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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纺织行业的情况相似，劳动力取代技术一出现便成为人们普遍反抗的对象，当局也常对其加以抵制。比如，人们预计有了起毛机，一个男子和两个小男孩就能完成十八个男子和六个男孩的工作。1551年英国颁布的一项法令禁止了它。在约一个世纪后，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再次发布公告对其加以禁止，但这正说明有一些工厂仍在运作，且未受惩罚。 75 1589年牧师威廉·李发明的丝袜针织机是当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动力取代技术，也遭到了强烈抵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拒绝授予他专利，并宣称：“尊敬的李先生，请想一想你的发明会对我可怜的子民们造成什么影响吧。你的发明会剥夺他们的工作，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使他们沦为乞丐。” 76 女王的决定反映了针织品行会对新技术的抵制：织品商们担心他们的技术将因此而变得多余。行会强烈抵制李的发明，使他不得不离开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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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抵制取代工人的技术的例子比比皆是。除了纺织业，1623年枢密院下令禁止使用缝针制造机，要求毁掉用它制造出来的针。九年后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查理一世禁止铸造水桶，他认为这样会毁掉那些仍在用传统方法制作水桶的手工匠的生计。 77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反抗同样猛烈。17世纪时，欧洲许多城市都颁布了法令禁止使用自动织机。在1620年的莱顿城，自动织机的使用引发了暴乱。 78 1685—1726年，自动织机在德国被全面禁止。1705年，愤怒的富尔达船夫们毁掉了帕潘发明的蒸汽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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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富尔达和威悉的河道交通是由船夫行会垄断的。帕潘一定已经察觉到了可能有麻烦。他的朋友及导师、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写信给国家领袖黑森—卡塞尔选帝侯（Elector of Kassel），请求允许帕潘“没有麻烦地通过”黑森选侯国。但莱布尼茨的请求被驳回了，他收到了一个敷衍的回复：“选帝侯的顾问发现在授予许可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阻碍。他们没有说明理由，只让我将这一结果告知您。结果就是，您的请求没有得到选帝侯的批准。”帕潘没有退缩，依旧踏上了旅程。当到达明登的时候，船夫行会第一次试图让当地法官扣押他的船,但没有成功。随后船夫们袭击并毁掉了帕潘的船，将他的蒸汽机砸得粉碎。帕潘最终死于贫困，被埋葬在一座无名墓穴中。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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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尔达的船夫们类似，手工业行会掌控着前工业时代欧洲城镇的学徒和生产。举例来说，在16世纪中期的伦敦，约75%的工人隶属于行会。 80 经济史学家希拉格·奥格尔维（Sheilagh Ogilvie）认为，“在欧洲工业化之前的八个世纪中，行会是为经济活动制定游戏规则的核心机构”。 81 他们还阻挠取代技术的应用，采取合法或暴力的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技能和利益。的确，虽然经济史学家们在行会对待新技术的态度上存在分歧，但在后者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取决于新技术对其技能的影响这一点上，人们逐渐达成了共识。行会并未试图减缓整体的技术进步。但当技术威胁到行会成员的工作时，就会受到强烈抵制。 82 若能从新技术中获利，他们就静静地接受；如果新技术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他们就会激烈反抗——虽然反抗也可能失败。经济史学家斯蒂芬·爱泼斯坦（Stephen Epstein）认为，那些节省资本或使工人技能更有价值的技术不会受到抵制，劳动力取代技术则更有可能遭到抵制。 83 但爱泼斯坦指出，实际上，个体行会做出的反应通常是受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影响的结果。“那些资本投入低、主要依靠手艺谋生的贫穷手工匠与那些较富裕的手工匠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因此前者〔通常与熟练工人结盟来〕反对资本密集型创新和省力技术创新，后者则更喜欢这种变化。”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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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尔维追踪了手工业行会在数世纪之中的活动。她通过这一创造性工作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新技术可能意味着工匠们将失业，但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影响仍会驱使人们采用新技术。有时，若行会中有实力的分支受益于新技术，行会就会牺牲稍弱势的分支来推广这一技术。有时，强大的商人会否决行会的决定。在有些情况下，政治当局会出于经济利益授予发明者特权。这些经济利益要么是直接获得报酬，要么是有望分享利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会将极力反抗那些将威胁到自身技能和收益的技术，且通常都能成功。奥格尔维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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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抵制了马拉的机器，因为它们夺走了行会工人的工作。比如1498年，科隆市禁止使用由马驱动的捻线机，因为它们威胁到了亚麻捻线机行会师傅们的工作。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大部分行会都成功地抵制了多梭丝带机。但1604年后，得益于荷兰丝带织工行会一些派别的大力支持，多梭丝带机在荷兰北部传播开来。这一机器在1616年后的伦敦也得到了应用：在满怀敌意的行会自由民们动员人们反抗之前，纺织公司内部少数有政治关系的同业公会会员使用了这一机器。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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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创新是行会和具有破坏性的新工艺与新产品之间进行互动的最显著特征。前现代时期的人常抱怨行会阻碍创新。行会也公开进行游说活动，阻止行会成员和其他人使用新方法进行生产。城邦、王室、领主和帝国政府时常考虑行会反抗机器的请求，且经常通过立法解决这些问题。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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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詹姆士一世时代到查理一世时代的英国专利和法律案件文献后，法律学者克里斯·登特（Chris Dent）发现“这一时期的法律决策证明，就业最大化是精英阶层的首要任务”。 87 这一时期人们对待取代技术的态度与古典时代的人们类似，政治精英们反对技术进步以避免社会动乱。相比于中世纪，15—17世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使政府对技术发展有了更强大的影响。在中世纪封建秩序下，权力分散在拥有军队的高度自治的领主们手中。国王的领土只是由分散且基本独立的领地拼凑而成的，不存在中央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君主们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更多的资源为战争动员做准备，同时又需要有更集中的机构来整合这些资源。 88 军事史学家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估算，15世纪的欧洲由大约5000个政治体构成，但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1618—1648年），通过合并，政治体数量变成了约500个。 89 步兵军的出现意味着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不再能提供有效的军事防护了，封建寡头政治被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所替代。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说过：“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制造了战争。” 90 1500—1800年，西班牙有81%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英国和法国处在战争状态的时间超过了50%。 91 这反过来也刺激了人们去努力创新。事实上，正如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和小伯泽尔（L. E. Birdzell Jr.）所认为的那样，“在西方，通过引进那些可能带来贸易或产业优势的技术，竞争政治权力的核心群体能获得很多好处……如果一些人先引进，另一些人就会失去很多。