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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500年以后收入的增长与取代技术几乎没有关系。如果说马尔萨斯模型为1500年以前的经济生活提供了合理的粗略估计，那么英国和荷兰在接下来两个世纪的情况则更符合亚当·斯密的直觉。由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探索所开创的地理大发现带来了持续的斯密型增长。跨大陆的贸易出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商品开始为人们所发现并消费：来自殖民地的货物（糖、香料、茶叶、烟草以及大米，等等）被船只从曾经不为人知的地方运来。虽然关于国际贸易的兴起的实证论据比较稀缺，但1622—1700年的数据显示英国的货物进出口量翻了一番。航运的迅速扩张同样表明贸易的重要性正在上升。从1470年至19世纪初，西欧的商船数量增长了七倍。 28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殖民地货物和其他进口物品，人们开始喝更多（加糖的）茶，买更多奢华的衣服，向饮食中加入新的香料。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创造了新欲望的消费革命，它激励着人们更加努力工作，来获得更多新的殖民地商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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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方面，贸易的激增推动了工业发展。许多英国商人借用贸易扩张建造了第一批工厂。 30 虽然中世纪传统工艺主要为本地市场制作商品，但日益壮大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商人阶级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出现，制造商品并出口到英国其他地区和外国。经济史学家富兰克林·门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将这一过程命名为“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 31 统计信息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行业的重要性。1688年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出版了著名的关于英国的状况和条件的著作后，历史学家们长期都在争论为何英国的贸易经济没有反映在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据中。据金推测，大约只有8%的劳动者是商人或工匠。但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森（Jeffery Williamson）的修订版著作表明商人和工匠的实际数量可能要比这一数据大得多：商人、店主和工匠的数量高达38.4万人，约占所有劳动人口的28%。尽管农业仍是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但前工业时代的英国经济是很有活力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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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经济奇迹的时代，但大量可用证据表明英国经济在不断增长。麦迪森估计1500—1800年英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22%。 33 虽然以1990年的价格来估计前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大量假设，但基于其他数据来源的方法也得出了相似的经济增长率数据。 34 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不会被支撑这些预测的假设所说服，但是很显然，18世纪的作家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英国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因小说《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而广为人知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他周游前工业时代的英国的时候做了大量的记录。在1724年出版的《不列颠全岛纪游》（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中，他注意到：“劳动昂贵，工资高昂。如今已没有人为面包和水而工作，我们的劳动者不用在路上工作，喝小溪中的水了。因此，尽管我们很富有，但要建造罗马人几乎毫不费力修建的那些大厦、堤道、高架渠、线路、城堡、防御工事和其他公共建筑，仍会耗尽整个国家的财力。” 35 他并不是18世纪唯一一位为英国的财富感到震惊的观察者。斯密对北美洲的描述是：“〔虽然〕北美还不像英格兰那么富有，但劳动者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在大家庭中，众多的孩子非但不是负担，反而是父母们富裕和繁荣的来源。”18世纪的英国人比前几代人更为富裕，斯密的论述也佐证了这一事实：“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者的年产量……比一个世纪前那少得可怜的产量要多得多。查理二世复辟时，英国土地和劳动力的年产量肯定比我们估计的约100年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产量大得多。”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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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虽然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景象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经济现实，地主阶级的财富让工业资本相形见绌，但经济生活正发生改变。 37 在整个18世纪，土地在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下降，与新兴的商业、制造业阶层有关的工作岗位开始大量出现，用笛福的话来说就是“中等阶级的人们经商致富”。 38 英国的经济结构在很多方面仍是新石器时代变革的遗产，但国际贸易的同时兴起意味着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人群占比越来越高。此外，由于商业资产阶级（commercial bourgeoisie）的生育率首次高过穷人，中产阶级迅速扩大，而任何社会流动都倾向于向下而非向上。 39 资产阶级的壮大对后续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资产阶级家庭从事的职业要求他们掌握技能，而不是将所有时间花在奢侈的休闲活动上。相比之下，地主家庭能依靠从资本中获得的收入来培养精致的休闲和文学品味。斯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心理和能力上的差异，他认为“商人们惯于把钱花在有利可图的活动上，而普通乡绅习惯消费享受”。 40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方面的投资由他们对孩子将来的职业期望所决定，因此资产阶级的职业道德通常随着“资本主义精神”（“spirit of capitalism”）被有效地传给了下一代。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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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总结的“资产阶级的美德”包括节俭、正直和勤勉。 42 这些美德帮助他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连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都提到了这一阶层的特殊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远超埃及金字塔、罗马高架渠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 43 事实上，工业革命时期的领军人物通常都来自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商业和工业活动中的家庭。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开创性地汇编了226名大工业公司创始人的信息，这些人的父辈的职业都为人所知。克鲁泽发现有些人有着绅士家庭或工人阶级背景，但这些人里超过70%来自资产阶级家庭，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从事商业贸易以获取财富。 44 因此，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新世界的发现就已开始，这一直觉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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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前工业时代英国的经济活力不应被夸大。虽然到1700年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有所下降，小规模工业的出现让英国贸易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前，农业和制造业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区别。那时出现的乡村工业是一种典型的淡季活动。许多生活在内陆的工人既是农民又是制造业从业者。冬季农活不多的时候，他们开始纺织。笛福描述过一幅景象：制造业从业者用一匹马给纺织工人运送食物和羊毛，用另一匹马运送布匹到市场出售；牛就在他家周围的土地上吃草。 45 虽然农业不是他的主业，但他的生计的一部分来自土地，这可以保障他的独立。在这个“家庭体系”（“domestic system”）中，家庭、农场和工场没有明显的区别。在18世纪初的英国，某些时候只有大约30%的工人挣得工钱。绝大部分人依旧是个体经营者，这意味着乡村产业主要由小作坊构成，即使是挣得工钱的工人也大多在自己的家中工作。“家庭体系”盛行，这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制造业仍然是（用克鲁泽的话来说）“没有工业家的工业”。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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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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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 Clark, 2008.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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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文来源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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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Cannadine, 1977, “The Landowner as Millionaire: The Finances of the Dukes of Devonshire, c.1800-c.1926,”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25 (2): 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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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 H. Lindert, 2000b, “When Did Inequality Ris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9 (1):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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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 A. Taine, 1958, Notes on England, 1860-1870, trans. E. Hyams (London: Strahan), 181. See also Cannadine, 1977, “The Landowner as Millio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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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P. H. Lindert, 1986, “Unequal English Wealth since 167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6): 11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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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 Piketty,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gur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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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 C. Boix, and F. Rosenbluth, 2014, “Bones of Conten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ight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8 (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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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 Diamond, 1987, “The Worst 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Discover, May 1,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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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J. J. Rousseau, [1755] 1999,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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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P. Eveleth and J. M. Tanner, 1976, Worldwide Variation in Human Growth, Cambridge Studies in Biological &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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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 J. Armelagos and M. N. Cohen, Paleopathology at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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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 S. Larsen, 1995, “Biological Changes in Human Populations with Agri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1): 18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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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 Mummert, E. Esche, J. Robinson, and G. J. Armelagos, 2011. “Stature and Robusticity During the Agricultural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Bioarchaeological Record,” 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 9 (3): 28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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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arsen, 1995, “Biological Changes in Human Populations with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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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K. Marx and F. Engels, [1848] 1967,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 Samuel Moore (London: Penguin),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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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人口压力，参见E. Boserup, 1965. The Condition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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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 Diamond, 1987, “The Worst 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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