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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2008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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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 Bolt, R.de Jong, J. Van Zanden, 2018, “Rebasing ‘Maddison’: New Income Comparisons and the Shape of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10,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vers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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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标准叙述是不合适的。这种叙述经常会让我们忘记，在始自18世纪的英国的这一非凡的发展时期，数百万人在适应这一变化。一些人的故事比其他人的更激励人心。而且如果没有机械化的发展，有些人甚至会过得更好。图1使我们相信，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比以往的世代生活得更好。生于1800年的那一代人的生活水平与他们的祖父母辈相比，肯定有了巨大的提高。图1也表明在18世纪以前，我们的创造力并不丰富。不然为什么经济增长这么慢呢？但在进一步考查前工业时代后，我们发现了一些开创性的发明与观念。而且如果我们放大历史进步的不同时期（就像本书的做法），就会发现在变革的浪潮中，人们的处境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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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工厂的到来带动了图1描述的那种“起飞”式发展。意大利为这一开端做了不小的贡献。促成第一批工厂建立的缫丝机图纸是托马斯·洛姆（Thomas Lombe）从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Piedmont）偷来的，托马斯还因为这份图纸而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称号。然而英国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机器的国家。工业革命确实在丝绸生产方面有其起源，但工业革命的真正开端在棉纺织业。正如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那句名言：“一提起工业革命就是在说棉花。” 12 随着棉花生产实现机械化，情形一变再变，技术进步就像滚雪球一样创造了现代世界。然而在工业化早期，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我们的词汇见证了1750年后一个世纪的变化。“工厂”“铁路”“蒸汽机”和“工业”这些词在当时首次出现，“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罢工”“卢德主义者”和“贫困”（pauperism）这些词也随之出现了。等在这场始自第一批工厂的到来的革命之终点的不仅有铁路建设，也有《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问世。工业革命带来了许多革命性技术，同时也催生了许多政治上的变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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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要贬低英国工业革命的价值。工业革命被正确地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因为它帮助人类摆脱了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描述的“污秽、野蛮而短暂”的生活。 14 但这一过程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曾称工业革命为“伟大的逃离”（Great Escape），但它也没有立刻把普通人生活的小屋变成伊甸园。 15 在工业化初期，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污秽、更野蛮，寿命变得更短。1840年之前，普通英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提高。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黑暗的、如地狱般的工厂”，捕捉到了工厂里漫长的工作时间和危险的工作环境——这些正是工业化的具体表现。 16 在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这种主要的工业城市，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居然比全国平均值低了10岁。在工业城市，工人领回家的工资几乎无法弥补肮脏且不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虽然产量增加了，进步带来的收益却并未惠及普通人。实际工资没有变化，甚至在有些人那里变得更少了。工人们能看到的唯一的增长，只有在“黑暗的、如地狱般的工厂”中工作的时长。工业家们攫取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绝大部分收益，他们的利润率翻番。结果，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平均粮食消耗量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所增加。19世纪上半叶，低收入农业劳动者和工厂工人的家庭有余力购买非必需品的比例下降了。营养不良使得那一代人的身高也变矮了。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刚开始那辉煌的几十年的情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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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英国生活水平危机的原因在于家庭生产体系的没落，它逐渐被机械化工厂取代。手工工匠们技术熟练，收入不菲。但随着工厂兴起，一个又一个工匠眼看着自己的收入消失了。