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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型的驱动因素是重型犁的推广和三圃制的建立。 34 重型犁是一项使能技术:有了它,罗马时代无法开垦的大片土地现在可用于农耕。但除了扩大农业用地,重型犁还提高了生产率。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写道,重型犁构成了“农业的发动机,它通过畜力节省了人类的精力和时间”。 35 但和大部分发明一样,重型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它需要几头牛才能拉动。 36 农业越来越依赖于畜力,这意味着农民需要寻找更好、更便宜的方式来喂养他们的牲畜。人们从在欧洲逐渐普及的三圃制中找到了部分解决办法,三圃制允许动物们在地里吃草,同时给土地施肥。这种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与二圃轮作制相比,三圃制能使生产率提高约50%,虽然这主要是通过节约资金达成的。 37 此外,三圃制还极大地增加了特定庄稼的产出(比如尤其适合用于喂马的燕麦),从而提高了发展用马技术所需的储备粮食的数量和质量。中世纪结束时,在农业领域,三圃制和马的使用似乎形成了非常密切的联系。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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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辅助发明问世之后,用马技术在整个中世纪有了极大的发展。举例来说,固定马蹄铁的发明使得马可以更普遍地用于商业运输。在湿润的土壤中马蹄铁可以保护马蹄,从而在农业生产中提高对马的力量的使用。马镫的发明是另一个重要的技术进步。马镫虽然主要用作军事目的,使骑士可以在马背上战斗,但它也提高了平民骑手们骑马时的稳定性和舒适性。但在经济影响方面,现代马项圈的诞生所做的贡献可能最为重要——虽然直到20世纪初,当退休的法国骑兵军官里夏尔·列斐伏尔·德诺埃特(Richard Lefebvre des Noëttes)对项圈进行记录,它的真正意义才为人所承认。德诺埃特对比了古代和中世纪时期马匹的使用情况,发现希腊人和罗马人使用的喉—腹挽具用两根带子绕住了马的腹部和颈部,使马丧失了80%的行动力。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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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在11世纪,英国70%的能量仍来自动物,剩余的来自水车。但即使马匹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农业,用马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仍不完全清楚,因为人们也使用牛。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用马技术的转变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密切相关。 40 现代实验表明,虽然马和牛在牵拉方面表现相似,但马移动更快,每秒钟做功的英尺磅数(foot-pound)要多出50%,而且马每天能多工作两个小时。用马技术对运输领域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同样巨大,它通过促进陆路运输和贸易的发展来促进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据估计,有了新的挽具和马蹄铁,13世纪时每增加100英里的陆上谷物运输,成本只提升了30%,这比罗马时代高出三倍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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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风力和水力代替畜力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在中世纪,尤其是在7—10世纪期间,更大、更好的水磨坊逐渐遍布整个欧洲,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工业。1086年,“征服者”威廉下令完成的《土地调查清册》(The Domesday Book)表明,英国3000多个社区中有5624个水磨坊,也就是每100个家庭就有大约两个水磨坊。 42 它们为洗涤厂、啤酒厂、锯木厂、风箱、麻布加工磨坊和餐具磨床等提供动力。虽然我们无法使用《土地调查清册》提供的数据来评估这些磨坊的平均马力,但被人们长期广泛使用正说明了水磨坊的经济重要性:即使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水磨坊仍是英国最主要的能量来源。 43 它们的出现表明与早前的文明相比,技术在持续进步。中世纪晚期也的确被描述为“水和风驱动的中世纪工业革命”。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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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风力在以前便被用于航海,但古典时代的人对风车一无所知。直到诺曼征服(公元1066年),风车才发明出来:第一批有可信文字记载的风车可追溯至1185年。相关争议的出现表明了它的经济意义。一位名叫布尔查德(Burchard)的富有的神职人员向教宗塞莱斯廷三世(Pope Celestine Ⅲ)直接抱怨道,有一个骑士拒绝缴纳其风车收入的什一税(每个人需缴纳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维持教堂和神职人员的税款)。即使风车的主人们辩称他们面临的是现行条例并未涵盖的新情况,但到了1195年,教宗依然开始向这些人征收什一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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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世纪欧洲的生产率(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农业生产率)相比于之前的文明来说,显然有能力达到更高的水平。然而,像机械钟和印刷术这样最具变革意义的技术却几乎没能影响当时的经济活动。由砝码带动的时钟出现于13世纪末期,但直到1500年以后才具有了经济意义。