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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扣带回在外缘系统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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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很适合介绍许明2005年12月9日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文章，如图3.11，他那时在加州理工大学随凯莫罗（Colin Camerer）做博士生。这篇文章的两位合作者，其一是他的导师，其二是阿道尔夫。根据他们的报告，人类在奈特定义的不确定性（即没有任何概率分布的信息时的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时，激活的主要脑区是框前额叶（计划和对本能冲动的抑制）和杏仁核（惧怕），切除了框前额叶的患者不再对奈特不确定性有任何敏感性。这些事实，作者们指出，与确定性或风险（有概率分布的信息时）条件下的新古典决策理论之间构成明确冲突。此外，他们报告，哺乳动物脑内权衡损益的中枢结构——纹状体（尾核、豆核、苍白球）的激活水平，与预期收益正相关，但与奈特不确定性的强度负相关。许明2005年的这份报告，应当与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并列研读。虽然，由于卡尼曼的工作广为人知，我在课堂上和讲义里很少介绍，现在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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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许明等人在《科学》杂志2005年12月9日的文章标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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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是他与另一长期合作者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37-1996）共同提出的“prospect theory”（通常译为“前景理论”），通常由两张示意图刻画，如图3.12（取自《行为经济学讲义》图2.17）和图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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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卡尼曼“前景理论”关于增量损益的“快乐—痛苦”曲线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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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实验中，给定参照点，收益增量带来的快乐强度大约在增量的0.5-1倍之间（依赖于情境和损益的内容），而因损失增量而产生的痛苦大约是增量的2.5倍。给定损益参照点，例如，一位家庭主妇以1万元资金购买了一只股票。第二天，这只股票的价格上升10%，使她的财富增加了1000元，总共1.1万元。第三天，这只股票的价格下跌10%，使她的财富略低于最初的水平，总共9900元。根据前景理论（增加一些技术性假设），第三天她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大约是第二天她感受到的快乐程度的3-5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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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理论的这一预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差距太大。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这位家庭主妇的财富总量仅仅减少了100元，无论如何也不应产生3-5倍的痛苦。当然，真实世界的行为学数据统计显著地支持前景理论。也因此，卡尼曼和史密斯（Vernon Smith）因各自实验成果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而分享了同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宾（Matthew Rabin）在诺贝尔委员会陈述前景理论时，提供了一幅更清晰刻画前景理论的图示，即这里的图3.13（取自《行为经济学讲义》图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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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出生于1963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在199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将“公平”（fairness）和“友善”（kindness）引入博弈论，其后连续发表三篇解释“拖延症”行为（procrastinating behavior）的博弈论文章，同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探讨“非贝叶斯决策”理论的文章。由于在上述三方面的贡献，他获得2001年克拉克奖，那时他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讲座教授，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行为经济学讲座教授。对于这位以行为经济学研究得到克拉克奖的年轻人（不到40岁），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授奖词最后一段值得转述：“以最大的原创性，马修·拉宾在演示一种新的基于心理学证据的严格经济分析方面比任何人走得更远。拉宾因使理论经济学模型切近真实行为模式而成为将经济理论‘人性化’的一位先驱者；他的工作对于改造行为经济学使之成为一门独特且极富生命力的经济学分支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学的每一部分都将极大地受到拉宾强有力的决策分析的影响。他完全应当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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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拉宾在诺贝尔委员会介绍前景理论时提供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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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3.12和图3.13可见，图3.13的原点被拉宾明确标记为“r”——参照点，这是因为它在前景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实在太容易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他们习惯于认为一个人的快乐与痛苦的水平唯一地取决于他的财富总量，而不是财富的增量。