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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英国政府之间在采用机器技术问题上的冲突并不少见。查尔斯·丁利（Charles Dingley）因创办了莱姆豪斯地区第一座蒸汽动力锯木厂而被授予艺术协会金奖。1768年5月10日，这座工厂被大约500名锯木工人烧得一干二净，他们认为它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四天前，锯木工人就将他们的打算告知过丁利，但后者很不明智地轻视了工人们将语言付诸行动的能力。据说在锯木工人们到达后，丁利的员工克里斯托弗·理查森（Christopher Richardson）跟他们对峙，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告诉我当锯木厂正在运转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锯木工人正因没有面包而挨饿”。 57 英国政府对莱姆豪斯暴乱的反应比锯木工人对机器的愤恨态度更加强硬。前工业时代的君主们因害怕社会动乱而竭力阻止取代工人的技术进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769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认定捣毁机器为重罪，可处以死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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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769年的法案并没有防止类似的骚乱。1772年，曼彻斯特一家使用卡特莱特动力织机的工厂被付之一炬。在机器发展最快的兰开夏郡，1779年发生的暴乱同样非常危险。工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当时就在那里，他的一封信描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在路上碰到了数百名工人，其中一人告诉他，他们在捣毁所能找到的所有机器，还打算在整个英国都这样干。英国政府反应非常果断，立即开始镇压。政府从利物浦调来了军队，暴徒被轻易驱散了。兰开夏郡暴乱后，英国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限制机器的使用会削弱英国的贸易竞争力。这不仅说明了英国政府的逻辑，也表明此时的商人们相对于前工业时代，获得了更多政治影响力。即使机器的扩张是以牺牲了工人的效用、导致社会动乱接踵而至为代价的，英国的贸易竞争优势也并未受损。莱姆豪斯和兰开夏郡的事件很难说是孤例。在约克郡的西赖丁区和萨默塞特郡发生了一系列机器暴乱，这只是随便找出的例子。在历届英国政府任上，任何危及机器传播的暴力企图都很快被粉碎。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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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们也探索了其他方法阻挠机器技术的扩张。他们向议会提交了反对各种机器的请愿。这些诉求包括：羊毛精梳工们请愿反对卡特莱特的精梳机，熟练工们请愿反对使用机器造纸，棉纺织工们请愿反对他们声称已造成他们失业的机器。 60 然而，通过政治手段阻挠机器传播的尝试同样惨淡收场。雇主们指出机器对贸易至关重要，而英国的国家财富又非常依赖于贸易。这一主张相比于工人们的抱怨，又一次在议会引起更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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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人们的担忧也并没有被忽视。议会针对羊毛行业成立了调查组，他们的调查结果最终反映在了1806年发表的一份著名的报告中。兰德尔·杰克逊（Randle Jackson）被委派考察英国的羊毛制造情况，他代表布商在下议院委员会发言。他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论证，说明了机械化会造成生产者失业，失业又导致他们的顾客身份被剥夺。 61 虽然有人争辩说，限制机器使用也符合工业家的利益，许多当事人也认为机器会降低劳动力价格从而对人们产生不利影响，但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要乐观得多，他们认为“机器的使用已逐渐被确立了下来，似乎没有损害工人的福利，也没有减少工人的数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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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针对羊毛产业情况的调查结论凸显了英国工人的无助境况。除了没能阻止新技术的传播，他们也没能让议会通过立法禁止采用传统的取代技术。虽然10年来他们一直请愿强制执行那项可追溯至16世纪的针对起毛机的禁令，但议会仍在1809年废除了旧法。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骚乱。在卢德主义者兴起的1811—1816年，诺丁汉郡的暴徒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针织机，但在约克郡，暴乱主要是由反抗起毛机扩张的修剪工人发起的。然而起毛机既是传统技术，又早已成熟。被捣毁的各种机器有个共同点——威胁了人们的工作。此外还有许多反抗事件。杰夫·霍恩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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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特一位名叫内德·卢德（Ned Ludham）的织布工学徒被雇主责骂后，拿起锤子砸毁了纺织机器。他被追随者们称作“卢德王”或“卢德将军”，这些人以捣毁机器为目标。“卢德主义”运动由此得名。这场运动兴起于1811年2月初，最先开始于由诺丁汉郡、莱斯特郡和德比郡组成的密德兰三角地区的丝带和袜类行业。因为受到社会特殊群体的支持与保护，卢德主义者们至少开展了100次单独行动，捣毁了（总共2.5万台机器中的）约1000台机器，它们价值6000—10,000英镑。密德兰地区的卢德主义暴乱在1812年2月逐渐平息下来，但它已经激励了约克郡的羊毛纺织工人，他们在1月份开始行动。三分之一的运动于4月份由兰开夏郡的棉花纺织工发起。全副武装的人群袭击了工厂。数千人参与了这些活动，其中的许多人的生计并没有受到机械化的直接威胁。尽管人群很多样，但卢德主义者通常只捣毁那些“创新”机器或威胁就业的机器。他们并不理会其他机器。这些运动爆发的具体原因随地区和行业的不同而各不相同。总之，卢德主义者最初的一系列活动可能造成了价值10万英镑的损失。在1812—1813年的冬天、1814年的夏天和秋天、1816年的夏天和秋天以及1817年年初，在一系列捣毁机器的浪潮中，又有几百台织袜机被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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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招致英国政府派遣更多军队进行镇压，卢德主义者并没有比他们的前辈更成功（见引言）。