虽然工厂中出现了新的岗位，但纺纱机显然是为儿童设计的，他们拿着成年人工资的一小部分做着这份工作，因此在工厂劳动力中占比越来越高。他们是工业革命中的“机器人”。除工资低外，他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很容易控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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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不断发展，熟练工匠们的旧手艺过时了，成年男性工人落败了：童工占比迅速增加。19世纪30年代，纺织业雇用童工的比例达到了50%左右。收入下降，健康和营养状况恶化，因为工作和地理原因导致的被迫迁移，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失业，这些社会成本都落到了劳动者头上。这些情况不容忽视。童工的遭遇就更不用提了。罗伯特·布林克（Robert Blincoe）以前是一名童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宁愿让自己的孩子被放逐到澳大利亚，也不愿让他们体验工厂生活。 19 但单从经济学角度看，成年工匠无疑才是工业化的主要受害者。他们人数众多。研究工业革命的著名学者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写道：“即使机械化给所有人都带来了舒适和繁荣的新期望，它也摧毁了一些人的生计，还将另一些人裹挟到进步带来的逆流中……工业革命的受害者人数高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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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疑惑的是，为什么普通英国人愿意加入将降低他们生活水平的工业化进程。简单来说他们并没有。英国政府有时会与愤怒地反抗机器的工人起冲突。但是为了避免英国在贸易中的竞争地位遭到削弱，英国政府逐渐加强管控，所以反抗机器的工人们并没有取得成功。1811—1816年，卢德主义者采取的每一次行动换来的都是政府更大规模的军事镇压：为了解决反抗机器的骚乱，政府派遣了1.2万人的军队前去镇压，比惠灵顿公爵在1808年与拿破仑进行半岛战争时派遣的军队人数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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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了解到，19世纪末之前的人们经常（而非偶尔）抵制会威胁工人技能的技术。虽然大部分评论都集中于卢德主义者的骚乱，但这些骚乱只是席卷欧洲和中国的长期反抗浪潮的一部分。对劳动力取代技术的反抗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公元69—79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因为担心就业问题，拒绝使用机器将圆柱运到卡比托利欧山。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了织袜机，但1589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担心技术进步会带来失业，因此拒绝授予他专利。1551年，能节省大量劳动力的起毛机在英国遭到禁止。欧洲其他地方对机器的反抗同样强烈。17世纪欧洲许多城市禁止使用自动化织机。为什么？在采用机器的城市（例如莱顿城），暴乱接踵而至。统治阶级担心愤怒的工人会像莱顿城的工人们一样反抗政府。这种忧虑绝不仅仅发生在欧洲。经济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得如此晚，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持续反抗威胁工人技能的技术。直到19世纪末，进口机器仍被当地工人毁坏。实际上英国政府是第一个支持工业先驱而不是反对技术的工人们的政府。这也是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原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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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2年，比尔·盖茨（Bill Gates）就注意到了一个时代悖论：“创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快了……但美国人对未来的悲观更胜以往。” 22 事实上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仍相信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这一代更富有。 23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对理解未来确实有所启发，那么一些人肯定会对未来有很多感到悲观的事情。1980年出生的美国人中，只有一半比他们的父母更富有。而出生在1940年的美国人有90%比父辈更富裕。 24 尽管事实如此，但是像“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样的口号在总统选举中仍是标准表述。只有在2016年的时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凭借“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赢得了总统选举。终于有一位候选人说出了真相——或者说出了那些在机会早已消失的地方生活的人们一定会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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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工业革命的情况，盖茨悖论并不是一个真的悖论。和工业化初期一样，今天的工人们不再能收获进步带来的好处了。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已经被抛弃在进步的逆流中。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中等收入的工匠们的机会枯竭了，同样，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自动化时代意味着机会减少。就像早期工厂的受害者一样，面对工作中的计算机化，许多美国人只能努力适应这种情况，不情愿地转到工资更低的岗位，或者跟不上节奏，完全退出劳动力大军。与工厂的受害者们类似，和自动化博弈的失败者也主要是正值盛年的男性。在20世纪80年代前，即使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普通男性工人也能在制造业领域找到工作，过上中产阶级生活。