在中世纪,家用时钟很罕见,它们要么是有钱人的精致玩具,要么是科学家的实用工具。厄舍写道:“截至1500年,几乎所有城镇都有塔钟。家用时钟虽在富人们当中很普遍,但直到下一个时代才在欧洲真正普及开来。后来的作家们指出,15世纪纽伦堡的时钟制造业非常发达,因此家用时钟在德国中部和东南部比在欧洲其他地方更为普遍。这些15世纪的德国时钟是第一批标明分和秒的时钟之一,天文学家也使用了这些时钟。”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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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用时钟的情况大不相同。中世纪晚期,城镇建造塔钟主要是为了彰显地位和名誉,而不是出于经济目的。塔钟的建造通常由富有的贵族出资,本意是为了显示城镇的发达,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后果。经济史学家拉斯·博尔纳(Lars Boerner)和巴蒂斯塔·塞韦尔尼尼(Battista Severgnini)认为,早先使用时钟的城市——在1450年以前就拥有塔钟的城市——在1500—1700年间比没有时钟的城市发展得更快。 47 从长远来看,时钟对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却滞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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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修一座塔钟是出于声誉而非经济目的。城镇并不能预料到塔钟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经济利益,或者说从现状看也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因此,时钟的经济效用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尽管在14和15世纪,时钟就已经被用来协调一些活动,例如确定市场开放时间和城镇行政会议的时间,但人们使用时钟来监督和协调劳动的过程发展十分缓慢,在16世纪尤为缓慢。从16世纪中期开始,我们就可以在新教运动(约翰·加尔文提出了“时间稀缺”)等日常文化活动和哲学思想中发现时间观念了。17世纪出现了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这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把时钟作为世界运转的象征,并用其诠释国家机构该如何运行。这个过程进行得比较缓慢,这并不奇怪,因为互相补充的有组织的、程序的和文化的创新行为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一些时间。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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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指出了精准测时对经济进步的重要意义。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将公共时钟的诞生称作西方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49 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甚至坚持认为不是蒸汽机而是机械时钟带来了工业时代。 50 虽然这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毫无疑问,时钟全面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尤其是工作节奏。中世纪晚期,“守时”这一文化观念已经开始出现。当然,早在时钟出现之前,将一天分为可测量的时间单位的做法便已存在,但“小时”这一时间长度并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一天的长度,这意味着夏天和冬天“小时”的时长变化很大。因此人们仍倾向于通过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间。中世纪的人们虽然可以根据太阳和滴漏判断时间,但它们在商业活动中没有扮演任何有意义的角色。市场在日升时开放,在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关闭。直到公共时钟普及之后,市场时间才由钟声来确定。因此,公共时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所有人都十分易懂的时间概念,从而为公共生活和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和贸易。消费者、零售商和批发商之间的交易与往来变得不那么散乱了。重要的城镇会议开始有了固定的时间,这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规划时间,用更有效的方式分配资源。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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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领域,时钟的重要性体现得稍晚。直到18世纪,随着工厂制的诞生,它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见第四章)。早期工业革命是由纺织机驱动的,而钟表匠在设计纺织机方面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但对工厂制来说,机械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使能技术,因为它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工厂工作依赖于规则、次序和精确的时间测量之间的互相协调。在文艺复兴时期,精密车床和测量工具得到了发展,蒸汽机和其他机器的许多后续发展则需要用这些工具来生产科学仪器和导航仪器。钟表制造和仪器制造的紧密联系为1800年左右的许多发展提供了帮助。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正确地认识到,钟表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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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第一台金属活字印刷机。