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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整个社会就可以划分为互联网的中国和非互联网的中国。互联网的中国拥有近半的中国人口，主要由学龄人口和非农业劳动人口组成。他们每天平均有 5 到 6 小时生活在网络中，衣食住行、学习工作、沟通社交，无不依赖互联网。非互联网的中国拥有另一半人口，主要由幼儿、老人和农业人口组成。他们依然生活在传统生活方式之中，是信息化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的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化取向崇尚开放多元、市场竞争、公开透明，体现出社会的现代性。在非互联网的中国，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取向依然大行其道，一元化、官僚化，甚至军事化的社会运行机制仍然占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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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互联网发展有合理的一面，更有不合理的一面。任何涉及全社会的进步总是一点突破而全面发展，中国互联网由商业应用起步完全可以理解，但难以理解的是互联网向非商业应用领域的进军所受到的人为阻挠与抗拒。一个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应该是网络化和信息化的主要推动力和重要受益者，诸如学校、医院、媒体、行政机关等应该是互联网服务的引导者和领先者。但现实恰恰相反，这类机构的网络服务最多可以称之为聊胜于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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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长期失衡下去，不仅会拖延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而且会反过来抑制和缩小网络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如果说一个木桶的容水量取决于短板的话，那么只有一块长板的木桶就更不可能装进多少水。当社会大部分注意力被有意无意地引导到若干网络公司间的龙争虎斗和神话传奇的时候，互联网发展失衡的状况被忽视了。这不仅对网络用户和网络公司不利，也对全社会的均衡发展和走向现代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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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经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加法如何做？ 互联网的“瞻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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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年初发表了一部新作，是纪实体的小说，名为《瞻对》。瞻对是清朝时川藏交界之地的一片山区的地名，是康巴地区的一部分，民国时叫瞻化县，现在叫新龙县。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汉藏混居，以藏族民众为主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土司头人占地为王，中央政府只是象征性地治理而已。当清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一和治理，包括瞻对在内的康巴地区就成了西藏与内地连接的交通要道，如何实现对康巴地区的有效治理也就成为了中央政府头疼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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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花了几年时间，遍查相关历史档案，数次实地考察瞻对地区，一步步还原历史真相，写出了这部小说。读罢全文，不能不使人感到国家整合、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道路是何等漫长，艰辛、血腥、其中不乏荒唐、愚昧、可笑的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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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4 年，36 名官兵从西藏回内地休整，路过瞻对时被以班滚为首的一帮土匪打劫，官兵没有有效反抗，兵器财物被洗劫一空。案子逐级上报到川陕总督庆复手中，庆复又奏报给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于是，一件当时并不罕见的抢劫案终于上升到了事关国家安全稳定的大事，决定大兵征讨。一万多人的军队分三路攻入瞻对，历时两年多，消耗银两粮草无数，终于以庆复上奏烧死匪首班滚，平定瞻对而告终。龙心大悦，庆复因功成了一品大员，迁入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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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很快事发，其他参与此事的官员揭发班滚并未死亡，所谓大军平定瞻对也是胡扯。乾隆大怒，庆复撤职查办，一蹶不振。班滚得意洋洋，跑到瞻对附近的金川地区煽风点火，鼓动金川土司头人们和朝廷对抗，终于引发了金川大战。历时五年，重复了瞻对大战的过程，最终以乾隆赦免金川藏民领袖莎罗奔，握手言和而告终。乾隆自诩战功赫赫，晚年亲自撰写《十全记》，自号“十全老人”，自吹亲自决定指挥大胜的十次大战，也将金川大战计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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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对并未因此而安定。自乾隆，至道光、咸丰、光绪，瞻对始终处于战事不断、打打停停的状态之中。直至 20 世纪初，清朝覆灭前夜的宣统三年，瞻对才算是被清政府征服。但在民国期间，瞻对仍然不太平，中央政府、地方军阀、西藏势力，甚至英国势力都曾将此地搅得一塌糊涂。1950 年，一个排的解放军进驻瞻对，从此天下太平。进入 21 世纪，改名新龙县的瞻对地区注册“康巴红”商标成功，“康巴汉子”骁勇雄健的形象广为人知，成为一票都市小资女青年竞相追逐的对象，康巴地区成为时尚新潮的旅游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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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二百多年的瞻对平定史，每每为当时社会的弊病丛生所震惊：清朝管理体制的瘫痪低效；官员们的上欺下瞒，杀良冒功，尔虞我诈，争功诿过；信息源的单一扭曲，信息传递的缓慢失真，民间与朝廷之间完全没有直接信息交流的渠道；高度集权下的小题大作，财富与权力分配的极端失衡……瞻对人烟稀少、经济贫困、文化落后，面对男女老少人口加起来不到一万的地方，大军先后进剿六次，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没有丝毫反思改变，一味地强力镇压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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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对现实社会而言就是一个化外之地，自成一体，四面出击，严重冲击着现实社会体制、利益分配和文化积淀，偶尔还会有趁火打劫的现象出现。比较好的应对之策是让时间起作用，让互联网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融为一体，让人们逐渐形成行为共识。这既可以改变现实世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可以生成互联网世界的游戏规则，促进互联网的创新与成长。