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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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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其实相信的是，在群体内部从相互作用的大量个体行为规则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固然有助于这一群体的生存，但这一群体未必能在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例如，群体甲最初达到的文明水平足以吸引周围尚处于野蛮状态的群体的注意。就像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那样，群体甲完全可能被更野蛮的群体征服，并由此而将文明社会的行为规则传承给征服者，由此，征服者也就达到了比它最初的水平更高的文明水平。还可能发生的是，就像中国以外的其他古代文明的历史那样，被征服之后，最初的文明群体完全消失了。当然，文明社会的那些规则很可能得到了传承。所以，哈耶克相信，规则的生命历程往往远比最初发明了这些规则的个体和群体要长久。这就意味着，如果道金斯试图说服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以及任何有机体无非是基因的载体，那么，哈耶克试图说服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以及任何生物群体无非是规则的载体。如果民族之间发生了战争或国家之间有竞争的话，其实，根据哈耶克的观点，真正在竞争的是各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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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规则，我们根据中国经验可以说得更多。例如产权及保护产权的规则，或“法治”和“宪政”这样更高远的理想状态，在中国转型期社会，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地实施。历史因素当然特别重要，甚至是主导性的。例如，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伴随着的是“官与商勾结”的传统。又例如，王朝更迭的基本方式是以暴易暴——难以确立稳定的产权关系。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发表文章25，建议学术界接受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东亚模式及其特殊性——即借助有效的文官政府成功推行经济发展战略，并因此取消宪政与法治的必要性。如果东亚模式的成功经得住时间考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福山的这一思路其实与上述的哈耶克思路并不冲突，而且西方模式与东亚模式恰好构成不同微观行为规则之间的竞争关系。福山并不孤独，中国的和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奇迹”几十年来在西方学术界引发的核心议题，与福山这两篇文章的议题，基本指向一致：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之间有各种可能的关系（涌现秩序），西方模式不因西方社会的发达状况而成为普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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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上述议题具有学术合法性，那么，基于西方经验的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不需要修正吗？让我们回到图1.4，那里有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最具普适意义的表达。以图1.4下端我写的预算约束为例，价格向量p，可以说是哈耶克最重视的产权规则，当然还有收入M。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里，给定了p和M，也就给定了集合A的结构。然后，理性选择不过就是（x,y）在集合A里寻优的过程。在这样简单的情形中，假如价格并非教科书定义的那样“一物一价”，而是——这似乎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价格因人而异，因关系纽带的远近亲疏与差序格局而有差异，并且差异可能足够大以致交易各方很难将交易视为同一市场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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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要解释“价格”的含义。当经济学家谈论价格的时候，他们通常假设商品的质保持不变，随价格改变的仅仅是量。价格歧视的意思是保持质不变，同样的量有不同的价。因此，经济学教科书的处理方式是，将“市场切割”视为“价格歧视”的前提。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极端而言，要求将市场切割到个人范围内——还有“市场”吗？所以，处理中国现象，有一些学者倾向于引入中国特色的“交易费用”——开发和维持“关系”的成本（请回忆边燕杰《社会网络十讲》）。例如，许多学者认为“三缘关系”（血缘、地缘、业缘）是中国传统商业（尤其是晋商）的社会支撑系统。与经济学家谈论的交易相比，“关系”具有长期性。积累在关系里的“信誉”（资本）的价值远高于短期交易的损益，因此，以关系为依托，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关系是个人中心网络的纽带，关系的维持是私人事务的一部分。不难想象，费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可以表达为许多个人中心网络及其关系纽带，交易费用也因此成为个人中心网络的一种经济性质。在我周围的朋友，经商赚钱，有些人感觉特别容易，有些人则感觉特别困难。究其理由，他们表现出来的企业家才能固然有差异，但更显著的差异，我认为是他们在社会网络里各自占据的（个人中心）局部网络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交易费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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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每年龙井茶的产量和价格都是公众议题。多年前，市政府为确保龙井茶产区（狮峰、龙井、云栖、虎跑）的茶不与外区的龙井茶混淆，从而导致劣质茶淘汰优质茶（经济学的“柠檬原理”），每年估产并制作龙井茶的防伪标签，按产量发给产区茶农。可是，产区茶农将这些防伪标签贴在他们从外区购入的龙井茶包装盒上，赚取本地茶与外地茶的价差（每斤明前茶的价差至少5000元），而茶农自产的龙井茶仍可按正宗龙井茶出售——通常卖给亲友或知情人士。根据以上分析，不难推断，杭州政府颁发防伪标签这一政策可诱致杭州龙井茶产区（狮龙云虎）以正宗龙井茶的价格出售的茶叶总量增加大约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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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图1.4，价格如果因人而异，预算约束也随之因人而异。