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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中国问题而言，行为经济学家更希望可选方案的集合不仅仅能表达商品及其需求量，而且能表达诸如权力、地位甚至情感这样的事情。从易到难，我先介绍“权力”（power）的参量表达，这是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处理的主题。耶鲁大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权威达尔（Robert A.Dahl，1915-2014）去年辞世，他在1957年发表过一篇文章“The Concept of Power”（“权力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里，并且更详细的讨论收录于他1963年的名著《现代政治分析》（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1984年增订版28，符合我们关于社会网络的常识，他视权力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接着，他定义权力为“影响力”（influence），并给出测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力的概率描述。我试着用行为经济学的语言转述达尔的定义：假设有两个人甲和乙，各自有可选方案的集合A和B。可观测事件（甲，a）代表甲从A选择a，可观测事件（乙，b）代表乙从B选择b。那么，如果甲选择a可以改变（增加或减少）乙选择b的概率，甲就被认为对事件（乙，b）有影响，条件概率P（（乙，b）｜（甲，a））与概率P（（乙，b））之间的差异可视为甲对乙选择b这件事的影响力的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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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喜欢巴泽尔（Yoram Barzel）在《国家理论》29里提供的简明定义：权力就是将成本加给他人的能力。虽然，成本这一概念隐藏了我们关于权力必须作的几乎全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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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定义更好，取决于我们要分析的问题。达尔的定义更适用于他的政治分析，他最常讨论的是利益各方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巴泽尔的定义更适用于他的制度解释，他最常讨论的是产权与合约的监督方式——理性的利益各方在给定情境内权衡不同监督方式的成本。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给定集合A和B，甲通过以甲为中心的网络和乙的个人中心网络对事件（乙，b）产生影响，记作：I｛甲：A，（乙，b）｝=P（（乙，b）｜（甲，a））-P（（乙，b））。可见，这里形成的是社会网络内相互有影响的人之间的博弈。对于网络博弈，我们知道，最常见的是多重均衡，而且均衡不稳定，故更多地使用的方法是仿真计算而不是博弈分析30。搁置博弈的均衡问题，我们知道，网络整体的拓扑结构以及每一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参阅图4.19“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可能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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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我们还希望测度“社会地位”这一概念。林南在《社会资本》第六章这样界定“社会资本”：为了获得地位而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31。第六章的脚注1说明这一章的内容来自林南1999年的文章32。图5.20取自这篇文章的图1，是他的基本思路的概括，图5.21是图5.20的中译（林南《社会资本》第六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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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 林南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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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图5.20的“Initial（parental or previous）Statuses”，确实不易翻译，张磊的翻译如图5.21，“初始（父母的或先前的）地位”，这是直译，需要解释，或许应根据布劳（Peter Blau，1918-2002）《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33第五章的分析，译为“可耗竭的初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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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借用林南《社会资本》第六章中译本的术语，图5.20和图5.21的关键范畴——“initial status”和“attained status”可译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林南引述社会交换理论泰斗布劳和计量社会学泰斗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21-2004）的经典著作（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1967），美国社会的研究结论是：在社会地位的获取过程中，个人的自致资源远比先赋资源重要得多。当然，基于常识，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未必如此，甚至很可能不如此。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远未发展到美国那样的程度，所以“关系”在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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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林南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框图的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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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和他的长期合作者墨菲联名发表《社会经济学》34，收录了一篇文章（第三合作者是Ivan Werning），标题是“Status and Inequality”（“社会地位与不平等”）。我注意到这篇文章2000年的工作文稿，标题是“Status, Lotteries and Inequality”（“社会地位，彩票与不平等”）。