一旦意识到总有竞争者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恶果，那么将基于经济现状的政治权力和反抗技术革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就会或多或少从西方人的头脑中消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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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始资助工程师，授予发明家专利，在一些关键的商业领域实行垄断经营。这说明他们开始意识到政治权力越来越难与技术保守主义相一致。关于政府驱动技术赶超，有一个著名的事例：沙皇彼得大帝决意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他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Pyotr Mikhailov），跑到一家荷兰船厂工作，学习造船技术。然而，虽然政府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推动技术进步，但他们是有选择地做这件事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尽可能地限制取代技术的采用。因此总体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发展撬动的是斯密型增长而非熊彼特型经济增长。比如说，航海技术对欧洲各国正积极参与的国际贸易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一方面的使能技术就包括天文仪器和罗盘。实际上在技术术语中，文艺复兴时期被贴切地称为“仪器时代”（age of instruments）。望远镜、气压计、显微镜、温度计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成就，被应用在各个领域。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测木星的卫星，拿骚的莫里斯（Prince Maurice of Nassau）用它来观察西班牙军队，他的船长们使用望远镜来发现海上的敌军战舰。有些发明即使并不是为贸易和战争需要而生的，最终也会为贸易和战争服务。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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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时代的到来带来了重要的溢出效应，仪器商店成了科学家、手工匠、业余爱好者们集会的场所，在传播新思想、促进科学与技术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卡德韦尔认为：“有充足的记录表明，到了1700年现代技术的基础已被奠定。18世纪结束前，‘技术’一词已经问世，而‘发明家’一词也已开始有了如今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94 然而，这就更难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早点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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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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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 Russell, 1946,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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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Bairoch, 1991,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Dawn of History to the Pre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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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R. Headrick, 2009, Technology: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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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 Cardwell, 2001, Wheels, Clocks, and Rocket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New York: Norton),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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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 Mantoux, 1961,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 Outline of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 trans. M. Vernon (London: Routledge),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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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F. Klemm, 1964, A History of Western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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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早期的记载表明古代文明没有很多重大的技术进步，参见M. I. Finley, 1965,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8 (1): 29-45；1973, The Ancient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 Hodges, 1970, Technology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 D. Lee, 1973, “Scienc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I,” Greece and Rome 20 (1): 65-78。但最近有学者指出，这些记载低估了古代文明的技术成就，参见K. D. White, 1984,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J. Mokyr, 1992a, The Lever of Riche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Cardwell, 2001, Wheels, Clocks, and Rockets; K. Harper, 2017,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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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inley, 1973, The Ancien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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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okyr, 1992a, The Lever of Riche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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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arper, 2017, The Fate of R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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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然而，这些技术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巴比伦或古埃及等早期文明中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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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okyr, 1992a, The Lever of Riche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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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萨莫斯高架渠是此类高架渠中的第一座，它是由希腊工程师梅加拉的尤帕林纳斯于公元前600年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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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okyr, 1992a. The Lever of Riche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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