随着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对很多公民来说，向上流动的途径关闭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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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到目前为止，自动化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还是局部现象。如果你只密切关注国家数据，可能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把贫富平均一下，你可能觉得情况还相当不错。工业革命也是如此。1800年，当北安普敦郡的织布业已成一片废墟时，在英国南部的乡村，也就是简·奥斯汀（Jane Austen）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们还几乎没听说过工厂。这一次，社会和经济基本结构的分崩离析发生在传统制造业城市，在这些地方，自动化剥夺了很多中年人的工作机会。由于自动化或全球化，很多社区眼看着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失业率不断上升。这些社区的公共服务状况也在不断恶化，金钱犯罪和暴力犯罪不断增加，人们的健康状况变得糟糕。自杀和酒精导致的肝病使得死亡率不断上升。离婚率上升，越来越多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他们的未来堪忧。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大量减少后，这些地方的社会流动性大幅降低。 26 没有了工作机会，人们更可能将选票投给民粹主义的候选人。研究确已表明，在美国和欧洲，在那些工作越是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地方，人们对民粹主义的热情越高。 27 和工业革命时期一样，技术下的输家要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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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应该预见它的到来。1965年，当第一批计算机进入办公室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就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发出了警告：“一群具有技能的美国人被剥夺了意义和价值，这是塑造美国版希特勒的绝佳机会。” 28 或许有些讽刺，希特勒和他的政府对取代劳动的技术所具备的毁灭性力量非常清楚。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宣告要重新采用前工业时代的政策，限制使用机器。那年，在纳粹党赢得超过半数选票的但泽，限制机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为了解决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参议院颁布了一项法令，除非政府特别允许，否则工厂不能安装机器。如果没有遵守法令，工厂将面临严重的处罚甚至会被勒令关闭。 29 1933年8月，纳粹的德意志劳工阵线领袖阿尔弗雷德·冯·霍登堡（Alfred von Hodenberg）安慰公众时明确表示，将来不会允许机器威胁工人的工作，“再也不会出现工人被机器取代的情况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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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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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省力技术的不断推广就是我们的致富之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调侃道：“经济萧条、失控的通货膨胀或者内战都能让一个国家变得贫困，但只有生产率会让它变得富有。” 31 如果技术进步允许我们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东西，生产率就提高了。如果使用机器能够让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5%，那么每过28年个人生产率就会翻番，即一个人在一小时内的工作成果，在他的约半个职业生涯中能翻一番。这足以证明技术的破坏性力量，它明显缩短了生产所需的时间。然而，生产率虽然是提高普通人收入的先决条件，可它并不能保证这种增长。如果机器取代工人原有的工作，那么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些人可能过得更糟糕。尽管如此，经济学的教科书依旧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帕累托优化（Pareto improvement），即它假定机器在取代人们工作的同时，也会为每个人提供新的、工资更高的工作。正如历史记载表明的那样，在分析会取代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时，这类模型毫无用处。这些技术在带来更高的物质水平的同时，也会造成工人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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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力技术造成的工人失业程度取决于它们是使能技术还是取代技术。取代技术让工作和技能变得多余。相反地，使能技术会帮助人们更高效地完成已有的任务，或为劳动者创造全新的工作机会。因此“省力”（labor-saving）这个概念有两个密切相关但不相同的意思，二者之间的差别对劳动者来说很重要。 32 1934年，经济学家哈里·杰罗姆（Harry Jerome）写道，如果用1890年的技术生产1929年的钢铁产量，所需的工人就是125万而不是40万。难道这意味着这80多万工人到1929年就会失业吗？当然不是。大萧条开始时，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上升了。 33 更先进的技术减少了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铁所需的工人数量，但钢铁需求量的稳定上升也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工作机会增加了。显然，随着钢铁行业机械化的发展，钢铁生产的本质有所改变，但很少有人失业。