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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指出了精准测时对经济进步的重要意义。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将公共时钟的诞生称作西方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49 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甚至坚持认为不是蒸汽机而是机械时钟带来了工业时代。 50 虽然这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毫无疑问，时钟全面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尤其是工作节奏。中世纪晚期，“守时”这一文化观念已经开始出现。当然，早在时钟出现之前，将一天分为可测量的时间单位的做法便已存在，但“小时”这一时间长度并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一天的长度，这意味着夏天和冬天“小时”的时长变化很大。因此人们仍倾向于通过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间。中世纪的人们虽然可以根据太阳和滴漏判断时间，但它们在商业活动中没有扮演任何有意义的角色。市场在日升时开放，在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关闭。直到公共时钟普及之后，市场时间才由钟声来确定。因此，公共时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所有人都十分易懂的时间概念，从而为公共生活和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和贸易。消费者、零售商和批发商之间的交易与往来变得不那么散乱了。重要的城镇会议开始有了固定的时间，这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规划时间，用更有效的方式分配资源。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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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领域，时钟的重要性体现得稍晚。直到18世纪，随着工厂制的诞生，它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见第四章）。早期工业革命是由纺织机驱动的，而钟表匠在设计纺织机方面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但对工厂制来说，机械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使能技术，因为它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工厂工作依赖于规则、次序和精确的时间测量之间的互相协调。在文艺复兴时期，精密车床和测量工具得到了发展，蒸汽机和其他机器的许多后续发展则需要用这些工具来生产科学仪器和导航仪器。钟表制造和仪器制造的紧密联系为1800年左右的许多发展提供了帮助。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正确地认识到，钟表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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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第一台金属活字印刷机。这是中世纪晚期又一个标志性成就，它对生产率的主要贡献很久之后才体现出来。古腾堡没有为需要印刷的每一页内容都制作非常复杂的字模，而是给每一个字母和符号制作金属字模，按所需的顺序进行设置。古腾堡活字印刷的优点体现在书籍价格的明显变化上，书价很快下降了三分之二——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书籍了。 53 然而科技史学家唐纳德·卡德韦尔（Donald Cardwell）所说的“信息技术的第一次革命”不能仅仅归功于古腾堡。 54 纸张（从中国引进）、廉价的印刷油墨、印刷机（很可能是由古代的葡萄榨汁机演变而来）和罗马字母表（在整个欧洲通用，26个字母非常适合印刷）等使能技术的发展使印刷术在经济上更加可行。尽管如此，古腾堡的发明无疑仍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到了15世纪末，欧洲有超过380家出版社，出版了海量的书籍。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之后的50年里出版的书籍比之前1000年里出版的都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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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等经济史学家认为印刷术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 56 然而虽然印刷产业没有出现在总量统计数据中，但我们从经济学家杰里迈亚·迪特马（Jeremiah Dittmar）最近的作品可以知道，印刷术是16世纪城镇发展的引擎。 57 在印刷术得到推广的那些城市，商业教科书的推广使人们能更好地传播商业知识，例如如何进行货币兑换、确定利息支付方式以及计算利润份额——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宝贵的商业技巧的传播。按照1519年出版了第一本葡萄牙语算术教科书的加斯帕·尼古拉斯（Gaspar Nicolas）的话来说，“我之所以印刷这本算术书，是因为当葡萄牙人和印度、波斯、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进行交易时，算术非常有必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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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印刷术还促进了科学的传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直到19世纪才成为技术进步的支柱。正如迪特马笔下所描述的，16世纪时“印刷媒介在工业创新的传播上起到的作用可能更有限”。 59 印刷术的主要影响在于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在贸易越繁荣的地方，印刷术越能大显身手。拥有水上交通的城市最容易从中获利，这一事实更印证了金属活字印刷是斯密型增长的一股动力来源。