五年之后，这篇文章的另一版本发表于《政治经济杂志》35。可见，贝克尔认为这一主题很重要，并且以经济学方法研究这一主题也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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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述以往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时，贝克尔列出四类可以解释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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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andom shocks（直译“随机冲击”），这类因素通常与一般均衡分析相结合，否则不必称为“冲击”。返回常识，我们说一个成功者多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幸运，就是推断随机冲击这类偶然性的作用。弗里德曼夫妇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标题已充分尊重了人生的偶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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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herited position（“在社会网络中可继承的位置”），例如我们常说的“家庭出身”，又例如“联姻关系”，都是中国人说的“背景”（晚近的典型案例：浙江商人吴小晖通过他与中国最高家族的联姻迅速崛起，参阅《财新周刊》2014年第1期封面报道“黑马安邦”）。这些因素不仅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就是在英国这样经历了六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根据经济史家克拉克的新著，由家族（姓氏）传承的社会地位如此普遍，以致克拉克能够以相当高的准确性只根据一个英国人的姓氏就推断他目前的社会地位36。日本社会的情形略显独特，因为日本传统的家族观念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所以，日本私人企业家很可能从家族之外根据能力选择年轻人接自己的班——通常要有“养子”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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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nequality inability（能力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布），这是学术界的常识。能力谱系的一端是“天才”，或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者”；能力谱系的另一端是“痴愚”，或孔子所说的“学而不知者”。大多数人的能力介于两极端之间，是孔子所说的“学而知之者”，就此而言，如图5.20和图5.21所示，“教育”被置于顶端位置，是先赋资源转换为自致地位的最重要途径。注意，在林南的框架里，教育与先赋地位之间有双向互动，并且都是正号——即可继承的社会关系强化了教育品质（上层家庭的孩子进入美国名校的比例显然高于普通家庭），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更有效地运用先赋资源（典型的案例是李嘉诚的两位儿子）。不过，在每一社会都会出现仅依靠个人能力脱颖而出的人。他们的能力通常比大多数人更靠近“天才”一端，例如篮球天才、音乐天才、数学天才等等。当然，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制度通常不利于天才人物的生存与发展，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我的观察是，计划体制很难发现天才，但有充足资源使那些已表明是天才的人物获得发展机会，完全的市场体制或许比计划体制更容易发现和保护天才，但或许更不容易，对天才而言更好的体制大约是计划与市场的某种混合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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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ccess to human capital and assets（可译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可得性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布”）。我认为这一类因素似乎与前述三类因素有相当大的重合，但是确实有必要列出这一因素。例如李嘉诚的故事，出身普通家庭但经过努力而成功进入上层，主要归因于他的超人品性能够与夫人庄月明的家族财富顺利结合。所以，常见的情形是品性与资本的可得性之间相互作用，又例如，根据邢李原自述，1971年，他以高中学历在加州学习制衣，因精明和自信特别受到创建Esprit的那对加州夫妇（Douglas and Susie Tompkins）的赞赏，成为那家公司在香港的原料代理商，筹措几千元港币开始发展Esprit亚洲业务，最终，1996-2002年，他收购了这家母公司的全部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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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这篇文章假设人们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犹如买彩票——收益和风险的概率分布，并且假设社会地位S与其他消费品I（收入）构成显著的互补关系——社会地位越高，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反之亦然，数学表达就是效用函数U对S和I的交叉偏导USI大于零。注意，交叉偏导大于零意味着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呈现收益递增趋势。在这两项主要假设下，他证明，包括“社会地位的虚拟市场”在内的一般均衡，可以导致帕累托最早观察并且以指数刻画的收入分配幂律：P（I）=cI-α。此处，参阅图4.26，I是收入水平，P是位于收入I的人数，α是幂律的常数（通常在2-3之间），两端取对数可得“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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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的虚拟市场允许一个人通过相应的努力获得和改善自己在科学界的地位、在军事界的地位、在法律界的地位、在演艺界的地位，等等。由于能力分布的不平等，人们投资于更适合自己能力的领域。贝克尔证明，有社会地位虚拟市场的一般均衡状态，可以是社会最优的，但它表现出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可以远高于没有社会地位虚拟市场时的一般均衡状态。关键是，贝克尔在文章开篇就强调，帕累托发现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的幂律，似乎与社会制度的性质完全无关。