，置身于更广泛的文化环境中，面临着种种背弃本族而融入当地的诱惑。因此，这种律法也就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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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规定犹太食品的律法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很多人认为，这些律法意在保护犹太人免于接触来源不卫生的食品，但其真正的目的却是维护族群凝聚力。几乎所有文化和时代都将进餐视为集体进行的重要社交活动。犹太食品律法严格限制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共同进餐的机会，从而限制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一般社交活动。这本身就大大减少了接触外部诱惑、背弃本族的概率。一律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共同进餐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敌对情绪。对可食用食物建立一套错综复杂、看似随意的律法可以以更加微妙的方式限制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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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的依据是群体选择的进化模型。但对于所有进化模型（包括建立在群体层面而非个人层面的模型）来说，除了选择之外，变异也不可或缺。在群体选择模型中，变异的作用是确保群体的准则和行为不会永远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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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包容少数民族、公开抗议、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言论自由的自由社会可以让变异发挥积极作用。变异有利于族群适应多变的环境。人类历史上，许多重要的社会变革均起因于背离社会准则的反常行为。严酷镇压所有改革活动的原教旨主义社会阻碍了社会变异的作用。这样的社会丧失了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准则和价值观的能力，严重减少了在社会基因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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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布兹，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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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莫茨·扎哈维，以色列进化生物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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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塔木德》，犹太教口传律法的汇编，仅次于《圣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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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 第十二章 懂得如何付出，亦要懂得如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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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半盘霍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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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数项已进行的研究旨在让我们更加了解无私付出、不求回报所经历的心理过程。在这一领域，最有意思的研究之一由我的两个朋友——尤里·格尼茨和阿尔多·拉切奇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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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诱因一定可以提高人们做事的积极性，这是普遍认可的经济假说。关于该假说，略委婉的一个说法是，诱因绝不可能降低积极性。格尼茨和拉切奇尼意在验证该假说的真伪，为此他们做了一项实地实验。实地实验有别于实验室实验之处是，其实验环境是受试者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际的正常环境。在很多情况下，受试者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参加实验。实地实验的优势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其结果比实验室实验的结果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在实地实验中，对于受试者所处的环境，实验人员的掌控力往往远小于实验室实验。在很多情况下，实验人员可能对与实验有关的部分人员一无所知。本章将介绍格尼茨和拉切奇尼所主持的两项实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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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一项实验中，格尼茨和拉切奇尼跟踪了一群儿童的活动。这些儿童参加了一项强制性的高中项目，挨家挨户为贫困青少年募集捐款。这群儿童分为两组。A组为对照组。实验人员按通常做法告知该组儿童，他们所募集的捐款将全部计入中央慈善基金，分给有需要的人。实验人员告诉B组儿童，他们每人可从所募集捐款中抽取20%作为对其所花费时间与精力的报酬。两组同时出发，同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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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劳有所得的儿童所募集的平均数额远低于对照组儿童。金钱诱因降低了积极性，这有悖于金钱诱因只会增加做事积极性的一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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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想必可以猜到实验会有此结果。我们对心理回报与物质回报之间的关系有何直观认识，这才是其所揭示的主要现象，而非儿童的行为模式。B组儿童一旦得知他们是劳有所得的，行善事、参加救济穷人活动所获得的心理回报和满足感便无可挽回地遭到了削弱。这项任务从志愿行善，变成了有偿的工作。而就工作而言，其报酬微不足道，不值得如此辛劳。假如从一开始，这就被当成工作介绍给这些儿童，他们想必会连工作和报酬一道拒绝。而既然别无选择，只能接手，他们便敷衍了事，结果自然也不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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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丹·艾瑞里用以下比喻来描述B组儿童所处的情况：你邀请两位朋友来家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末了你们握手拥抱、互致晚安之后，客人告别之际，对方的妻子跟丈夫略作暗示，丈夫便拿出钱包，转向你问道：“我差点忘了，这顿丰盛的晚宴我们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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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他主义行为的金钱诱因可能会减少心理积极性。同理，对自私行为处以罚金实际上也可能会减少我们原本所感到的于心不安，进而使得我们的行为更加自私，这就是格尼茨和拉切奇尼第二项实验的课题。在该实验中，海法市的托儿所须记录下每个月家长在傍晚接孩子迟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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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作为基准数据，实验人员提出对迟到的家长按月进行罚款，以观察罚款对其行为的影响。将每名家长每个月的迟到次数和时间叠加，乘以合理费率，即可得出应收罚款。第二项实验的结果与第一项实验相符。罚款使得迟到次数不降反升。既然现在家长要为孩子在下班之后滞留托儿所的时间付钱，他们便认为这段时间等同于“付费托儿服务”。这消除了他们此前迟到时感到的良心不安与愧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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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茨和拉切奇尼的实验得出的发现对于理解机构与私企的行为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却甚少利用这些发现来建立有效的诱因机制。在个人层面，朋友间的关系往往非常注重对金钱等方面的恩惠斤斤计较，所有人都要尽快报答恩情。在多数情况下，这并非因为真心想做慷慨之人。恰恰相反，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私的特征。由于社会认为应该有恩必报，接受恩惠的人便会努力尽快偿清累积起来的“人情债”，甚至不惜破坏恩惠施与者从这种施与行为中获得的满足感。如果人们能有意识地考虑到施与者和接受者双方的需求，亲朋好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往往会变得顺畅和稳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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