实际上迪特马的著作说明，印刷术给港口城市带来了特定的福利，这些城市或多或少都从商业实践的创新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更广泛地说，印刷术的早期使用者发现面对面的交流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印刷术首次使机械师、学者、商人和工匠聚集到同一个商业情境下。书店成为知识分子们的聚集地。采用新印刷技术的城市也吸引了造纸厂、装饰书稿的人以及翻译人员。同计算机革命一样（我们会在第十章中提到），信息技术的第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距离的消亡。同计算机技术一样，印刷术让地理空间的束缚变得更为明显，使人们聚集到一起，促进了城镇化。因此与计算机革命一样，印刷术革命使世界更不扁平了（如果有影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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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刷业自身规模太小，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毫无疑问，印刷经历了一次熊彼特式的转变。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抄写员手抄稿件，但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的技能过时了。西方人在面对可能取代工作的新技术时通常会反抗，但为什么这次热情地接纳了印刷术呢？举例来说，1397年当裁缝们提出抗议，科隆市就禁止使用自动压制针头的机器。1412年科隆市丝绸纺织工人行会抵制一种捻丝机器。作为对此的回应，科隆市宣称：“我们的城市里许多在行会谋生的人将陷入贫困，因此市议会决议，无论是这种捻丝厂还是任何与之类似的工厂——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被允许建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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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抄写员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反对印刷术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活字印刷是一个基本不受监管的新生行业。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福塞尔（Stephan Füssel）指出的那样，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初期，大多数城市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地发明创造，不会受到行会或者政府规章制度的限制。 61 我们会看到，在行会势力逐渐壮大的地方和行业，取代技术的发展常会受到行会的强力限制。印刷行业也不例外：16世纪巴黎的抄写员行会发起了一次对取代劳动力的印刷技术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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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每个人对古腾堡的15世纪发明都很满意。我们了解到随着印刷术的采用，劳动者们也发起过一些反抗，比如1472年热那亚职业作家们的反抗、1473年奥格斯堡卡牌制造商们的反抗和1477年里昂的文具商们的抗争。但总的来说，印刷术的迅速传播表明抵抗比预想中的要弱。在《为什么抄写员们没有发动暴乱》这篇文章中，乌韦·尼德梅尔（Uwe Neddermeyer）认为理由很简单：大多数情况下，抄写员能从印刷出版的兴起中受益。大部分手写稿是由那些为自己〔而非出于商业目的〕而写书的人撰写的。几乎没有抄写员或宗教团体依靠抄写书籍来谋生。因此，对绝大多数受印刷术影响的人来说，活字印刷并未造成任何收入损失。对于收入确实受影响的人来说，多数人有了一些更好的替代选择：“许多职业抄写员继续撰写文件、清单、信件、会议记录等使用印刷术不划算的文本，以此来养家糊口。” 62 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印刷出版不仅创造了人们对书籍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创造了许多能让抄写员获利的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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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1490年于里昂出版的《佩特里·西斯帕尼论文集》（Expositiones in Summulas Petri Hispani）中，主编约翰·特里歇（Johann Treschel）认为新的印刷工艺终结了抄写员的工作，“他们现在只能做书籍装订的工作了”。 63 许多修道院的文书房一直在大量出产新书。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这些文书房将重心转移到了书籍的封面设计和装订上来。有些修道院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一些抄写员甚至庆幸印刷术的到来，因为印刷术将他们从烦琐的书写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专门从事书籍设计和装订工作。尼德梅尔写道，如果“他们被问到是否认可这一新技术，古腾堡时代的大部分抄写员无疑都会说‘认可’”。 64 在第八章中，我们将讨论到，20世纪的人们对劳动力取代技术的抵抗之所以如此无力，原因之一在于大部分工人都有好的替代工作可选。这主要得归功于制造业的稳步扩张。但很显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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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技术进步起到的作用更主要在于促进贸易发展而非节约劳动力。尤其是在造船和航海这些领域的使能技术的发展（包括三桅船、可移动的方向舵取代转向桨以及海员使用的罗盘的发明），使与之相关的国际贸易快速增长。此外，“轻快帆船”的建造在15世纪的葡萄牙达到顶峰，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乘坐这种船发现了新的贸易路线。当时的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已赶上了此前更先进的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随着一些技术创新火花的迸发，欧洲虽仍是外来技术的模仿者，但很快就会转变为创新者了。