这是中世纪晚期又一个标志性成就,它对生产率的主要贡献很久之后才体现出来。古腾堡没有为需要印刷的每一页内容都制作非常复杂的字模,而是给每一个字母和符号制作金属字模,按所需的顺序进行设置。古腾堡活字印刷的优点体现在书籍价格的明显变化上,书价很快下降了三分之二——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书籍了。 53 然而科技史学家唐纳德·卡德韦尔(Donald Cardwell)所说的“信息技术的第一次革命”不能仅仅归功于古腾堡。 54 纸张(从中国引进)、廉价的印刷油墨、印刷机(很可能是由古代的葡萄榨汁机演变而来)和罗马字母表(在整个欧洲通用,26个字母非常适合印刷)等使能技术的发展使印刷术在经济上更加可行。尽管如此,古腾堡的发明无疑仍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到了15世纪末,欧洲有超过380家出版社,出版了海量的书籍。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之后的50年里出版的书籍比之前1000年里出版的都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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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等经济史学家认为印刷术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 56 然而虽然印刷产业没有出现在总量统计数据中,但我们从经济学家杰里迈亚·迪特马(Jeremiah Dittmar)最近的作品可以知道,印刷术是16世纪城镇发展的引擎。 57 在印刷术得到推广的那些城市,商业教科书的推广使人们能更好地传播商业知识,例如如何进行货币兑换、确定利息支付方式以及计算利润份额——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宝贵的商业技巧的传播。按照1519年出版了第一本葡萄牙语算术教科书的加斯帕·尼古拉斯(Gaspar Nicolas)的话来说,“我之所以印刷这本算术书,是因为当葡萄牙人和印度、波斯、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进行交易时,算术非常有必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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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印刷术还促进了科学的传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直到19世纪才成为技术进步的支柱。正如迪特马笔下所描述的,16世纪时“印刷媒介在工业创新的传播上起到的作用可能更有限”。 59 印刷术的主要影响在于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在贸易越繁荣的地方,印刷术越能大显身手。拥有水上交通的城市最容易从中获利,这一事实更印证了金属活字印刷是斯密型增长的一股动力来源。实际上迪特马的著作说明,印刷术给港口城市带来了特定的福利,这些城市或多或少都从商业实践的创新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更广泛地说,印刷术的早期使用者发现面对面的交流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印刷术首次使机械师、学者、商人和工匠聚集到同一个商业情境下。书店成为知识分子们的聚集地。采用新印刷技术的城市也吸引了造纸厂、装饰书稿的人以及翻译人员。同计算机革命一样(我们会在第十章中提到),信息技术的第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距离的消亡。同计算机技术一样,印刷术让地理空间的束缚变得更为明显,使人们聚集到一起,促进了城镇化。因此与计算机革命一样,印刷术革命使世界更不扁平了(如果有影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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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刷业自身规模太小,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毫无疑问,印刷经历了一次熊彼特式的转变。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抄写员手抄稿件,但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的技能过时了。西方人在面对可能取代工作的新技术时通常会反抗,但为什么这次热情地接纳了印刷术呢?举例来说,1397年当裁缝们提出抗议,科隆市就禁止使用自动压制针头的机器。1412年科隆市丝绸纺织工人行会抵制一种捻丝机器。作为对此的回应,科隆市宣称:“我们的城市里许多在行会谋生的人将陷入贫困,因此市议会决议,无论是这种捻丝厂还是任何与之类似的工厂——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被允许建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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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抄写员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反对印刷术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活字印刷是一个基本不受监管的新生行业。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福塞尔(Stephan Füssel)指出的那样,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初期,大多数城市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地发明创造,不会受到行会或者政府规章制度的限制。 61 我们会看到,在行会势力逐渐壮大的地方和行业,取代技术的发展常会受到行会的强力限制。印刷行业也不例外:16世纪巴黎的抄写员行会发起了一次对取代劳动力的印刷技术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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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每个人对古腾堡的15世纪发明都很满意。