比较差的应对之策就有点像清朝政府的瞻对之策了。遇到问题，只会一味强硬，胡打蛮干，使得问题无法真正得以解决，反而引发其他问题发酵。形形色色的有心人在其中上下其手，谋权夺利，极有可能把小问题闹成大问题，简单问题闹成复杂问题，单一问题闹成连锁问题。互联网世界的确产生了一些人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但简单粗暴的应对方法只能把小事变成大事，大事变成乱事，除了方便有心人浑水摸鱼外，什么问题也不会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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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二十多年前，北京流行过一阵所谓文化衫，也就是把一些杂七杂八的俏皮话印在 T 恤上。曾有朋友送来一件，上面写着“世界上有些个事儿，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个事”。历史上瞻对的事情是如此，互联网上一些现象也是如此。问题的确有，你不能不当真，不能不尝试各种应对之策。但如果认真过度，夸大其词，小题大作，举措失当，动作凶猛，那就太把这事当真了。结果，也许问题本身以及解决问题的后遗症，再过二百多年都解决不了。然后，问题就自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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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经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加法如何做？ 无可奈何的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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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外国 IT 产品、软件和网络服务的新闻和传说渐渐多了起来。当然，都是一些比较奇怪的消息。开始有消息说今后金融机构不能购买 IBM 的服务器和软件系统了，接着又说国家机关不能购买微软的 Windows 8 操作系统了，近日又说美国的杀毒安全软件也不能进入政府采购名单，最新消息是苹果公司的全部产品未能进入政府采购名录。至于很多外国互联网服务，更是连续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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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都有正规媒体报道，看来可信度很高。但是，并未见到有关权威部门的正式说法，更未见到相关法律的修改颁布。一切都在似明似暗中进行，报载的理由也让人有些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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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是个正当的理由，但在法院未完成审理确认之前就禁止采购是违背法治精神的。支持国货是个勉强的理由，如果真有价廉物美的同类产品和服务，何必怕竞争，一定要用禁买外国货的办法？国家安全是个奇怪的理由，被禁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商业产品和服务，被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普遍使用。如果使用二三流的替代品，性能、质量和可靠性都明显低于被禁产品，国家岂不是更不安全？如果没有替代品，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岂不是更不安全？如果以为禁用外国产品和服务可以防止外国情报机构获取信息情报，这种想法只能用愚昧和无知去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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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诸多理由中最荒谬的理由。的确，许多国家的政府采购目录存在偏向国货的倾向。在同类产品中同等质量、价格和服务水平相近的前提下，公款采购中优先购买国货理由充分，因为政府有促进国内经济和宣扬中国形象的义务。例如，汽车采购中政府优先购买国产汽车是应当的，即使国产汽车质量和性能略差一些也可接受，因为不妨碍采购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基本目的。但如果国内没有同类产品，或者同类产品质量低劣，那么采购外国产品就是合理的，或者套用政治口号，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方式。例如，中国的大型客机绝大部分从波音和空客采购，恐怕很少人反对。为什么在 IT 业、软件业和网络业，同样的道理就行不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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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号，反对对外开放，反对市场经济，反对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是中国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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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我到交通部印刷厂当学徒工，亲身体验过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当时正值邓小平短暂当政时期，他狠抓了社会整顿和复苏经济工作。交通部的进出口运输量大增，但远洋货船太少，只能主要靠租用外国船只或者外包运输支撑。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部领导经政治局和国务院批准，在香港贷款十几亿美元，购买外国二手船共计一百多万吨。这既扭转了外贸海运依赖外国公司的现象，又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具体的业务措施，在 1976 年周总理去世、邓小平被整下台后，“四人帮”揪住不放，对交通部领导扣上了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里通外国和卖国主义等大帽子，通过媒体和交通部内掀起了整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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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们一帮青年工人被派到部里，到大会厅参加批斗部领导大会。我们被送进主席台旁边一间休息室里，负责会前和中场休息时对部领导的监视，大概是体现工人阶级义愤的意思。不久，部长叶飞上将、副部长彭德清少将等领导走进休息室。大家对望一眼，一言不发。会议开始，领导们上了主席台，面色沉重但举止从容。台下批判者接踵而至。最突出的一位是个中年业务干部，据称是部里才子之一。他旁征博引，上纲上线，深挖狠批，滔滔不绝。批到高潮时，还做出冲上主席台状。叶部长据理力争，拒绝承认买船举措有任何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错误。批斗会无果而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当时并无判断是非的能力，只是凭直觉认为像叶飞这样的老革命，日军美军都打过，不可能去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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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唐山大地震来了。又很快，“四人帮”垮台了。轰动全国的批判交通部卖国的运动无疾而终。再很快，揭批“四人帮”，批判其在交通部的追随者的运动开始，那些积极参与“爱国主义”运动的人都没了前途。其中，不乏老干部、业务骨干和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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