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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经济学家承认，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会造成一些调整问题。但很少有人提到，这个“短期”可以是人的一生。而且，长远的影响最终取决于短期内做出的政策选择。仅有更好的机器并不足以支撑长远的增长。达龙·阿西默格鲁和政治科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指出，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前提是“没有受到经济失败者和政治失败者的阻拦，经济失败者们觉得他们会失去经济特权，政治失败者们担心自己的政治权力会被削弱”。 42 仅靠工人可能难以有效阻止新技术的发展。但统治阶级减缓了几千年来的取代技术的发展进程。 43 因为经济失败者们可能会挑战政治现状，所以政治当权者大多对会破坏稳定的创造性破坏这一过程不感兴趣。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多次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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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技术变革几乎都无可避免会增进一些人的福祉，而让另一些人的处境变差。诚然，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可以认为生产技术的变化是一种帕累托优化，但在实践中这种情况极为罕见。除非所有个体都接受市场结果的裁决，不然的话，决定采用一项创新可能会受到失败者通过非市场机制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方式的抵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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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优势并不在于没人抵制技术变革，而在于英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创新派”……法国人对技术的抵制似乎比英国人更成功，这一区别或许能解释工业革命为何首先发生在英国。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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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将以类似的方式论证，英国政府持续镇压反对机械化的力量的早期决定，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我们会了解到，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权力转移的结果。新世界的发现促进了国际贸易，基于土地财富的权力面临着从机械化中受益的新阶级“烟囱贵族”（chimney aristocrat）的挑战。 46 说得再明白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层层竞争使得技术保守主义与政治现状更难保持一致。外在政治威胁比下层工人反抗带来的内部威胁更大。即使工人们成功解决了所谓的集体行动问题，走上街头反抗，他们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面对英国军队，他们不可能获胜。最终许多卢德主义者被捕入狱，随后被遣送至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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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和1867年的两次改革法案当然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但这两个法案并未使英国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财产权被视作最重要的权利，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仍居于其后。很少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财产仍然是投票的一项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大部分普通人被剥夺了政治公民权利。如果英国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卢德主义者们就不会如此绝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曾开玩笑说：“如果马也能加入民主党并参加投票，农场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47 马可能会使用它们的政治权利来中止拖拉机的扩张。类似地，如果卢德主义者如愿以偿，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在英国了。当然我们没办法准确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的是许多公民尽其所能想阻挡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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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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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了解到，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进步正越来越多地取代劳动力。因此，要明白未来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掌握它的政治经济学。技术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中一部分人的工作处境变糟，这就足够成为他们抵制自动化的理由了。对努力避免社会动乱的政府来说，限制一些技术的发展也有了足够的理由。这些原因表明长期必定不能和短期断开联系。短期事件会干扰和改变长期的发展轨迹，会给长期繁荣带来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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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人类历史进程大有不同。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花费了极大精力，去研究一些地方变得富有而另一些地方依旧贫穷的原因。本书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它考察了几个世纪以来，为什么在允许技术发展进步的世界各地，人们的遭遇有所不同。新兴技术和人类财富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齐整和线性的。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演。但马克·吐温说过，有时候历史的确是押韵的。正如我写到的，中等收入的工作正在消失，实际工资停滞不前，这种情况和典型工业化时期的情况类似。当然，21世纪的计算机革命与造就现代工业的其他技术有很大不同，但它们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影响看起来极其相似。从长远来看，工业革命会在极大程度上使我们更富有，生活得更好。人工智能也可能让我们更富有，但人们担心人工智能会像工业革命一样把大批公民甩在身后，也许会激起人们对技术本身的强烈反抗。许多时事观察员指出，近期民粹主义的复兴不能不考虑用全球化中的输家来解释。但技术在降低中产阶级的工资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目前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人工智能越来越普遍，自动化及其影响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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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在争论，为什么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技术爆炸经过这么长时间才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如今的经济学家正在进行一场极为类似的辩论，即为什么自动化领域的巨大发展还未对普通人的收入产生影响。