所以，图1.4的那条预算直线几乎永远不会是直线，它可能是折线，向外或向内，取决于交易费用的结构。最后，收入M的复杂性毫不亚于价格。中国最近三十多年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脱胎于更早时期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市场与计划之间也不是截然两分，而是一种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动态格局。最近十几年，市场经济衰退，计划经济强劲，表现为收入的“实物形态”占总收入的比例显著增加。同时，腐败泛滥，表现为“灰色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显著增加。实物形态的收入和灰色收入，这是两类需要认真界定的中国情境里的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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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观察，由于中国政府实在庞大，税负实在太重——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股东利得税20%。为了避税，也为留住劳动力——请检索《财新网》2015年8月6日特稿“苏州制造业入冬：订单少税收高用工难”——许多企业将当年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改善员工的实物化福利（福利分房、教育、培训、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出国考察……以及其他可以不纳入工资、奖金、劳动补偿的项目）。那么，图1.4的收入M现在怎样代表总收入？这里，构成M的那些实物除非可以随时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出售，否则就不能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M之外，还要有一系列的实物，以及这些实物的“影子价格”。或者，这些实物可以折算为图1.4预算约束左端的商品，例如，左端的商品x和y，以及这些实物和这些实物的影子价格。当然，这也要求我们修正图1.4的无差异曲线族，可能凸向原点，可能从原点外凸——于是均衡可能发生在角点而且可能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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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从生产函数开始。因为这是以往就有争议的环节，为什么将生产环节视为“黑箱”并且表达为给定的函数？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通常的解释是，只要“技术”是给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表达为生产函数，即Q=F（X），这一函数关系代表的是生产的技术结构。所以，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授奖演说标题是“生产的制度结构”26，强调他的贡献是填补以往经济学假设“生产的技术结构”之不足。科斯考察生产的制度结构，首先见到的是交易费用——由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所谓“是买还是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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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考察的毕竟是美国社会的充满了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活动，不是中国社会的缺乏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活动。我写过文章概括西方的企业家精神为三大要素：敬业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合作的精神。我也写了文章概括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的三大要素之外还有第四要素：济世的精神。不过，在经历着“三重转型期”（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国社会，最近十几年的情形十分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正常发挥，反而十分有利于它的不正常发挥——所谓“寻租”活动。如果假设企业家精神的总量不变，那么，在不好的制度诱导下，“敬业—创新—合作”的企业家精神大多被导入寻租领域。所谓制度的好或不好，我们通常这样界定：如果资本勾结权力的交易费用远低于资本不勾结权力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就是不好的。在这一视角下，目前大力推进的反腐败行动，确实在改善中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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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只要进入中国情境，由于交易费用依赖于个人中心网络的差异，价格与市场可以变得如此复杂。这是中国经济的微观考察，令人兴奋，因为这些考察很难纳入教科书经济学。至于中国情境的宏观经济学，据我观察，目前还没有建基于中国情境的微观分析的宏观经济学家。虽然，我周围确实有几位对中国经济有深刻洞察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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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的微观行为考察，相当于延伸了科斯的制度考察，在这一视角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Q=F（X）应当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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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是有效投入，而X0是名义投入。因此，在不好的制度下，有效投入或许只能达到名义投入量的1/3。根据经济史家克拉克（Gregory Clark）2007年的著作A Farewell to Alms：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27 年，制衣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在美国是9美元，在印度是0.38美元，同时，印度纺织业工人每小时上班时间真正在工作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所以，印度工人的工资不能简单以名义投入时间计算，而应根据有效劳动时间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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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投入量依赖于名义投入量和参数向量γ，故而用二元函数h来代表。