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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成了普通人的不幸呢？即使英国的工资比其他大多数地方的工资更高，当时的人们仍担心随着机器不断剥夺人们的工作，情况正发生改变。在恩格斯考虑工人阶级的处境前，人们很早就表达过这一观点。比如18世纪90年代，弗雷德里克·伊登爵士（Sir Frederick Eden）在他著名的关于英国穷人的调查《穷人的状况》（The State of the Poor）中，对那些居住在救济所的人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救济所为穷人提供就业和住宿，这些人因机器而变得多余。伊登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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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在羊毛加工生产中引入机器表达不满。他们认为用机器来纺织和梳理羊毛不仅剥夺了勤劳的穷人们的就业机会，对国家来说也是巨大的劣势。我承认，对我来说，关于这个话题的所有争论到最后都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土地应该由劳动者来开垦，而不是由铁犁和马来开垦……羊毛纺织工人用机器纺织的话，比不使用机器时的产量高出10倍，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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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初，随着工业和农业领域的机械化进程加快，人们对所谓的机械问题的关注变得更强烈了。在经济学家群体中，大卫·李嘉图认为：“劳动阶级接受的观点是，使用机器经常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不是基于偏见和错误，反而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则。” 21 他在著名篇章《论机器》（On Machinery）中宣称，机器降低了对无差别劳动的需求，导致了技术性失业；他还提出了一些理论方法证明这种失业只是短期问题。 22 然而如果说对机器的恐惧有了什么变化的话，那也只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有所回升。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等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的作品抓住了当时人们的关切点，频繁呼应了劳动者们对机器的看法。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一书将背景设定在了1839—1842年的曼彻斯特，书中一个角色在伦敦的一场议会听证会上评论道：“嗯，说到底你在点子上。上帝保佑你，小伙子，一定要让他们破坏更多的机器。自打珍妮纺纱机出现以来，我们就没有过过好日子了。机器毁掉了穷苦人的生活。” 23 当时的人们也担心机器会影响工人的工资、尊严、道德、独立以及社会地位。1839年狄更斯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几座工厂，虽然他自己也经历过贫穷和苦难，但他仍对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感到震惊。他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就是根据这些印象写成的。马克思认为，“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狄更斯则虚构了焦煤镇（Coketown）这样一个工业城市，在这里“蒸汽机的活塞单调地上上下下，就像大象陷入了忧郁的疯狂”。二人都强调了工厂工作的重复性，将工人描绘成了工厂机械力量的奴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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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机器的问题就成为更广义的“英国状况问题”之争的一部分。为了描述典型工业革命年代英国普通人的情况，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最早提出了“英国状况问题”这一概念。卡莱尔强烈批判工业化，他认为使用机器只会降低工人的地位。另一些社会改革者，例如彼得·盖斯凯尔（Peter Gaskell）和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斯（James Kay-Shuttleworth）爵士，也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工人在工厂里长时间工作，被迫长期将注意力放在机器的重复动作上，他们的道德和智力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利影响。 25 与工厂相比，人们通常用理想化的语言来描述家庭体系，认为它代表着产业的黄金时代。这类观点认为与居住在工业城镇相比，生活在乡下的家庭能免受外来的影响，而那些影响可能损害孩子们的道德发展。如果生活在乡下，父母就能引导孩子们的思想和情感。人们普遍相信家庭生产支撑了家庭结构，工厂则将原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到一起，在社会层面创造了一个新的贫困阶层。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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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对比有夸张之嫌，家庭体系中的工人生活与工厂里的工人生活无疑有很大差别。在家庭体系中，家庭和作坊没有明显的界限，这意味着工匠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妻子和孩子。工匠根据自己的需要干活，不受工厂主需求的掌控。虽然他不得不工作更多个小时，但他能自己决定每天工作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因此，许多工人对工厂的憎恶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他们来说，工厂强制工时，他们在里面缺乏自由。它就像一座监狱。正如兰德斯所写的那样，工厂制“需要并最终创造了一种新的工人，他们被时钟的无情要求所摧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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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人们常常把人工智能的未来描绘成世界末日，与之相似，工业革命时期的人们认为技术给人类未来带来的危害将多过好处。