因此，工人们的政治境遇仍令人绝望。卢德主义暴乱发生时，另一个议会委员会听取了棉纺织工人申请救济的请求，于1812年向议会提交了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政府不会做任何会将英国置于国际贸易不利地位的事情，即使这意味着工人们将遭受痛苦：“尽管委员会完全承认参与棉纺生产的无数个体的悲惨遭遇，并对此深表遗憾，但他们认为立法机关不应该干扰贸易自由。” 64 于1812年成为英国首相的利物浦伯爵甚至认为，对失业工人的任何临时救助都是多余的，只会阻碍他们的再就业，不利于英国经济。在写给利物浦伯爵的一封信中，肯扬勋爵解释道，即使他不期待机械化进程加快会使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好，政府也不应该抵制技术力量。 65 事实上，超过30名卢德主义者在1812年和1813年被绞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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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骚乱不仅是工人害怕技术进步会带来裁员和失业的结果。实际上在拿破仑战争和1806年的大陆封锁时期，工人们愤怒地反对机器的事件越来越普遍，这说明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导致了社会动乱。在战争和贸易中断造成周期性经济衰退之外，摧毁机器代表了人们对工资的日益减少、工作时间过长、没有选举权、缺乏自由和尊严的不满。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反对的是工厂制本身而不仅仅是机器的扩张。我们很难理清这许多因素在解释那些机器骚乱时的相对重要性次序，尤其其中一些因素还是紧密关联的。尽管如此，还有一些案例中的工人特别针对机器，他们明显将机器当成了自己不幸的根源。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放过了纺锤数量不超过24个的珍妮纺纱机，而是选择毁掉了更大的珍妮纺纱机。此外，暴徒们时不时也会毁坏和工厂制完全不相干的机器。1830年爆发的“斯温队长”（Captain Swing）暴动包括遍及整个英国的两千多起骚乱，这些暴动只针对农业机器。在1830年9月至11月底，492台机器被毁，其中大部分是脱粒机。 67 英国政府再次严厉应对，命令军队和当地民兵镇压暴徒。最终252人被判死刑，其中一些人的死刑被改成了流放至澳大利亚或新西兰。 68 虽然历史学家们长期都在争论斯温队长暴动的原因，但有两位经济史学家布鲁诺·卡普雷蒂尼（Bruno Caprettini）和汉斯－约阿西姆·福特（Hans-Joachim Voth）利用新整理的关于脱粒机扩散的数据资料，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的发现非常直观：取代工人的技术是社会动荡可能性的关键决定因素。 69 在采用机器的地方，发生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要比别处高出50%。因此，虽然在一些案例中，摧毁机器可能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普遍不满，但有关这个问题的统计数据表明机器本身是工人们担心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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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式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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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认为，工业家“依靠广大工薪阶层的苦难而变得富有”，在他观察的那个时期，这一观点大致是准确的。当劳动人民通过暴力反抗机械化工厂时，英国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经济学理论的观点来看，使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实际工资与不断增长的经济相适应是一个挑战。但经济学家们已经根据目前的经济趋势，研究出了一些模型，解释了随着技术进步，薪资和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会如何下降。 70 我们将看到，这些研究也有助于增进对典型工业革命时期的理解。如果技术取代了现有任务中的劳动力，薪资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下降。相反，如果技术变革增强了劳动力，就能提高工人在现有任务中的生产力，还可能创造全新的劳动密集型活动，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换句话说，产量与工资之间的落差和这个由取代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是相符的。家庭生产体系中的工匠被机器取代，机器则主要由几乎没有议价能力且常常没有报酬的童工来照管。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加，这说明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分配极不均匀：工业家们拿到了企业利润，然后将它们投资于工厂和机器。艾伦称这段时期为“恩格斯式停顿”（Engels’ pause），因为恩格斯对这段时期进行了观察与描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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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工业革命时期是一个工业资本的时代。在19世纪的前40年，由于土地和劳动占收入的份额都在下降，国民收入的利润份额翻了一番。上文提到，在典型的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工资增长速度的4倍。然而在此后的60年，情况发生了改变（见图5）。在1840—1900年间，工人的人均产量增加了90%，实际工资增加了123%：伴随英国劳动力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而来的是一段缩减期。1887年，英国政府的首席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观察到了这一现象。1843年，英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吉芬在收集了从那时以来的个人收入数据后发现，富人的数量翻了一番，他们的总收入也因此翻了一番。不仅富人的数量增加了，劳动者们的总收入也翻了一番，但劳动者的数量没有大幅增加。换句话说，富人没有变得更富，只是数量增加了。然而，劳动者的收入却大大提高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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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770—1900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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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见本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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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芬的分析并不完全令人惊讶。