现在，拉宾明确地将横轴标示为“c-r”，即财富的增量。如图3.13所示，我在讲义的这一页借助拉宾图示分析了著名的“门票”故事——假设你邀请女友乘车从北京大学到国家大剧院看一场演出，可是：（1）你在网上购买的门票在公交车上丢失了；（2）你在公交车上丢失了准备买门票的钱。请问，你愿意在歌剧院门口的票房买两张门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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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故事里的两种情形，在新古典经济学里通常被归入不会影响决策的“沉降成本”——所谓“碎瓶不顾”，已经碎了的瓶子为什么还要回头顾看呢？可是，在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里，如果参照点改变——在这里就是“心理账户”的改变，完全可能影响决策。实验结果表明，统计显著地，当情形（1）发生时，你不愿意买两张新的门票——因为这两张门票的代价在你的心理账户里是已支付了的；而当情形（2）发生时，你更愿意买两张新的门票——因为你丢失的是钱而不是门票，所以在你的心理账户里这两张门票还没有支付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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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前景理论关于主观概率权重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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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于刻画“前景理论”的第二张图示，如图3.14（取自《行为经济学讲义》图7.40），显示的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者想象中的以不同概率水平出现的事件的重要性（权重）与事件的客观概率之间的关系。如图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的权重——即给予客观概率很小的各种事件过高的（超过客观概率的）重要性感受，同时倾向于低估大概率和中等概率的各种事件的权重。典型地，买彩票的人倾向于高估中彩的概率。另一方面，吸烟有害健康，这是概率很高的提醒，可以认为是大概率事件，但人们普遍低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对于高估小概率事件，贝克尔有一个猜测：当人们想不清楚未来事件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将小概率负面事件的后果想象得更严重，并且将小概率正面事件的后果想象得更美好。对于低估大概率和中等概率的事件，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习惯”——这些事件经常发生，于是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件，前述“韦伯—费希纳”关于刺激强度的边际效应递减律意味着，习以为常的事件留给我们的印象，强度是边际递减的，于是，我们倾向于低估它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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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图3.10，我需要结束关于人脑三套不同系统的讨论。外缘系统是哺乳动物的情感中枢。人类大脑皮质，尤其是前额叶，在晚近10万年突然有爆发式的扩张（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四讲），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独特的语言和理性能力。理性脑的爆发式扩张，使人类脑内在演化的不同阶段形成的不同结构之间很难完全“磨合”。所以，对人类而言，情感与理性之间常有严重冲突——导致自杀或癫狂等非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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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介绍辛格2015年1月的达沃斯演讲。她对在场的听众（世界各国对政策制订有影响力的人）演示了她最近几年指导的“正念修行—同情—悲悯”训练的成果。容我解释“正念修行”这一短语，它的英文是“mindfulness meditation”7。Samash Alidina在2010年出版的《傻瓜正念修行》开篇介绍，“正念”在日文里的汉字表达是“念”——全心集注于此刻，这是正念修行的关键。卡巴金（Kabat-Zinn）的定义是：一种有目的地、不评判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读者检索维基百科不难看到，卡巴金的传承，其思想源流之一是铃木大拙（1894-1966）8。不过，卡巴金在以后开班培训时努力切断他的修行方式与佛和禅的关系，他主张不谈信仰，只修心性。也因此，他主要依托于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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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将参与训练的人分为四组，其中一组是对比组，只学习正念修行。另外两组，在最初的三个月学习正念修行，在随后的六个月里尝试不同的训练顺序：（1）在正念修行的基础上，训练同情心，然后训练悲悯心；（2）在正念修行的基础上，训练悲悯心，然后训练同情心。此外，全部参加训练的人要在不同阶段训练“同理心”（即“他心理论”）。在全部训练过程中，辛格的研究团队收集被试的遗传学数据、脑成像数据和行为学数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于孩子们，在不超过半小时的训练之后，他们的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同理心的能力就有显著改善。辛格在达沃斯的演讲标题是：通过训练我们的脑，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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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辛格、萨克谢，他们从不同的知识路径进入神经经济学领域，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三讲。他们的研究主题有相当多的重合，但是，他们显然有十分不同的问题意识。费尔的问题意识可以说大致还是经济学的，他定期在麻省理工经济系讲课，2006年浙大和北大的毕业生柯荣住和2010年复旦和北大的毕业生徐轶青分别听过他的课（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八讲）。萨克谢的问题意识基本上是脑科学的，而辛格的问题意识则是社会政策的。南怀瑾去世前的几年里，常与彼得·圣吉（Peter M.Senge）见面。那时，他告诉彼得·圣吉，东方静坐与西方的脑科学相结合，将使人们的行为产生革命性的改变9。辛格在2015达沃斯演讲的结尾部分指出，她的新方法将彻底改变经济学及其模型。因为，经过“正念修行—同情心—悲悯”的训练之后，人们不再是冷漠的，他们在经济决策中明显地倾向于顾及他人和环境。个人不再孤立，而是在社会网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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