盖斯凯尔坚定地认为他只见证了开始，他指出未来的生产将基本走向完全的自动化，这将给就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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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需要灵巧手工才能完成的过程现在几乎都可以使用机器装置来完成。如今要么手工匠失去了其必要性，要么手工的价格必须能和机器竞争。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人力必定永远是昂贵的；它不能超过某一个特定的点，也不允许被支付低于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水平的工资。这个最小值很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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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一刻似乎很快就要来了……届时，工厂里将满是由蒸汽驱动的机器，它们建造得无比精美，所有必要的生产步骤都能在里面完成。人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开垦土地。这些都并非宏大的幻想，它们只是下个世纪将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一小部分。那时，人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该怎么办？人们必将遭受巨大的灾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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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斯凯尔当然不是革命者，但正是他的作品启发了恩格斯去思考工人阶级的状况。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不幸是由工厂制带来的。恩格斯的同胞、和他一起完成《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将恩格斯的作品扩展成了一个关于机器的宏大章节。《资本论》认为：“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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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维多利亚时代机器的反对者们提出的问题多过答案，但他们激励了机械化的捍卫者（包括查尔斯·巴贝奇、安德鲁·尤尔和爱德华·拜因）来为机械化辩护。巴贝奇在《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中提出，机器是对工人劳动的有用补充，并提出“在手工行业的各种操作中，多一只手的帮助给了工匠极大的便利。在这些情况下，结构最简单的工具和机器都能帮助我们……蒸汽的无穷力量的出现已经给这座岛屿的人们提供了成千上万只手的帮助”。 30 除了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尤尔还宣称，只有机器得到推广，新的、酬劳更好的工作才会出现。这样普通人才可能有机会在经济阶梯上更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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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抱怨他们的雇主如何发达……优秀的工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境遇，朝着监工、经理和工厂合伙人的位置去奋斗，与此同时也会使市场对他的同伴们的劳动力需求上升。只有通过这种不受干扰的发展，工资水平才会一直上涨或维持在较高水平。若非机器操作者的错误认识带来了暴力冲突和干扰，工厂制会比现在发展得更快，给所有相关的人都带来福利，也会更频繁地出现更多诸如熟练工人成了富裕业主那样让人高兴的例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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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因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认为在工业城市，工人们强烈的不安主要是由“比理性判断强得多的想象和情感”所激起的。 32 与巴贝奇类似，拜因也认为机器是人力劳动的补充而非替代品，他认为得到机器助益的各阶层劳动者都获得了很好的报酬。他还补充道：“工人不是做苦力的人，相反，蒸汽机是替他们做苦力的工具。” 33 在对23.7万名棉纺厂工人的数据资料进行考察之后，拜因认为他们的工资不仅足够让他们买必需品，还使他们能买得起一些奢侈品。虽然有数据显示，在1814—1832年间工人们的名义工资下降了，但他认为机器的改进使得工人们能够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这一点弥补了工资的下降。然而，拜因还观察到了被动力织机取代的手织工人，“无论是在大城镇还是乡村，他们的情况都非常糟糕。他们工资少得可怜，工作的地方同时也是住所，环境封闭又不卫生”。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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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械化工厂取代家庭体系时，关于工人们经济状况如何的证据是有瑕疵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学指标和生物学指标一致表明在典型的工业革命期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停滞不前，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有所下降。这些指标具有参考意义，因为它们准确记录了物质福利的总体发展轨迹。然而，工业革命在其发展早期并不是一个总体现象。纺织业是第一个机械化产业，也是最能让人强烈感受到工厂力量的地方。最近，经济史学家譬如珍妮·亨弗里斯和本杰明·施耐德（Benjamin Schneider）提请我们注意机械化工厂给部分人口带来的个人悲剧。英国乡村中数十万成年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从事的兼职工作（手工纺纱）是最先受到冲击的行业。亨弗里斯和施耐德指出，在18世纪晚期，手工纺纱被机械化宣判了死刑，它的消亡给英国乡村家庭带来了长期的痛苦。随着纺纱工人就业机会的枯竭，家庭收入受到冲击，乡村家庭只能努力从这种冲击中恢复过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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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公众的想象中，手摇织机的工人仍是工业革命的悲剧英雄。