学者们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游牧部落、市场社会、半市场社会、封建社会、伊斯兰的、基督教的、儒家文化的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都观察到帕累托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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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与收入幂律分布之间的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引导我介绍第三篇重要文章，这是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古德（Roger V.Gould，1966-2002）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The Origins of Status Hierarchies：A Formal Theory and Empirical Test”（“社会地位阶梯的起源：形式理论与经验检验”）37，旨在解释广泛见于人类社会（包括大型社会、小型社会、根块采集与狩猎的社会）的权威、特权、财富、荣誉、政治影响力等等社会地位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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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历来有两大类模型。其一是经济学家鼓吹的（例如贝克尔的模型），在这一类模型里，一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能力，而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先天就是不平等的。其二，主要是社会学家鼓吹的（例如林南的模型），在这一类模型里，一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自致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先赋资源或可继承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网络的不同地位能够调动的资源是很不平等的——称为“社会结构”（“秩序”和“规则”远比“个人”生存得更久远）。注意，两类模型都假设一个人的自致地位与他取得的成就或贡献是一致的。因为，成就与地位完全不相关，长期而言，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够生存。个人能力的解释与社会结构的解释，为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基础。基于个人能力的解释，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就是很自然地呈现的秩序（涌现秩序）。基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就是阶级斗争的结局（由统治阶级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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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建议的第三类模型，与哈耶克的涌现秩序学说十分接近，他甚至也使用了“涌现的”（emergent）和“自生自发的”（spontaneous）这两个带着十足哈耶克风格的形容词。首先，经验观察表明，社会地位的阶梯并非如社会学家想象的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或目的性，相反，这些阶梯自然涌现出来，尤其是如果地位与成就足够地一致，并不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阶级斗争）。其次，经验观察表明，在现实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未必带来与个人成就或能力完全一致的荣誉或经济回报。这两方面的观察意味着，一个能够长期生存的社会，或多或少必须使地位与成就相互一致，并借助于这样的激励机制持续筛选更适合这些地位故而具备相应能力的人（纵向流动性的功能）。能力是事前不可观测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成就来判断能力。类似地，一个人的合作意向是事前不可观测的，所以必须有一套评估人们合作信誉的机制在群体当中传播，并由此提高合作策略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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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引入的第二项基本假设是，通常根据成就来判断能力的时候，由于信息在社会网络之内传播时发生的种种扭曲——这些扭曲综合而言倾向于夸大差异，例如，“家丑”外扬的时候就常常被夸大，故而中国传统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警示，推而广之还有诸如“为尊者讳”这样的警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被夸大。所以，社会根据对每一个人的能力的判断为每一个人安排的信誉，不能完全符合真实情况，而是常常有夸大的倾向，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据这一基本假设，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那么，社会对个人能力的判断机制总是倾向于将那些偏离均值能力的人放在更远偏离均值的位置上。直观而言，这样的机制导致了人类社会地位阶梯的等级差别远比实际能力的分布要大。所以，长期而言，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群体根据能力创造的总价值与社会根据能力判断分配的总价值保持预算平衡，那么，上述的社会判断偏差长期而言必须有所纠正，否则社会就难以为继。社会学家鼓吹的模型，主旨在于纠偏，就此而言，经济学家鼓吹的模型有致命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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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古德描述社会判断是怎样扭曲的，借助于社会网络的性质。每一个局部网络里的邻居们相互影响，每一个人的判断来自他自己的体会，但仍主要来自他的邻居们的判断——在股市里就称为“羊群效应”（香港人所谓“追涨杀跌”的行为）。古德指出，这一假设并不要求社会网络的研究者知道关于每一角色的个人信息，所以，很适合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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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互影响类似于“自激”或“正反馈”，最初的偏离导致更多偏离，更多的偏离又导致更多的偏离……于是倾向于夸大差异。为什么是夸大差异而不是如同负反馈机制那样缩小差异？因为，如果信誉的评估机制倾向于缩小差异，也就是说，那些能力偏离均值的人被评估为更接近均值，于是能力的分布在评估之后表现出更强烈的均值——“肥尾”现象倾向于消失，那么，社会为找到适合于扮演各种角色的人可能必须支付极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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