不像取代技术会取代以前由人完成的工作，增强性的技术会增加工人的单位产量，但不会导致人员被取代（除非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达到饱和）。 34 我们能列举许多使能技术的例子。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能帮助设计师、工程师和其他具有技能的专业人员，让他们的工作更高效，而不是取代他们。像Stata和Matlab这样的计算机统计软件让统计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更好地分析，却没有减少对这些人员的需求。像打字机这样的办公机器则创造了之前不存在的文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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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技术给劳动力带来的后果则与此不同，我们可以想想电梯。没有电梯，就没有摩天大楼，也就没有电梯操作员。当第一批电梯投入使用时，更多的电梯意味着有良好时间感知能力的人获得更多的工作，他们能在电梯与地面对齐时将电梯停下来。取代技术出现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自动电梯出现后，人们就不再需要电梯操作员了。虽然我们现在使用电梯的机会更多，但突然间，电梯操作员的工作消失了。我们对电梯的需求显然没有饱和，同样，我们对很多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没有饱和。但是，在机械操作员的工作已被机器人取代的世界里，工厂产出更多汽车并不必然意味着机械操作员能有更多工作机会。因此显而易见，取代技术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与使能技术带来的影响很不一样。但直到最近，经济学家们才做出这样的区分。自从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扬·丁伯根（Jan Tinbergen）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经济学家们在构建技术进步的概念时，倾向于只采用一种增强性的观点。技术进步的增强性观点认为，新技术会给某些工人（相比于另一些人）带来更多帮助，但永远不会取代劳动力。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下降。20世纪的大量经济事实可以说是这样的。其实，大部分经济学理论反映的都是经济学家所处的特定时代的模式。丁伯根在1974年（计算机化时代前）发表的著作也不例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的工资全面上涨。经济分析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很少有模型适用于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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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大量群体的工资一直在下降，这一事实促使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技术变革。经济学家达龙·阿西默格鲁（Daron Acemoglu）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在构建技术进步的概念时，将其区分为使能技术和取代技术，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形式模型，我们可以用它来理解人们整体工资下降和工资上涨时期的情况。本书使用他们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历史记录。 35 能取代人的工作的机器，这一概念很重要，它意味着技术会减少工资和就业机会——除非有其他经济力量与之抗衡。虽然生产率的提高仍在带动整体收入的提高，因此有更多的经济支出在其他地方创造了就业机会，部分地抵消了人力被取代带来的影响，但它没有完全抵消取代技术造成的负面影响。在阿西默格鲁和雷斯特雷波的理论框架中，要想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工人工资、增加劳动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占国家收入的比例，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工人们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被取代的速度和新工作出现的速度之间的角逐，以及工人们过渡到新工作中的难度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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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一项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是取代技术或使能技术，会给普通人带来很不同的结果。如果新技术会取代工人们现有的工作，他们的技能就会过时。甚至如果技术只是会取代一些人的工作，而增强另一部分人的工作，工人们也可能会陷入艰难的处境。近年来，机器人工程师工作岗位的涌现根本无法弥补流水线上被工业机器人取代了的工人。类似情况也曾发生在纺织业，动力织机取代了手工纺织工人，同时也为动力织机工人创造了工作机会。虽然手工纺织工人的收入几乎立刻减少了，但动力织机工人的工资过了几十年才上涨，他们需要学习新的技能，能提供这些技能的新的劳动力市场也需要渐渐发展成熟。 36 因为取代技术的进步通常伴随着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这股长期肆虐的大风”，所以总会有赢家和输家。 37 令人遗憾的是，主流评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上，比如2050年是否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实际上这完全弄错了重点。虽然在自动化进程中旧的工作被淘汰，新的工作机会出现，但对失去了工作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用。现代主义作家注意到了自动化的两难境地。例如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提道：“在布卢姆先生这扇车窗旁边，一个弯着腰的扳道员忽然背着电车的电杆直起了身子。难道他们不能发明一种自动装置吗？那样，车轮转动得就更便当了。不过，那样一来就砸掉此人的饭碗了吧？但是另一个人会捞到制造这种新发明的工作吧？”