出生于1846年的沃尔特·弗里尔（Walter Freer）在他的自传中描述道：“在我出生前，手摇织机的织工是劳动者中的贵族。” 36 与手纺工人相似，织工的技能也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而过时了。罗伯特·艾伦在调查织工的工资时发现，贫困与动力织机的扩张是同步的。不仅工资不平等迅速扩大，织工的工资潜力也降低到了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 37 手摇织机织工的情况从更广的层面揭示了英国状况问题：随着工厂制的扩张，许多工匠没了收入。亨弗里斯开创性地为600名生活和工作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男子作了传，生动描述了由手工贸易的消失而引发的许多个人悲剧。 38 他们的故事与艾伦的描述也产生了呼应：“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水平问题是手工纺织和其他手工贸易遭到毁灭的结果。” 39 事实上，即使邓肯·比瑟尔（Duncan Bythell）针对手摇织机织工的详细调查常被引用来说明织工的情况并不像有些描述那样令人绝望，这份调查仍断言动力织机带来了“我们近来的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解雇潮和技术失业”。 40 1816年，斯托克波特地区的织工失业率是60%。10年后，达温镇69%的手摇织机织工仍处于失业状态，格拉斯哥有大约五千名织工失业，下城区84%的织机处于空置状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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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们的处境随着工作机会的消失而变得艰难了。然而，比这更难的是去判断工业革命期间的失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机械化造成的。这不仅因为统计数据少，还因为造成失业的原因有很多。事实上，织工的失业率长年居高不下，与经济衰退保持着同步，这表明失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周期性的而非技术性的。 42 约翰·费尔登（John Fielden）采用了相对繁荣的1833年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的估算可能更接近真实的技术失业率。他调查了兰开夏郡和约克郡33个镇的穷人——这些人主要都是手摇织机的织工——发现失业率大约是9%。 43 至于这种失业率是永久的还是临时的，则是另一回事了。即使动力织机的到来使得一些地方的手摇织机工人失业，但最终有些人还是迁移到别处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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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人流动性的证据同样有瑕疵。1850年左右，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利物浦这样的主要工业城市，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表明英国人的流动性非常高。然而，更能干、更年轻的工人的流动性要远高于那些三十多岁的人，后者更倾向于将他们的住所与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就算选择迁移，通常也只是移居到附近的地方，很少有人会从南部的乡村迁移到北部的工业城市。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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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工厂老板对雇用更廉价、更顺从的童工的偏好和工厂工作的性质强化了工业革命的时代气质。正如尤尔在1835年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是今天……人们发现仍几乎不可能将过了青年期的人——无论是从乡村来的人还是从事手工职业的人——变成有用的工厂劳动力”。 45 在机器的帮助下，人们很快就能学会纺纱，而且几乎不费什么体力。在1833年的一场关于童工问题的议会听证会上，一位见证者解释道，“阿克莱特、瓦特、克朗普顿和其他造福人类的伟人们的发现彻底变革了生产方式，以至于成年人被儿童取代，因为儿童的工资更低，而且很快就能熟练”。 46 阿克莱特的第一批工厂里几乎全都是年幼的儿童；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被改造得非常完美，一个儿童能同时操作80—120根纺锤。 47 走锭细纱机上的纺锤数量迅速增加，工厂里的童工数量也增加了：儿童和成年人的比例从2
:1上升到了9:1左右。 48 羊毛精梳方面的情况也差不多。据尤尔观察，“人们想办法设计了许多自动机器来完成精梳羊毛的工作……干燥处理后，羊毛被放入拔毛机中，拔毛机通常由一个10—14岁的男孩照看着”。 49 统计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些例子：到19世纪30年代，在纺织行业，童工占比大约是50%，在煤炭行业，童工则占了约3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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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厂老板来说，儿童是成年工人的廉价替代品。童工仅有的开销一般只有食宿。即使他们能获得报酬，薪水也只有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甚至只有六分之一。 51 儿童不仅是更廉价的工人，他们也更容易管教。成年工人常有的一个问题是酗酒。博尔顿—瓦特公司的一名发动机操作工在领取工资后，“第二天喝了很多酒，他让发动机失去了控制。最终发动机完全乱了套”。 52 儿童还可以工作更长时间。他们的一个工作日可以长达18个小时。因为机器可以日夜不停地运转，所以为了充分利用工厂的技术能力，童工常常被迫轮班工作。童工通常只被允许在40分钟内去吃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饭，还得利用部分休息时间清理机器。如果没有遵守工厂的纪律，就会面临体罚的风险。虽然工厂委员会的人通过对儿童们的工作环境展开调查发现，极端的虐童案件只是个例而非一般情况，但许多儿童处境很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利顿工厂，埃利斯·尼达姆（Ellice Needham）在踢打完孩子们之后，掐他们的耳朵，指甲穿过皮肉。曾当过童工的罗伯特·布林科（Robert Blincoe）描述了一些具有创造力的折磨方法，包括用锉刀锉掉童工的牙齿、绑住手腕吊起他们以及浇热沥青扯掉他们的头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工厂主都残忍地对待童工，但我们在此引用拜因对工厂的描述——“人间地狱”，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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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工人几乎不会遭受同等程度的残忍对待，他们的担忧主要来自收入面临的威胁。