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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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汗水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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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700年间，西方世界和其他地方的技术差距拉开了。欧洲不再是技术落后的地区了。早在工业革命前，欧洲就在不断拓展技术边界。始于意大利、逐渐传播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将中世纪和工业时代连接了起来。文艺复兴虽然一开始只是一场文化运动，却同样带来了深刻的技术变革。我们仍应看到，这一时期的重要发明几乎没有一项是取代工人的技术。取代工人的技术的出现则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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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世纪后期的一项发明——古腾堡的印刷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量技术文献，详细介绍了水坝、水泵、水管、隧道，使技术知识更具积累性和可传播性。本书清楚地表明，文艺复兴的一些领军人物充分理解了机械的实践意义。有着诸多发明的达·芬奇认为“力学是数学的天堂，数学要在力学中才得以实现”。 66 但在最佳实践和机械的被使用并被推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数量繁多的技术文献中记载的发明很少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比如，格奥尔吉乌斯·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在《论矿冶》（De Re Metallica）一书中详细说明了各种采矿机器；维托里奥·宗卡（Vittorio Zonca）描述了一台非常复杂的捻丝机，它在约一个世纪后启发了约翰·洛姆（John Lombe），促使他前往意大利发现了这个宝贵的秘密。但正如那些技术著作所提到的多数机器一样，它们没能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标准设备。与此类似，服务于英国皇家海军的荷兰工程师科内利斯·德雷贝尔（Cornelis Drebbel）建造了第一艘可航行的潜艇，并于1624年将它展示给了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直到两个多世纪后，这一技术才得到实际应用。这艘潜艇尽管在泰晤士河中多次试航，却没有激起人们足够的热情来进一步发展这一设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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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认为发明依靠的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但这一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显然不对。恰恰相反，想法和图纸很少转化为样品。文艺复兴时期充满了新奇的技术构思和丰富的想象，但这些很少变为现实。正如乔尔·莫基尔认为的那样，“如果按照一项发明的概念初次在脑海中浮现开始算日期，而非按其首次实际生产开始算日期，文艺复兴时期确实可以说得上和工业革命一样富有创造力。虽然这一时期人们设想的桨轮船、计算器、降落伞、钢笔、蒸汽操作车、动力织机和滚珠轴承对思想史家来说很有趣，但它们由于无法被实际制作出来，所以没有经济意义”。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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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可以给出的最好的评价是，它为人类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技术突破之一蒸汽机铺平了道路。蒸汽机的科学始于伽利略和他的助手、发明了气压计的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48年，托里拆利发现大气是有重量的。随后在1655年，奥托·冯·格里克（Otto von Guericke）通过几次实验证明，空气的重量可用来做功：格里克发现从气缸中抽出空气会推动活塞进入气缸，使其能够举起重物。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发现向气缸注入蒸汽然后冷凝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于是他在1675年制成了第一台非常简单的蒸汽机。这一系列发现最终以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的蒸汽机而达到巅峰，他的设计是建立在“大气有重量”这一观念之上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中，纽科门的蒸汽机对后续的工业发展最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应用于工业的唯一的科学成果。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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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历史的角度来看，伽利略的力学理论是另一个标志性成就。在古典时代，阿基米德在描述杠杆原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没有考虑更复杂的机械运动。伽利略的力学理论则表明，包括滑轮、齿轮等系统在内的所有机械的功能是共通的，即尽可能有效地施力。在伽利略之前，人们对不同的机械有着各自独特的描述，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支配所有机械的一般规律。运动学之父弗兰茨·吕罗（Franz Reuleaux）指出了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早些时候，人们把每台机器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由独特的部件构成。