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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在上引2000年文章里指出，如果真实世界里最常见的幂律发生机制是“黏着偏好”，那么，有两大因素天然抑制“黏着偏好”的幂律倾向：（1）节点的天然老龄化过程。首先，只要有代谢过程就有老龄化，所以，生物网络很难完全遵循幂律。其次，关于感觉的“韦伯—费希纳”边际强度递减律意味着，人类情感的强度是随时间而递减的，所以，诸如“友谊圈”这样的情感网络很难完全遵循幂律。（2）节点需要支付的维持纽带关系的成本随着节点度数的增加而上升的倾向。假设以金钱行贿，那么，使贿赂有效的贿款额，显然随竞争激烈的程度而增加。因此，任一官员从任一节点接受的贿款额，正比于向他行贿的节点的数量（即行贿关系的社会网络节点度数）。其实，哪怕他只与两个行贿者建立纽带关系，只要这两名行贿者的竞争能够持续升级，贿款额就可上升到极高水平。在中国社会，“拜年”曾经是行贿的重要方式。根据成本抑制幂律的道理，我们可以推断，拜年网不服从幂律。另一经典案例，我认为就是“百度”与“莆田系”之间的冲突，详见《财新周刊》2015年第14期封面文章“莆田大战百度”。冲突的缘起是，莆田系的近千家医院必须竞争贿赂百度，才可使莆田系的任一家医院在百度保持排名的位置，终于，莆田系大佬们意识到他们的医院已沦为百度的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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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斯坦利指出的两大天然抑制因素之外，一个社会是否可能建立其他的收入分配幂律倾向的抑制机制？当然，那就是去年风靡世界的明星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里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富人课征税率6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税率“不现实”。因为，一个社会面对的最重要的权衡，如上述，是效率原则与稳定原则之间的权衡。如果对个人收入征收税率如此高的所得税，还有谁愿意创造收入呢？换句话说，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实现稳定原则，社会将怎样维持效率原则呢？道理很简单，网络政治经济学第一原理，无非是以往经济学家所谓“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伟大权衡”在网络时代的翻版。这就再次应了那句老话：本质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将反复出现，犹如条条道路通向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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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014年12月，斯坦利与几位合作者在物理学期刊EPL（108[2014]，58001）上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题目是“Dynamic Motifs in Socio-economic Networks”（可译为“社会经济网络的动力学模式”）。根据斯坦利等人对全球海运网络与产品量身定制配送网络的研究，如果网络是持续演化的，那么，局部结构的演化模式有两项决定因素：（1）persistence——直译为“固执性”，但不易懂。顶端节点对客户的影响力可以十分持久地吸引这些客户。显然，客户离开节点甲而转向其他节点的风险，正比于节点甲在网络中的地位，尤其是如果甲已经是顶端节点。因此，颠覆顶端节点以及基于幂律分布的收入与财富，可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次的打击。（2）influence——可直译为“影响力”。斯坦利举例，有两家企业竞争同一客户，这名客户以前只与其中一家企业有业务关系，但是不久就与另一家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他认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企业对客户有很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如果企业甲和乙在客户当中有影响力，如果甲与另一家企业乙同时与客户丙有业务关系，但是甲还与客户丁有业务关系，而乙尚未与客户丁建立业务关系，那么，斯坦利推断，不久，企业乙将与客户丁建立业务关系。其实，这是网络分析最常说的“三角关系”（triad）的翻版。根据三角关系的原理，如果甲和丙都是乙的朋友，那么甲和丙将很难长期保持互不相识的局面。对于斯坦利这篇文章，我们不妨概括地认为：固执性是维护顶端节点的力量，影响力是颠覆顶端节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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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在2000年综述文章的结尾部分介绍了另一种小世界模型，如图4.28，似乎更接近中国社会网络的情形。图4.28显示的小世界模型，基于瓦特的小世界模型，但在规范网络之外增加了几个度数极高的节点，而不是随机改接原有的节点。这些度数极高的节点的纽带，随机地联结到原有规范网络里的节点。由于增加的节点具有极高的度数，故网络的平均距离迅速缩短。又由于增加的节点并不降低规范网络里原有节点的团聚系数，并且增加的节点数量很少，故新的网络可以保持很高的团聚系数。这两方面的考察表明，新的网络是一个小世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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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图4.28显示的模型远比瓦特的模型更接近中国社会状况，尤其是传统社会状况。在描述传统社会状况时，我常引述费孝通的观察。根据他的观察，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是由许多同心圆交错而成，其中每一个同心圆的圆心代表一个中国人，从他到其他人，依照远近亲疏而有不同的距离。这样的描述，与梁漱溟的观察是相通的。梁先生不同意阶级斗争学说，他以三句话概括中国传统：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阶级无涉。因为中国社会有费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所以很难形成边界固定的“阶级”，故梁先生说中国社会是“阶级无涉”的。当然中国人也有社会分工，但如梁先生所述，那是“职业分途”，只不过是分途。甲和乙在职业上分途，在另一些地方还要合流，因为毕竟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甲的关系网或远或近包含着乙，反之亦然。费孝通与吴晗在《皇权与绅权》里描写的那些乡绅，就是图4.28里那些连接度特别高的节点——往往可以直达朝廷，由他们维持中国基层“熟人社会”的稳定性，并且由他们与基层之外的其他局部网络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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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8 纽曼2000年文章的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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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图1.5，我未能勾勒更广义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因此，图1.5所示的来自各专业领域的模型，至今依然是相互分离的。