我们了解到随着印刷术的采用,劳动者们也发起过一些反抗,比如1472年热那亚职业作家们的反抗、1473年奥格斯堡卡牌制造商们的反抗和1477年里昂的文具商们的抗争。但总的来说,印刷术的迅速传播表明抵抗比预想中的要弱。在《为什么抄写员们没有发动暴乱》这篇文章中,乌韦·尼德梅尔(Uwe Neddermeyer)认为理由很简单:大多数情况下,抄写员能从印刷出版的兴起中受益。大部分手写稿是由那些为自己〔而非出于商业目的〕而写书的人撰写的。几乎没有抄写员或宗教团体依靠抄写书籍来谋生。因此,对绝大多数受印刷术影响的人来说,活字印刷并未造成任何收入损失。对于收入确实受影响的人来说,多数人有了一些更好的替代选择:“许多职业抄写员继续撰写文件、清单、信件、会议记录等使用印刷术不划算的文本,以此来养家糊口。” 62 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印刷出版不仅创造了人们对书籍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创造了许多能让抄写员获利的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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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1490年于里昂出版的《佩特里·西斯帕尼论文集》(Expositiones in Summulas Petri Hispani)中,主编约翰·特里歇(Johann Treschel)认为新的印刷工艺终结了抄写员的工作,“他们现在只能做书籍装订的工作了”。 63 许多修道院的文书房一直在大量出产新书。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这些文书房将重心转移到了书籍的封面设计和装订上来。有些修道院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一些抄写员甚至庆幸印刷术的到来,因为印刷术将他们从烦琐的书写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专门从事书籍设计和装订工作。尼德梅尔写道,如果“他们被问到是否认可这一新技术,古腾堡时代的大部分抄写员无疑都会说‘认可’”。 64 在第八章中,我们将讨论到,20世纪的人们对劳动力取代技术的抵抗之所以如此无力,原因之一在于大部分工人都有好的替代工作可选。这主要得归功于制造业的稳步扩张。但很显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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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技术进步起到的作用更主要在于促进贸易发展而非节约劳动力。尤其是在造船和航海这些领域的使能技术的发展(包括三桅船、可移动的方向舵取代转向桨以及海员使用的罗盘的发明),使与之相关的国际贸易快速增长。此外,“轻快帆船”的建造在15世纪的葡萄牙达到顶峰,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乘坐这种船发现了新的贸易路线。当时的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已赶上了此前更先进的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随着一些技术创新火花的迸发,欧洲虽仍是外来技术的模仿者,但很快就会转变为创新者了。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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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汗水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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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700年间,西方世界和其他地方的技术差距拉开了。欧洲不再是技术落后的地区了。早在工业革命前,欧洲就在不断拓展技术边界。始于意大利、逐渐传播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将中世纪和工业时代连接了起来。文艺复兴虽然一开始只是一场文化运动,却同样带来了深刻的技术变革。我们仍应看到,这一时期的重要发明几乎没有一项是取代工人的技术。取代工人的技术的出现则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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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世纪后期的一项发明——古腾堡的印刷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量技术文献,详细介绍了水坝、水泵、水管、隧道,使技术知识更具积累性和可传播性。本书清楚地表明,文艺复兴的一些领军人物充分理解了机械的实践意义。有着诸多发明的达·芬奇认为“力学是数学的天堂,数学要在力学中才得以实现”。 66 但在最佳实践和机械的被使用并被推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数量繁多的技术文献中记载的发明很少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比如,格奥尔吉乌斯·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在《论矿冶》(De Re Metallica)一书中详细说明了各种采矿机器;维托里奥·宗卡(Vittorio Zonca)描述了一台非常复杂的捻丝机,它在约一个世纪后启发了约翰·洛姆(John Lombe),促使他前往意大利发现了这个宝贵的秘密。但正如那些技术著作所提到的多数机器一样,它们没能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标准设备。与此类似,服务于英国皇家海军的荷兰工程师科内利斯·德雷贝尔(Cornelis Drebbel)建造了第一艘可航行的潜艇,并于1624年将它展示给了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直到两个多世纪后,这一技术才得到实际应用。