英国政府早已知悉各类劳动者群体税收水平的波动。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二十多年前在下议院发言时说：“如果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也越来越不穷，这种情况带给我们的慰藉将是意义深远而无法估量的……如果我们调查英国劳动者——无论是农民还是矿工，技术工人还是手工匠——的平均状况，各种不同但毫无争议的数据会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种增长可以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体现出来。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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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人们的实际工资最终上涨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技术变革越来越偏向于增强劳动者的能力，而非取代劳动者。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逐渐成为驱动增长的主要动力。与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包括技术、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可以被看作一项投资，因为教育和培训成本可能被后期发展带来的更高收入所抵消。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的一项著名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直到19世纪末才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到那时技术进步对技能的需求有所提高。 74 虽然对于各种各样的技术需求来说，不存在完美的衡量方式，但识字率和受教育年限可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常用指标。在工业化进程初期，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迅速扩张，人力资本的积累却没什么变化。 75 1750—1830年间，英国的识字率在很大程度上停滞不前，但后来增速非常快。 76 19世纪30年代以前，男性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没有增加；但到20世纪初，这一比率增长了两倍。与此同时，英国的投资率在1760—1831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后直到一战爆发都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 77 因此19世纪30年代前，技术进步似乎使得对实体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同时取代了工人，使他们的技能变得多余。但之后，技术进步使得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相对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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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缺失简单解释为几乎没有需求。正如兰德斯指出的那样，在工业革命初期许多工作都可以由受正规教育年限少甚至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完成。 78 工厂里的工作对工人的读写能力要求很低。虽然工厂里的工人显然通过在岗培训掌握了新技能，但这些技能要求比他们将取代的工匠的技能要求还要低。正如巴贝奇指出的那样，在工厂出现之前，每一位工人必须有足够的技能才能完成生产中的每一项任务，甚至是最复杂的任务。工匠们的作坊里没有劳动分工，他们也就无法专攻一系列小领域。相反，劳动分工是工厂的特点，允许技艺高超的工人完成最难的任务，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可以留给非技术型工人。童工的数量随着工厂制的扩张而迅速增加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上所述，在工业革命早期，儿童（低于14岁）在劳动力中的比例迅速提高。19世纪30年代，童工占到纺织业从业者的近一半，占煤炭业从业者的三分之一。 79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英国：来自美国东北部的证据表明，在美国工业化初期，制造业的童工比例增长了，并在19世纪40年代达到了顶峰。 80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工业化进程遵循了和英国类似的模式。最近，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和罗伯特·玛尔戈（Robert Margo）关于美国工业历程的一项研究表明：“机器有‘特殊的目的’，因为机器是为完成特定的生产任务而被制造出来的，这些任务之前由熟练工匠用手工工具完成……虽然用途特殊，但是取代熟练工匠、执行特定生产任务的‘按顺序执行的’机器不能自动运转——它们需要‘操作员’。工匠可以从头到尾制作一件产品，操作员却只能在机器的帮助下完成一些范围较小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操作员的技术不如被他们取代的工匠。” 81 卡茨和玛尔戈发现，随着工厂制取代家庭体系，美国也面临着中等收入工匠工作空心化的问题——与如今计算机使得中等收入的工作自动运行的情况类似（第九章将回顾当代的模式）。只不过当时的中等收入工人是被照管机器的童工取代，而不是被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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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整个19世纪，这种模式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回到英国的语境中来，到19世纪50年代，儿童参与劳动的情况显著减少。这很有可能是因为19世纪30年代通过的工厂法规范了工厂工作时长，改善了工厂童工的处境，使得雇用童工的成本增加了，从而促进了蒸汽动力的使用。当然因果关系也可能刚好相反。无论如何，19世纪30年代以来蒸汽动力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加上随后更大尺寸的机器的出现，都意味着工厂需要技艺更高超的操作员：随着机器变得更加复杂，工厂设备和操作它们所需的人力资本之间的协作性也越来越强。在19世纪30年代，彼得·盖斯凯尔等同时代人已经察觉到了这种趋势。盖斯凯尔断言：“自从蒸汽织机得到了普遍使用，取代了手摇织机，在工厂工作的成年人数量日益增多。