即使假设机器没有暂时降低工厂对工人的整体需求，我们也不能保证被取代的工人能够找到酬劳更高或危险程度更低的工作。毫无疑问，一些工匠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但转换到新工作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因为新工作要求专业性和地域流动。最近针对北安普敦郡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随着英国的精纺工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北安普敦郡的家庭生产体系瓦解了，当地的生产者无法与机器抗衡。纺织行业在北安普敦郡经济中所占的就业份额从1777年的11%下降到了1851年的1%，纺织工和羊毛精梳工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得更快。这一时期前20年的净人口下降表明一些工人搬家了，也许搬去了其他有工厂的地方找工作。然而，就在北安普敦郡纺织业的从业人数下降的同时，农业就业人口却在激增。这一事实同样说明，许多原来的纺织业从业者转换到收入更低的农业中去了。由于涌入农业的工人没办法被吸收，我们可以猜测失业率随之上升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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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过程不断变化，工人技能过时的步伐也在加快。这给他们带来了压力，要求他们变得更加敏捷，更能适应快速变化。就算失业只是暂时的，人们也得在有工作的时候节省有限的收入，为可能的失业做准备：直到1911年，英国才开始有了由政府资助的失业保险业务。经济史学家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在其著作中详细地研究了机器问题，并做了恰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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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们都强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对地理和职业流动的需求。对他们来说，机器意味着失业或至少威胁着工作。这种失业最好的结果是让劳动者在经济的各分支之间或经济部门内部过渡，最坏的结果则是在资本稀缺的时候影响整体经济。对他们来说，机器伴随着技能模式的改变，还包括经常会引入廉价的、非技术性劳动力……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观念变化也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这从政治经济学家对1826年兰开夏郡反机器暴动和1830年农业暴动的严肃态度中可见一斑。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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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尤尔这样的机械化的捍卫者认为，工厂最终会创造新的、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显然，每个人都可能受益于更便宜的纺织品。然而，对于那些最初发现自己的工作技能由于取代型技术而变得多余的工人们来说，这些好处没法提供安慰。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工人们很少能感受到工业化带来的好处落入自己的口袋。也许工人们的反应最能说明问题。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工厂和工作，但也创造了许多卢德主义者。对许多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人来说，反对是一种理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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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器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区分短期和长远。尽管一开始那些技能被淘汰的工人的情况很差，但最终，工业革命带来了以前的穷人没机会接触到的新商品，也创造了新的、报酬更高的工作。19世纪机械化的捍卫者们可能正确地认识到了反抗机器的工人们的情绪比判断力更强烈。然而对那些失去了生计的工人，尤其是没法活到能体验新技术带来的好处的那一天的工人来说，长远影响有什么意义呢？正如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的那样，短期很可能就是一辈子，而等到长远影响实现的那一天，我们都已经死了。因为机械化带来的好处和利润都归了工厂主，而且是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的，很多人由此推断机器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必须捣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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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位经济学家可能会疑惑，如果工业化会使人的效用降低，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参与到其中去呢？当然，有一个解释是，随着人们在家庭体系中的收入日益减少，转向工厂工作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工业化无情地降低了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让乡村产业失去竞争力。乡村工人的工资降低，因而被迫去工厂就业。此外，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还有其他选择（虽然事实上他们没有），那么他们从家庭体系转移到工厂制就很令人迷惑了。一些工人确实发起了暴动来反抗日益增长的机械化工厂，但他们遏制机器扩张的努力并未成功，因为英国政府站在了工业先驱的那边。正如保尔·芒图所写的那样，“不管〔工人的〕抵制是出于直觉还是深思熟虑，不管反抗是平和的还是暴力的，显然都不可能成功，因为整个趋势是与这种抵制相悖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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