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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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人会得到制造新发明的工作。但这个人是“另一个人”：制造这项发明需要另一种类型的工人。工业革命和计算机革命主要都是给另一类人创造了新工作，他们的技能和那些被取代的工人完全不同。经济史学家加文·赖特（Gavin Wright）恰当地描述了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他认为“在极限范围内，我们可以创造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技术由天才设计，由傻瓜操作”。 39 这在早期的工厂中是事实。当时的机器非常简单，连小男孩都能操作。由于儿童的工资只是成年工匠的一部分，所以中等收入的手工匠们被儿童取代了。计算机革命的不同之处很明显：不再需要儿童来操作机器了。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可以自己运转。不过计算机化也产生了一些新工作，需要一些全新的技能，诞生了视听专家、软件工程师和数据库管理员等职业。因此我们似乎创造了一种由一些天才设计、由另一些天才操作的经济。一些工作已经实现自动化，但计算机也加大了对具有高度认知技能的工人的需求。事实上人们普遍存在误解，认为自动化是机械化的延伸。自动化恰恰取代了以前由机械化带来的照看机器的半技术性工作，这些工作曾支撑着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一般来讲，那些有幸读过大学的人在计算机时代都发展得很好。但随着中等收入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许多半技术性工人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在工业革命和最近的计算机革命中，中等收入的中年男性是进步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技能已不适用于新兴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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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变革取代劳动力的时候，工人们过得如何就取决于他们的其他工作选择了。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在他1877年的戏剧《社会支柱》（The Pillars of Society）中，将工业革命的经济影响与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的活字印刷术的经济影响相提并论。其中一个角色，卡斯滕·博尼克（Konsul Bernick）认为，19世纪手工匠们的命运和印刷术问世时抄写员的命运相似，他暗示道，“印刷术发明出来后，抄写员将不得不挨饿”。造船厂工头渥尼（Aune）直言不讳地回答道：“卡斯滕，如果你是抄写员，难道会这么崇拜这一技术？” 40 尽管易卜生用了一个反问句，但很少有抄写员反对印刷术。正如我们将在第一章了解到的，与因工业机械化而遭受苦难的纺织工人不一样，抄写员和篆刻员更可能受益于古腾堡的发明。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是通过抄写手稿谋生。对他们来说，活字印刷并不意味着收入的减少。那些以抄书为生的人则要么专门抄写那些用印刷术印刷不划算的短文本，要么成了装订员和设计者。因此，欧洲的纺织工人和其他手艺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因面临更差的职业选择会去破坏纺织机器，15世纪晚期的抄写员却很少反对印刷术。当然，印刷术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受欢迎。苏丹巴耶济德二世（Sultan Bayezid Ⅱ）担心识字的人会削弱其统治地位，于是在1485年颁布法令，禁止在奥斯曼帝国用阿拉伯文印刷。这项举措给这一地区的识字率增长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41 虽然20世纪之前欧洲普遍存在着对取代技术的敌视，但印刷术的推广引发的劳动者骚乱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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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这一例子表明，当人们有更好的可替代的工作选择时，就不太可能反对机器。工作岗位的更迭不可能是毫无痛苦的，但如果人们充分相信他们最终会成功，他们就更可能接受劳动力市场永无止境的剧烈变化。我们将了解到，20世纪机械化大生产的工厂里中产阶级工作岗位数量的剧增，是机械化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是人们能获得的最好的失业保险。在此期间，一批使能技术及其带来的生产率的迅猛提高赋予了工人阶级以攀登经济阶梯的能力。汽车和电力催生了一批新的工业巨头，随着更多资本被投入机械产业，企业开始提高工资，避免工人辞职去其他地方找更好的工作。处于收入分配顶层和底层的人们发现各自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因此，中产阶级接受了劳动力市场的洗牌，也期待着能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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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不会反对技术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那些技术虽然会威胁他们的工作，但显然几乎会让所有人都以消费者的身份受益。即使对于那些在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线上工作的人来说，虽然工作被机器人取代，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益于更便宜的汽车。然而，机器只有在投入使用后，才会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因此若一项技术是取代技术，那只有在工人失业已经发生后，消费者福利才会增加。更重要的是，除非他们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否则失业的个人成本（如压力和流失的工资）会比任何消费者福利多得多。比如说，虽然机械化给消费者们带来了福利，但日益便宜的纺织品并不足以纾解那些反对使用机器的卢德主义者的痛苦。这里并不是说，从长远来看取代技术对人们来说是不利的。事实恰恰相反。但除非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有希望找到同等收入的新工作，否则这些福利并不能宽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