我在这篇文章里的论述，至少具有某种说服力，让我相信这些模型之间存在深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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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这些深层联系，我需要返回图1.2，然后研究图1.1所在的原图，即图4.29。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试图解释行为，当然是对行为赋予理性化解释，也就是说，当经济学家感觉某些行为不合理的时候，他们首先需要探讨一些能够理性化这些行为的假设和命题，这样的探讨，最终总是可以将任何行为理性化的。这种理性化的解释过程，就是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如图1.1所示，每一行为主体的任何行为，不论多么怪异，最终可以嵌入于图1.1右上角展示的那个关于幸福来源的三维空间，于是，姑且不论是否陷入“套套逻辑”，也不论社会学家或其他领域的学者怎样认为，我们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理性能力有限或无限的行为主体的目的，就是追求主观感受到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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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意在图1.2右上角写了这样的文字：嘉映（即陈嘉映），what is a good life，这是他2015年新书的标题，《何为良好生活》，十分适合放在这里讨论。对于哲学家或经济学领域之外的许多其他学者而言，行为主体追求幸福感，绝不是行为的唯一目的。虽然，我们经济学家仍坚持将其他全部目的简约为追求主观幸福——其他任何目的都可成为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的变量，不是吗？对于这一问题，我多年前写了一些文章解答过。例如，我那时喜欢探讨信仰问题。信仰其实很难用效用函数或无差异曲线族来刻画，因为，只要我们试着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两种事物X和Y，当然就假设了在X和Y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为得到较多的Y而放弃一些X，反之亦然。但是，信仰无法与任何其他事物相互替代。我们很难相信，当一个人说他愿意为了增加2%的收入而放弃1%的信仰时，他还有什么信仰可言。所以，信仰似乎是“全有”或“全无”的例子。类似地，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说他愿意为了增加2%的收入而放弃1%的爱情时他还有爱情。如是，信仰和爱情都不能用无差异曲线族来刻画。将这两种事物排除在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就将缺失最重要的两种幸福感的来源。所以，何为良好生活？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求解的问题，尤其对经济学家而言，又尤其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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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 为2015年秋季学期北京大学“行为经济学”课程准备的讲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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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晚年写过一篇文章，与一位从墨西哥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合作者，Luis Rayo（2006年晋升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二人联名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15，标题是“Evol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直译为“演化效率与幸福”）。他们运用了一些不常见的技巧，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物竞天择，在自然选择力量的作用下，人类有了感受幸福的能力，并且人类为追求幸福而采取的行为恰好有利于人类繁衍。所以，幸福感之于人类而言，是符合“演化效率”的。据此，我们不妨相信，图1.1右上角显示的幸福感三重来源，不论是否可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毕竟是符合演化效率的——当然颇有套套逻辑的意味，不仅爱情符合演化效率，信仰也符合演化效率。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目标，由于我们的有限的理性能力，嵌入于我们想象中的幸福感的三维空间。随着阅历、知识、感悟和智慧的积累，我们想象的幸福感来源持续地发生改变，也因此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情感。因此，行为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行为，其实只是行为主体的行为与情感的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截面。怎样从这一截面推断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与情感模式？此处有很多方法论议题，图1.1展示的，是我想象中的行为经济学方法论基础，我可能最后才有机会来介绍这里的方法论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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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想想，追求幸福？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良好生活？或者，什么是幸福？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知识表明，人类的五种原初情感是：惧怕、悲哀、快乐、愤怒、厌恶。然后是派生情感，有十几种或更多，例如羡慕、希望、怨怼、惆怅、失望、哀婉……取决于语言能够表达多少，以及每一个人的感受的敏锐程度。有时候，我们还要谈论“第三层次的情感”，即派生于派生情感的更微妙的情感，例如，我喜欢讨论的两例——又爱又恨，又悲又喜。主流的脑科学家相信，这些情感激活不同的脑区，于是，当我们感受到复杂的情感或冲突的情感时，必定是我们的扣带前回接收到了不同脑区传递的不同但同等强烈的情感信号，许多困惑由此而生，导致包括自杀和疯狂这类非理性行为。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幸福感吗？我考察了人类语言能够表达的绝大多数情感，我认为这些情感主要是负面的。即便少数几种正面情感，例如快乐、幸福、爱、希望、勇气、高尚……它们的理由，我意识到，归根结底仍是帮助缓解我们的负面情感。其实，近代最初讨论人性问题的培根，曾告诉世人，所谓“幸福”就是减少“痛苦”。这一观念也影响了边沁，他于是告诉经济学家，将人类牢牢绑在功利主义神殿前的是两种基本情感——快乐与痛苦。所谓“快乐”，其实可以表述为“较少的痛苦”。