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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J. Lee, 2014, “Measuring Agglomeration: Products, People, and Ideas in U.S. Manufacturing, 1880–1990”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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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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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Alexopoulos and Cohen, 2016, “The Medium Is th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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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 L. Lewis, 1986, “The Automobile in America: The Industry,” Wilson Quarterly 10 (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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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 第七章 机器问题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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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时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的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故事情节很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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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行业领袖自豪地回忆起提高生产率、安装机器……他们以技术进步、管理、科学进步为荣。但是，看着被音乐复制技术取代的音乐家们、因最新的电影而被遗忘的表演艺术家们、被电传打字电报机取代的莫尔斯电码操作员们、被新工序取代的钢铁工人、看着房子由一个个单元组装而成的木匠、被电报排字机取代的印刷工人们，这些行业领袖又会有什么想法呢？在这些行业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倾尽所有才学会的技能也没有了未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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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读格林的文章让我们很难不想到恩格斯的那句论断：工业家们“靠大量工薪阶层的苦难攫取财富”。 2 然而这种类比可能有些过了。诚然，在20世纪，对机器的忧虑时不时出现。然而尽管一些工人很难适应机械化，恩格斯式停顿却没有出现。正如我们将在第八章看到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工资上涨了，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美国社会也随着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加平等。连工会领袖们都不提倡放慢变革的步伐，这多少能说明点问题。与典型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不一样，20世纪的美国并没有经历过对技术进步的彻底反抗。因为正如格林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机械化提高了绝大多数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工业革命的例子表明，从长远来看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会受益于技术进步，但对部分群体来说，机械化会带来转型的阵痛期。格林也指出了技术进步给一些劳动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的技能变得多余了。为了支持那些因社会的利益而经历痛苦的工人，格林提议给他们提供失业工资以应对转型，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以便让更多人享受闲暇，建立联邦就业体系来提高工作匹配效率，给工人提供职业培训以更新他们的技能，提高工资以刺激需求以及让工厂满负荷运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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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格林在关注机器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关于机器窃取民众工作的讨论就出现在了电台脱口秀、电影和学术会议上，众议院劳动委员会甚至还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好几场听证会。 3 想要对机器焦虑的回归加以解释，就不能完全抛开大萧条，因为大萧条无疑加深且延长了人们对技术失业的担忧。但后者不是前者的原因。正如经济史学家格利高里·沃洛尔（Gregory Woirol）所指出的那样，“发起技术失业的辩论的荣誉应该归于劳工部长詹姆斯·J. 戴维斯（James J. Davis）”。 4 在大萧条爆发两年前的1927年，戴维斯是第一个在演讲中提到劳动者面临的技术挑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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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不可能造出一种机器来取代人类制造玻璃的技术。然而现在所有玻璃制品都由机器制造，而且其中一些机器的效率非常高。比如，我们拿一种玻璃瓶为例，自动机器生产这种瓶子的产量是传统手工工艺生产的41倍，而且机器生产过程不需要身怀玻璃吹制技术的工人。换句话说，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之前41个人做的工作……玻璃产业只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变革的诸多行业中的一个。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钢铁搅炼工，这是一份要在炉前挥汗如雨的苦差事。同样在钢铁行业，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认为没有机器能取代人力，但就在上周，我目睹了一种新的机械板材轧制工序，其生产效率是传统方法的6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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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格林一样，戴维斯也不是卢德主义者。他补充道，技术进步必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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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得长远一些，就会发现目前没什么是值得非常担心的。当缝纫机出现时，我们曾担忧女裁缝们会挨饿，但如今我们对吹制瓶子的人的担忧不会超过那时。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缝纫机，今天不可能多出成千上万的以之为生的女裁缝。说到底，每种减轻人类辛苦劳动和提高生产率的设备都是人类的福音。只是在调整期，当机器把工人原来的工作变成新工作时，我们必须学会处理，使困难最小化……请理解我，我们决不能限制进步。我们决不能以任何形式限制那些挖掘财富的新方法。劳动者们在工作中不应该偷懒或削减产量。在建立了大的工业组织后，资本不能拒绝工厂。那条路行不通。