本书试图将这两大研究主题联系起来，即将盖茨悖论置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本书将追溯逐渐扩大的技术版图，从农业的发明到人工智能的兴起，跟随技术的进步来追踪人类的命运。我想提醒读者的是，这并不是一份全面的记述。这个领域的书籍必定有所侧重，仔细取舍将要讨论的问题。有关技术史这一主题的文献卷帙浩繁，我无法在这里全面妥善地处理它们。但重新审视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进展后，我将试图说服读者，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劳动力为进步付出的代价有很大不同。这取决于技术变革的本质，而这种代价在21世纪有所增加——这解释了如今人们的诸多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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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应该意识到，由于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从那以后技术领导权一直被西方世界所牢牢掌握（虽然还不确定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因此本书是基于西方来记述的。西方直到15世纪才赶上当时更先进的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但我将主要通过西方的经验来对工业革命前后的情况展开对比。本书涉及的大部分历史都与英国和后来的美国有关。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然后美国接过了接力棒，在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取得了技术领导地位，因此后续主要讲述美国的经验。正如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所认为的那样，赶超型增长依赖于现有的、在其他地方发明的技术，这与那些将技术前沿扩展到未知领域的增长在本质上不同——本书着眼的增长属于后一种。一些读者可能会失望地发现，许多主要的技术突破在本书中甚至提都没提。比如现代医药的发展极大造福了人类，却被无耻地忽略掉了。近年的技术发展——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移动机器人技术、机器视觉、3D打印、物联网——都是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本书致力于呈现如今劳动力面临的挑战，因此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将占据大量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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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必须强调一下，虽然本书后面部分的章节集中讲述美国经验，但技术不是独奏，而是合奏中的一部分。它与社会和经济中的各种制度及其他力量息息相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30多年，其他工业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并没有那么剧烈。但工资停滞不前、中等收入工作消失、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这都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特征。它们都与技术趋势有关。毫无疑问，有多种力量影响着收入分配，但本书重点关注长期趋势而不是周期性问题，重点关注那99%的部分而不是1%的部分。随着历史不断发展，技术已成为决定普通人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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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书面对的主要挑战也许是去说服读者我们可以以史为鉴。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倾向于对此持怀疑态度。读过本书手稿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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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明显都是“否认历史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经济学家能从过去的经验中习得某种东西的看法，即使是已由经济史学家分析过的东西。没能预测（事实上，也许无意中帮助创造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惨痛经历，带来了一种对经济史非比寻常的兴趣，因为经济学家试图洞察那些看起来不可预测且令人不安的事件。但这种兴趣〔以及谦卑〕是短暂而肤浅的。然而，经济史学家也不愿意通过对过去的研究为当下的情况提供洞见，这对他们这门谦卑的学科要求太高了。所以弗雷所涉及的两个学科都会对他提出的核心议题感到不自在，背后原因在于这两个学科存在更大的沟通困难。它们有着相似的技术工具包，但经济学已经把它的内容磨砺到了极致，而且对其他方法怀有敌意；历史学的内容有时候并不涉及技术前沿，必须在叙事的情境下使用。任何作者想要向经济和历史领域的受众强调我们可以以史为鉴，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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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下来我会试图让读者们相信，历史不只是一个事实接着另一个事实。我们可从中习得一些通用模式。当取代技术盛行时，历史告诉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敌意和社会动荡。当使能技术盛行时，相反地，更多人受惠于经济增长，人们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也更高。我把接下来的经济史章节分为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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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由三章组成，主要讲述前工业时代的技术以及它们对人类生活水平的影响。第一章简要总结了从约1万年前农业的发明到工业革命前的技术进展。它表明有许多重要技术在18世纪前就出现了，但没能改善普通人的物质条件。第二章表明，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工业革命前就有了改善，但经济增长主要以贸易为基础。现代的熊彼特型增长（Schumpeterian growth）基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就业的创造性破坏和新技能的获取，它并不是经济进步的动力。第三章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看到，在工业革命前，创新也一度蓬勃发展，但几乎不被用于取代工人——当被用于取代工人时，技术遭到了激烈反抗甚至封锁。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技术为何没有早点出现？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威胁人们生计的机器遭到了普遍的反抗。工人们可能因害怕失去工作而反抗政府，而掌握政治权力杠杆的地主阶级面对取代技术，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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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迅速回顾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工业时代的君主们害怕机器会带来毁灭性破坏，他们是对的。随着机械化工厂取代家庭生产系统，劳动者们愤怒地反抗机器。第四章详述了构成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这些技术几乎都起到了取代工人的作用。