基于同样的逻辑，卢梭说，生而自由的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换句话说，当我们追求自由的时候，其实是在追求较少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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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扎克的荷尔蒙铁三角吗？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我们都是哺乳动物，于是我们的情感都要受制于这些荷尔蒙的激发与调节。五种原初情感——惧怕、悲哀、快乐、厌恶和愤怒，而快乐不过是较少的其他负面情感。我们最惧怕的是贫困、疾病、死亡，为免于这些惧怕的，我们追求金钱、知识、权力、地位、宗教或永生的希望。于是我们陷入永无休止的竞争，相互伤害，然后躲入神庙去祈祷和捐钱——为什么要祈祷和捐钱？因为，我们都明白最终我们将独自面对死亡。试着想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在这张巨大的网络里，假如你已躺在临终的床上，谁——你的社会网络里的哪些节点——将在你床边？只有很少的几个节点能与你保持这样的纽带关系。就我而言，最可能就是我的妻子，如果你没有妻子呢？那么就是你的直系亲属——如果你是独生子女，那么，可能是你的父母在床边陪你。如果你床边没有任何人，只有你，等待死亡，那时，你最希望有什么？据我观察，是信仰——那是一种与更高存在相通的感觉。那时，死亡就不再是进入永恒的冰冷世界。因此，每天都有许多许多善男信女拜访杭州灵隐寺，烧香、捐钱、还愿，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以上所有这些，它们构成我们的全部生活？它们就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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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注意，我在谈论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除非我们选择进入精神生活的维度。当然，精神生活那种完全的自足——如同我最喜爱的智慧心灵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晚年的那种完全自足的生活——要求我们有智慧，要求我们洞悉世界的本质，要求我们挣脱或抛弃物质生活维度和社会生活维度的几乎全部行为模式——这些模式一直是我们主观想象的幸福感的主要来源。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最后一章，披露了这一选择的革命性质，我认为那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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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图4.29，我探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议题。首先是图4.30，我截取了图4.29的后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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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 常识与批判性思考是行为经济学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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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Schutz（1899-1959），有不同的中译名，许茨、舒茨、舒兹、舒尔茨，等等。胡塞尔（E.Edmund Husserl）说许茨“是白天的银行家和夜间的现象学家”。许茨是米塞斯主持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晚近研究许茨的学者们再次探讨他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他最初不认识胡塞尔，但他写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一篇好文章（《社会世界现象学》），胡塞尔读了非常赞赏，希望聘请他为助手。不过，因为其他原因，许茨婉拒了胡塞尔的邀请。这些原因之一，就是许茨当时非常需要保持那份银行家的工作。我常介绍许茨的作品，也因此结识了许茨作品在国内最优秀的翻译者霍桂桓（他正在翻译《许茨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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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理解，许茨是将哲学现象学方法带给社会科学的第一人。如图4.30所示，许茨反复说过，社会科学概念应当对生活世界保持敏感性16。今天，不仅社会科学，而且我们的全部语言，都已严重地官僚化了。我写过文章论证“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呼吁反抗官僚化的概念。在实验教育过程中，我见过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将教科书里那些早已官僚化了的概念当作涵盖他们真实生活经验的知识，而他们应当努力做的恰好是相反的事情，就是将来自真实生活的经验注入教科书里的概念，从而挽救那些僵死的概念，让它们重新成为怀特海（Alfred N.Whitehead）在《论教育诸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里强调的“vital ideas”——有生命的观念。否则，它们就是怀特海批评过的充斥着课堂的“inert ideas”——怠惰的观念。怠惰，就是对生活不再有任何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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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知识（表达为许多概念）对我们的生活不再敏感，那么，我们为何要学习这些知识？这是克里希那穆提向我们提出过的问题，类似地，他问：如果我们的思想（由许多意象和观念构成）不再让我们洞察反而遮蔽着生活的真实性，我们还应继续生活在思想里吗？他指出，人类的思想早已僵死，它们只是从古到今人类积累在自己的文明传统里的一套一套的教义，可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是让文明重新变得有生命力。阿伦特（Hannah Arendt）坚持不用英文而用拉丁文表达她生命的最后作品《精神生活》“思想篇”这一章的标题：Vita Contemplavita。这里的“Vita”，意思是生命，用来修饰第二个单词“沉思”。这一标题的翻译可以是，“作为生命的思考”、“思考之为生命”、“以生命思考”，或者“在生命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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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生活常识，这是我想象中的行为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第一原则。虽然，常识早已被遮蔽，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丢失了常识的时代”。所以，我才反复推荐张五常和周其仁的风格——到街头巷尾看世界，只要还能走路，就要亲眼去看世界。如果常识被遮蔽而我们不到街头巷尾去看世界，那么，我们怎样重新找回常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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