这是因为过于年幼的儿童不再能够操作蒸汽织机。”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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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确定技术进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强劳动力的。1840年以后人们的实际工资开始上涨，这表明当时有一个拐点。然而这一过程自然和新技术的使用一样是循序渐进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蒸汽动力才开始对总体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童工的数量大概就在那个时候达到顶峰。第一批铁路也修建于19世纪30年代，它们在19世纪下半叶的增长使得人力资本需求也日益增加。铁路出现以后，工业革命从局部走向全国，更大的工厂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服务于不断扩大的市场。这些工厂更快地采用蒸汽动力，运输革命使得生产在技能方面变得更加密集。生产率的增长随着蒸汽机的采用而加快，通过在经济中创造出额外的需求，部分抵消了劳动力被取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劳动者们普遍受益于新工作的大量出现，才是人们实际工资的增长比生产率的增长更快的原因。随着工厂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全新的技术岗位出现了。工厂需要经理人、会计、书记员、售货员、机械工程师、机床操作工等。技术岗位越来越重要，这也许是19世纪下半叶识字率猛增的主要原因：技术岗工人比非技术岗工人更有文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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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后人力资本重要性的上升促成了工资上涨吗？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技能溢价”（skill premium）的演变证据在19世纪时还很少。 84 有一项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没有回报，但这并不奇怪，因为该研究关注的是建筑行业中未受机械化影响的传统技能。 85 但是，机械化需要新技能，它们最终反映在了工人的工资中。在美国方面，詹姆斯·贝森追踪了19世纪动力织机和蒸汽机投入使用后工厂织工们的工资发展轨迹。与英国的工资宏观经济趋势类似，机械化发展几十年之后，美国工厂织工们的工资才开始随机械化而增长。贝森认为理由很简单：动力织机的织工需要花时间来掌握所需的新技能，新技能则需要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反映在工资上。不同工厂经常使用不同型号的织机，所以一开始新技术并未在工厂实现标准化，织工们掌握的技术只在他们工作的工厂中有用，在别的工厂常常起不了多大作用。因此，只有在机器更加标准化之后，工厂工人们才能威胁雇主，如果他们的技能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就辞职。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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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育和技能以外的因素也可能影响工资的长期趋势。政府的监管（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会的议价能力都是重要的变量，但它们无法解释1840年左右英国工人工资相对于产量的突然增长。直到1909年，英国才首次实行最低工资标准。此外，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宪章运动（19世纪中期以前最重要的一些观念形态）并没有建立起任何有显著意义的全国性劳工运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那些运动影响广泛或能够协调各方利益，以致对1850年之前的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 87 直到19世纪90年代，第一份详尽的工会密度综合统计数据发布时，英国组织工会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大约4%的劳动者是工会成员。 88 因此，我们最好用工业化进程本身来解释工资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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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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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产生“大分流”的开始。然而，早期的机械化在英国内部也带来了大分流，这一点同样值得注意。在被称为恩格斯式停顿的这一时期，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不断恶化。过了大约70年，普通人才真切体会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惠及自身。例如，随着动力织机的普及，手摇织机工人的收入迅速减少。在工业化初期，增长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归了资本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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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业时代的君主们经常为了降低政治动荡的风险而阻挠技术进步，面对技术的创造性破坏，他们失去的会比得到的多。然而到了18世纪，新兴的工业阶级已成为英国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由于机器对保持英国的贸易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因此对工业家们的财富也十分关键，政治领袖们决意促进机器的传播——即使这会牺牲工人的效用。前文讨论过，民族国家间竞争的日益加剧和手工业行会政治权力的衰落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情况意味着统治阶级在面对机械化时，突然间失去的更少而收益更多。因此政府支持的对象变成了发明家和工业先驱，而不是愤怒的工人。如果工厂的兴起会降低工人的福利，他们却仍愿意接受，这似乎不合逻辑，这种观点错误地认为工人们没有受到胁迫。随着机械化工厂取代了家庭体系，导致工匠们没有了收入，许多人愤怒地反对机器。卢德主义者们竭尽全力阻止技术进步，但由于缺少政治权力，他们的行动是徒劳的。虽然进步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但那些能从中获益的人正掌握着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