这艘潜艇尽管在泰晤士河中多次试航,却没有激起人们足够的热情来进一步发展这一设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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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认为发明依靠的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但这一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显然不对。恰恰相反,想法和图纸很少转化为样品。文艺复兴时期充满了新奇的技术构思和丰富的想象,但这些很少变为现实。正如乔尔·莫基尔认为的那样,“如果按照一项发明的概念初次在脑海中浮现开始算日期,而非按其首次实际生产开始算日期,文艺复兴时期确实可以说得上和工业革命一样富有创造力。虽然这一时期人们设想的桨轮船、计算器、降落伞、钢笔、蒸汽操作车、动力织机和滚珠轴承对思想史家来说很有趣,但它们由于无法被实际制作出来,所以没有经济意义”。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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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可以给出的最好的评价是,它为人类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技术突破之一蒸汽机铺平了道路。蒸汽机的科学始于伽利略和他的助手、发明了气压计的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48年,托里拆利发现大气是有重量的。随后在1655年,奥托·冯·格里克(Otto von Guericke)通过几次实验证明,空气的重量可用来做功:格里克发现从气缸中抽出空气会推动活塞进入气缸,使其能够举起重物。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发现向气缸注入蒸汽然后冷凝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于是他在1675年制成了第一台非常简单的蒸汽机。这一系列发现最终以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的蒸汽机而达到巅峰,他的设计是建立在“大气有重量”这一观念之上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中,纽科门的蒸汽机对后续的工业发展最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应用于工业的唯一的科学成果。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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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历史的角度来看,伽利略的力学理论是另一个标志性成就。在古典时代,阿基米德在描述杠杆原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没有考虑更复杂的机械运动。伽利略的力学理论则表明,包括滑轮、齿轮等系统在内的所有机械的功能是共通的,即尽可能有效地施力。在伽利略之前,人们对不同的机械有着各自独特的描述,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支配所有机械的一般规律。运动学之父弗兰茨·吕罗(Franz Reuleaux)指出了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早些时候,人们把每台机器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由独特的部件构成。他们完全忽略或者说很少能理解被我们称为机械装置的独立的零件组。磨坊就是磨坊,铁砧就是铁砧,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我们发现以前的书籍从头到尾都是在分别描述每种机器”。 70 此外,在力学理论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对机器进行定性评估。在它出现后人们可以定量衡量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伽利略力学理论尤为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旨在提高效率。机器的功能在于,以最有效的方式部署和使用水、风和畜力等由自然提供的力量,从而完成一定量的工作。 71 但在当时,这种直觉很少被付诸实践。力学和魔法常被混淆,这表明使用自然力量达成现实目的的原理并未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人们普遍认为机器是欺骗自然的装置,制造机器的人则拥有魔法师的力量。力学魔法师的传说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在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The Tales of Hoffman)中,发明家斯帕兰扎尼的形象就是如此。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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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发展方面,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纪的延续。在多数情况下,技术似乎节省了资本而不是劳动力。采矿业取得了一些进步,包括地下轨道运输和一些抽水设备的采用。 73 采矿业可能是最能直接从科学和科学家那里获利的行业了。伽利略和牛顿考虑到了采矿业的许多工程问题,从空气的流通到煤炭的运出。但他们的洞察并没有减少采矿所需的工人数量。农业仍是经济中最大的构成部分,农业技术的提高会在最大程度上影响整体生产率。这一时期农业方面最重要的发明是新型畜牧业的出现,它包括喂牛的牛棚和新作物的引进以及休耕制的废除。新型畜牧业使得农民能够喂养更多的牛,产出更多动物制品。但很少有发明旨在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例如,新的铁犁减少了犁地所需的动物数量,因此,它可能节约了更多资本而非劳动力。其他农业发明——比如被普遍认为由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在1700年左右发明的现代条播机,确保播种更加均匀——提高了农田的利用率,同样节约了资本。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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