他们完全忽略或者说很少能理解被我们称为机械装置的独立的零件组。磨坊就是磨坊，铁砧就是铁砧，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我们发现以前的书籍从头到尾都是在分别描述每种机器”。 70 此外，在力学理论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对机器进行定性评估。在它出现后人们可以定量衡量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伽利略力学理论尤为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旨在提高效率。机器的功能在于，以最有效的方式部署和使用水、风和畜力等由自然提供的力量，从而完成一定量的工作。 71 但在当时，这种直觉很少被付诸实践。力学和魔法常被混淆，这表明使用自然力量达成现实目的的原理并未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人们普遍认为机器是欺骗自然的装置，制造机器的人则拥有魔法师的力量。力学魔法师的传说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在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The Tales of Hoffman）中，发明家斯帕兰扎尼的形象就是如此。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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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发展方面，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纪的延续。在多数情况下，技术似乎节省了资本而不是劳动力。采矿业取得了一些进步，包括地下轨道运输和一些抽水设备的采用。 73 采矿业可能是最能直接从科学和科学家那里获利的行业了。伽利略和牛顿考虑到了采矿业的许多工程问题，从空气的流通到煤炭的运出。但他们的洞察并没有减少采矿所需的工人数量。农业仍是经济中最大的构成部分，农业技术的提高会在最大程度上影响整体生产率。这一时期农业方面最重要的发明是新型畜牧业的出现，它包括喂牛的牛棚和新作物的引进以及休耕制的废除。新型畜牧业使得农民能够喂养更多的牛，产出更多动物制品。但很少有发明旨在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例如，新的铁犁减少了犁地所需的动物数量，因此，它可能节约了更多资本而非劳动力。其他农业发明——比如被普遍认为由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在1700年左右发明的现代条播机，确保播种更加均匀——提高了农田的利用率，同样节约了资本。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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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纺织行业的情况相似，劳动力取代技术一出现便成为人们普遍反抗的对象，当局也常对其加以抵制。比如，人们预计有了起毛机，一个男子和两个小男孩就能完成十八个男子和六个男孩的工作。1551年英国颁布的一项法令禁止了它。在约一个世纪后，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再次发布公告对其加以禁止，但这正说明有一些工厂仍在运作，且未受惩罚。 75 1589年牧师威廉·李发明的丝袜针织机是当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动力取代技术，也遭到了强烈抵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拒绝授予他专利，并宣称：“尊敬的李先生，请想一想你的发明会对我可怜的子民们造成什么影响吧。你的发明会剥夺他们的工作，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使他们沦为乞丐。” 76 女王的决定反映了针织品行会对新技术的抵制：织品商们担心他们的技术将因此而变得多余。行会强烈抵制李的发明，使他不得不离开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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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抵制取代工人的技术的例子比比皆是。除了纺织业，1623年枢密院下令禁止使用缝针制造机，要求毁掉用它制造出来的针。九年后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查理一世禁止铸造水桶，他认为这样会毁掉那些仍在用传统方法制作水桶的手工匠的生计。 77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反抗同样猛烈。17世纪时，欧洲许多城市都颁布了法令禁止使用自动织机。在1620年的莱顿城，自动织机的使用引发了暴乱。 78 1685—1726年，自动织机在德国被全面禁止。1705年，愤怒的富尔达船夫们毁掉了帕潘发明的蒸汽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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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富尔达和威悉的河道交通是由船夫行会垄断的。帕潘一定已经察觉到了可能有麻烦。他的朋友及导师、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写信给国家领袖黑森—卡塞尔选帝侯（Elector of Kassel），请求允许帕潘“没有麻烦地通过”黑森选侯国。但莱布尼茨的请求被驳回了，他收到了一个敷衍的回复：“选帝侯的顾问发现在授予许可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阻碍。他们没有说明理由，只让我将这一结果告知您。结果就是，您的请求没有得到选帝侯的批准。”帕潘没有退缩，依旧踏上了旅程。当到达明登的时候，船夫行会第一次试图让当地法官扣押他的船,但没有成功。随后船夫们袭击并毁掉了帕潘的船，将他的蒸汽机砸得粉碎。帕潘最终死于贫困，被埋葬在一座无名墓穴中。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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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尔达的船夫们类似，手工业行会掌控着前工业时代欧洲城镇的学徒和生产。举例来说，在16世纪中期的伦敦，约75%的工人隶属于行会。 80 经济史学家希拉格·奥格尔维（Sheilagh Ogilvie）认为，“在欧洲工业化之前的八个世纪中，行会是为经济活动制定游戏规则的核心机构”。 