第五章说明了中等收入工匠工作岗位的空心化使英国社会出现巨大的分流——这种分流解释了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大量冲突。但如今，允许机械化发展使统治阶级受益良多，并且有效推进了第一个大众意义上的机器时代。直到工业革命的最后几十年，工人们切实体会到工资上涨，抵抗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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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大平衡”（The Great Leveling），这一部分聚焦于美国经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美国从英国和整个世界手中接过技术领导权。这一部分意在研究，为什么在技术前沿越来越快地不断推进的情况下，20世纪没有出现同样的对机械化的敌意。第六章概述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电气化、家庭机械化、人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厂从事大规模生产），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都知道这些转变往往伴随着痛苦。第七章讲述了机械焦虑是如何短暂地卷土重来的。随着一些工作岗位的消失，部分劳动力正在努力适应。虽然有时候人们普遍担心新兴技术会取代人们的工作，但很少有人深信限制使用机器会是好主意。为什么？美国也许经历了工业世界最暴力的劳动史，但在19世纪70年代后，当发生暴力冲突时，工人们几乎不会将矛头对准机器。第八章致力于回答劳动者们为何不像19世纪的人一样反对机器的问题。我不认为我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技术显然是其中一部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烟囱林立的城市中，源源不断的使能技术给人们提供了酬劳更高的新工作。劳动者们开始认为技术符合自身利益，其理性反应就是寻求降低适应成本而非妨碍技术进步。实际上，劳动者们接受了放任机器发展的政策，但他们坚持要求建立福利体系和教育体系来帮助人们适应变化，同时限制那些失去工作的人的个人损失。这已成为20世纪的新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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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着眼于计算机时代。第九章说明了自动化时代不是20世纪机械化的延续。相反，它完全是一种逆转。人们正确地认为20世纪的前75年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平衡”。 48 这是一段平等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各个阶层的工人工资都上升了，连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眼中的无产阶级都能成为中产阶级。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成了一种由蓝领和白领构成的多样化混合体。许多人在办公室或工厂中管理某种机器。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机器人和由计算机控制的其他机器恰恰使得机械化带来的中等收入的工厂和办公室工作减少了。第十章将关注的重心从整体转移到工作岗位消失的群体上来。虽然数字技术可能让世界变得扁平，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计算机革命开始以来，绝大部分新的工作岗位都集中在熟练工人聚集的城市中。自动化取代了传统制造业巨头企业的工作岗位，加剧了美国沿地理边界线的社会结构两极分化。由于美国经济带的逐渐两极化，政治也朝两极化发展。第十一章转向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公民们眼看着工资下降，却没有像中值选民定理预测的那样要求更多补偿。如果中产阶级减少，不平等加剧，我们本以为工人们会投票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政策。我认为他们没有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已失去政治影响力。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隔离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逐渐与美国社会其他部分相脱离。与此同时，在战后经济迅猛发展的年代涌入工厂的准工人阶级正日益脱离工会和主流政治党派。民粹主义吸引力见长，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和自动化的输家们的机会日益减少，以及缺乏解决他们的担忧的政治回应。全球化已成为民粹主义者的攻击目标。但展望未来，随着就职于非贸易经济行业的劳动者比重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人不会受全球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无法避免受自动化的影响。如果当前的经济趋势持续几年甚至数十年，就像工业革命一样，那么自动化就会像现在的全球化一样成为反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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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的标题是“未来”（The Future），虽然它并未试图预测未来将发生的情况。如前所述，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取代技术与使能技术之间的角力，但未来30年显然不会与过去30年一模一样。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能简单地从当前的趋势推断出这一观点——虽然这是经济学家们经常会干的事。我也没有预测未来的技术突破的雄心。我能做的最多就是考察从实验室中研究出来的尚未被广泛使用的原型技术。举例来说，洗衣女工的就业前景在1910年前后达到顶峰，这一年阿尔瓦·J. 费雪（Alva J. Fisher）取得了第一台电动洗衣机的专利，并为其取名“托尔”（Thor）（图2）。如果1910年的经济学家从过去的经验中分析未来，那么他们会推测在未来几十年会存在大量洗衣工作岗位。相反地，通过观察技术的趋势（如第十二章所做的），他们可以得出结论，电动洗衣机将取代洗衣女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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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850—1990年，美国家庭中洗衣女工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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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 Sobek, 2006, “Detailed Occupations—All Persons: 1850-1990 [Part 2]. Table Ba1396-1439,” i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Millennial Edition, ed. S. B. Carter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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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了机器学习、机器视觉、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领域下的各个子领域以及移动机器人等近期的许多技术发展后，我的结论是：虽然这些技术会给劳动者们提供大量新工作机会，但大部分技术都是取代技术，将使本已不堪一击的中产阶级就业前景变得更糟。因此，假设20世纪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态度将延续存在，而不管工人如何从自动化中获益，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人们对未来和自动化的态度已更加悲观了。大部分美国人会投票要求制定政策限制自动化发展，民粹主义者很可能有效利用日益增长的对自动化的焦虑。事件如何发展很可能取决于政策选择。本书的第十三章简要概括了一些帮助人们适应自动化的策略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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