向量γ的分量包括了科斯考察过的制度参数（交易费用），以及我们行为经济学家关注的行为参数（心理、家庭、人格、关系、情境）。贝克尔确实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变量X里增加了一个分量“人力资本”（服务流），就相当有效地挽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由于人力资本依赖于先天因素（家庭遗传）和后天因素（教养教育），所以，上列行为参数当中的心理、家庭和人格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来表达。这样，行为经济学家需要研究的就只有“关系”和“情境”两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两类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来表达。事实上，行为经济学的难题也就在这里，参阅图1.5：个体行为嵌入于演化中的社会网络，怎样为从各局部网络相互作用的个体行为规则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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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观测，至今仍是一个问题。返回费雪（Philip A.Fisher）的资本定价方程——资本价值等于这项资本产生的全部未来收入流的贴现总值，因此，一项人力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产生的全部未来收入流的贴现总值。例如，一名中学毕业生的年功工资曲线大约比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年功工资曲线的位置，低1/3的程度，而且年龄越大就越低得多。直观而言，这两条年功工资曲线的差的积分，也就是这名中学毕业生比这名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减少的全部差额——还需要沿着年功计算贴现值，粗略地说，这就是大学四年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这一回报与四年总投入的贴现值之比就是回报率。如果我们考察这一回报率的差异，可能发现大学品牌和大学教师的品牌可以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又发现学生的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以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又发现学生的专业、人格、职业、性别甚至外表（颜值）等等因素都可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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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研究结论是否也适用于中国转型期社会呢？基于常识，许多人相信“拼爹”，或个人中心网络里的其他类型的关系，对收入的影响远比任何人力资本都大。但是，父母大多都愿意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因为如果不如此，他们的孩子可能处境更差。所以，拼爹之外，可能还有必要拼能力（主要取决于先天和教养）和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取决于后天和教育）。在任何社会情境中，我们通常排除少数有条件拼爹的和少数先天条件太好的样本。大数定律适用于剩下的那些样本——由人力资本决定收入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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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厂商理论，带有制度和行为因素的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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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γ包含的行为参数，除了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反映的，还有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反映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刻画这种社会差异，例如将这种差异表达为各种参数的差异。只管而言，我可以想象，个人中心网络的团聚性，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可能高于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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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企业最大化的是利润——这不是行为经济学必需的假设。利润函数通常的表达是：R=PQ-WX，=F（X）。这里P是产出Q的市场价格——这也不是行为经济学必须的假设；W是X的市场价格——任何市场价格都不是行为经济学必需的假设。不论如何，在制度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新古典利润函数的表达是：R=PQ-WX0，=F（X），X=h（X0，γ）；在形式上，相当于生产函数是复合的：Q=F（h（X0，γ））。但是因为制度或行为的性质不同于单纯的生产技术，很可能存在“非凸性”——与收益递增现象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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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抽象的讨论中，关于厂商理论，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最关键的差异在于，行为经济学家更关注控制厂商的人（企业家、经理人、董事会、社区、政府）的行为，而不是简单假设厂商最大化利润（即假设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浏览经济学思想史可知，1930-1950年代，“不完全竞争”学说曾是厂商理论的核心议题。不过因为缺乏数学手段，这项议题被搁置，直到经济学进入博弈论时代。可是，与马歇尔的理论相比，博弈论并不很在乎真实世界，直到现在，博弈论命题的可检验性或许对多数博弈论学者仍不重要。其实，只要我们始终关注真实世界的人的行为，我们或迟或早可以找到可观测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许，这些真实的人的行为，名义上并不追求诸如利润函数这样的最大化目标。不要忘记，张五常认定为经济学唯一重要定律的“需求假说”，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可表述为更具普遍性的行为经济学假说——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如果可选方案表达的是商品需求量，这一假说就能推演出需求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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