81 他们还阻挠取代技术的应用，采取合法或暴力的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技能和利益。的确，虽然经济史学家们在行会对待新技术的态度上存在分歧，但在后者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取决于新技术对其技能的影响这一点上，人们逐渐达成了共识。行会并未试图减缓整体的技术进步。但当技术威胁到行会成员的工作时，就会受到强烈抵制。 82 若能从新技术中获利，他们就静静地接受；如果新技术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他们就会激烈反抗——虽然反抗也可能失败。经济史学家斯蒂芬·爱泼斯坦（Stephen Epstein）认为，那些节省资本或使工人技能更有价值的技术不会受到抵制，劳动力取代技术则更有可能遭到抵制。 83 但爱泼斯坦指出，实际上，个体行会做出的反应通常是受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影响的结果。“那些资本投入低、主要依靠手艺谋生的贫穷手工匠与那些较富裕的手工匠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因此前者〔通常与熟练工人结盟来〕反对资本密集型创新和省力技术创新，后者则更喜欢这种变化。”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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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尔维追踪了手工业行会在数世纪之中的活动。她通过这一创造性工作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新技术可能意味着工匠们将失业，但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影响仍会驱使人们采用新技术。有时，若行会中有实力的分支受益于新技术，行会就会牺牲稍弱势的分支来推广这一技术。有时，强大的商人会否决行会的决定。在有些情况下，政治当局会出于经济利益授予发明者特权。这些经济利益要么是直接获得报酬，要么是有望分享利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会将极力反抗那些将威胁到自身技能和收益的技术，且通常都能成功。奥格尔维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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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抵制了马拉的机器，因为它们夺走了行会工人的工作。比如1498年，科隆市禁止使用由马驱动的捻线机，因为它们威胁到了亚麻捻线机行会师傅们的工作。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大部分行会都成功地抵制了多梭丝带机。但1604年后，得益于荷兰丝带织工行会一些派别的大力支持，多梭丝带机在荷兰北部传播开来。这一机器在1616年后的伦敦也得到了应用：在满怀敌意的行会自由民们动员人们反抗之前，纺织公司内部少数有政治关系的同业公会会员使用了这一机器。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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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创新是行会和具有破坏性的新工艺与新产品之间进行互动的最显著特征。前现代时期的人常抱怨行会阻碍创新。行会也公开进行游说活动，阻止行会成员和其他人使用新方法进行生产。城邦、王室、领主和帝国政府时常考虑行会反抗机器的请求，且经常通过立法解决这些问题。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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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詹姆士一世时代到查理一世时代的英国专利和法律案件文献后，法律学者克里斯·登特（Chris Dent）发现“这一时期的法律决策证明，就业最大化是精英阶层的首要任务”。 87 这一时期人们对待取代技术的态度与古典时代的人们类似，政治精英们反对技术进步以避免社会动乱。相比于中世纪，15—17世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使政府对技术发展有了更强大的影响。在中世纪封建秩序下，权力分散在拥有军队的高度自治的领主们手中。国王的领土只是由分散且基本独立的领地拼凑而成的，不存在中央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君主们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更多的资源为战争动员做准备，同时又需要有更集中的机构来整合这些资源。 88 军事史学家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估算，15世纪的欧洲由大约5000个政治体构成，但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1618—1648年），通过合并，政治体数量变成了约500个。 89 步兵军的出现意味着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不再能提供有效的军事防护了，封建寡头政治被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所替代。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说过：“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制造了战争。” 90 1500—1800年，西班牙有81%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英国和法国处在战争状态的时间超过了50%。 91 这反过来也刺激了人们去努力创新。事实上，正如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和小伯泽尔（L. E. Birdzell Jr.）所认为的那样，“在西方，通过引进那些可能带来贸易或产业优势的技术，竞争政治权力的核心群体能获得很多好处……如果一些人先引进，另一些人就会失去很多。一旦意识到总有竞争者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恶果，那么将基于经济现状的政治权力和反抗技术革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就会或多或少从西方人的头脑中消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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