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一旦发现旧方法和旧机器过时了，就无所畏惧地抛弃它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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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意识到了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开始减少，但几乎没有严肃的评论家主张放慢机械化进程。1927年5月发布的两项新的生产力数据来源表明，1919—1925年间制造业的就业下降了，这引发了人们关于技术失业的辩论。在1927年12月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新汇编的数据自然成了激烈讨论的焦点。经济学家约翰·D. 布莱克（John D. Black）评论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农业、制造业、采矿业和铁路运输业的工人数量实际减少了7%，这让人不可思议。” 7 多数分析师认为农业外流人口主要被制造业吸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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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随着一系列研究的展开，一些工人面对变化时难以适应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不容置疑。在大萧条之前的1928年，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委托布鲁金斯学会调查“有多少流离失所的劳动者正在被吸纳进美国的各个产业”。 8 该研究追踪了各行各业中754名由于机械化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们的命运。11.5%的工人在一个月内找到了新工作；5%的工人在一年之后仍在找工作；绝大部分人失业超过三个月，但最终在别处找到了工作。其他研究同样表明过渡成本可能很高。经济学家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yers）研究了1921—1925年间芝加哥服装产业370名失去工作的裁剪工的情况，他发现这些人的平均失业期是5.6个月，甚至一年后仍有12.9%的裁剪工处于失业状态。 9 工人们的适应能力也与年龄有关。超过45岁的裁剪工中足足有90%的人干脆没找到工作，或者被迫从事薪水更低的工作。相较而言，大部分年轻人成功地找到了薪水更高的工作。两项研究都表明，大约一半的失业工人找到了和以前工资差不多的工作。 10 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情况一样，在美国，年龄更大的人尤其难以适应新技术。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找到新工作的人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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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技能专业程度越高，就越难以适应变革，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比如，当娱乐行业（特别是电影）正经历异常迅速的技术变革，许多音乐家就很难适应。由于发声机器的推广，剧院不再需要雇用现场演奏的音乐家，所以受雇的音乐家数量迅速下降。在华盛顿特区，音乐家工会和电影院所有者们通过协商，同意裁员60%。地方广播电台对音乐家的需求有所增长，音乐家失业的状况被部分抵消了，但只有少数音乐家靠广播谋生。和其他关于失业工人的调查一样，一项关于华盛顿电影院的一百名失业音乐家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人的收入下降了。好的一方面是，虽然电影院音乐家蒙受了损失，但电影机操作员得到了好处。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转变“伴随着电影机操作员社会地位的提高，因为一方面持证操作员取代了传统的男童帮工，另一方面电影放映员的平均工资也提高了”。五家主要电影院的代理人表示，大约有一万名音乐家因默片转向有声电影而失业，但操作员人数的增加要更多。然而即使出现了新工作类型，对那些技能不适用于其他行业的音乐家来说也没什么帮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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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失业工人的调查的确并未说明总体情况。政府开展的“再就业机会和工业技术最新进展的国家研究”项目意在调查技术在失业中扮演的角色，遗憾的是这一研究没能提供多少结论性的证据。该项目的主管戴维·温特劳布（David Weintraub）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他们对于20世纪20年代技术变革对就业的影响得出了乐观的结论。然而他的后续分析又表达了刚好相反的观点：他发现机械化是造成失业的关键因素。 12 正如当今的经济学家们仍很难将技术造成的失业份额分离出来，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也就不足为奇了。大萧条期间在国家复兴管理局工作的利奥·沃尔曼（Leo Wolman）在研究技术失业问题时，发现了一些限制进步的经验性问题，其中的一些似乎很难得到解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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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面临着统计上的挑战，但当代经济学家们在技术失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虽然是暂时性的。保罗·H. 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Rexford G. Tugwell）都认为，劳动力市场僵化正在阻碍工人的再就业：在不同地点间迁移的费用、再培训的人力消耗和失业的心理压力都使得工人难以适应，调整成本也很高昂。为了缓和这种状况，道格拉斯反对拥有房产，也反对过于狭隘的教育专业化，他主张建立某种形式的失业险，成立联邦就业机构。他认为若没有这些政策，“劳动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抵制和反对绝大部分提高工业效率的尝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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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经济学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话语。很少有经济学家（如果有的话）认为使进步放缓是一个好主意。然而，失业工人研究和经济萧条的程度确实促进了一些政策的推行，这些政策以20世纪的标准来看是非常规的。20世纪美国最大的例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局，它试图让机械化进程慢下来。在国家复兴管理局颁布的280条规定中，有36条包含限制安装新机器的内容。 15 政府太关注取代工人的技术，错过了当时许多先进的使能技术。米歇尔·亚历克索普洛斯和乔恩·科恩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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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罗斯福当局十分关注劳动力被新技术取代所造成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它关注制造业创新的结果。如果政府能以更广阔的视角，观察与汽车和电力进步相关的新产品的快速增长，它就会更乐观地看待新技术给就业带来的影响。政府甚至可能会接受这一观点：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美国的工具潮实际上阻止了糟糕的局面变得更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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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只有当人们不再忧心于失业问题的时候，辩论才会终止。直到1940年，罗斯福还在国情咨文中警告美国人必须“开始更快地找工作，不能让新发明把他们甩在后面”。 17 珍珠港袭击和美国参战使得关于机器问题的讨论平息了下来。要想打败轴心国，就需要所有美国人全力工作，他们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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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器问题只是暂时消停了而已。一开始，人们数次尝试将计算机应用在工作场所，在新闻媒体上引发了“自动化可能威胁工作”的恐慌。朝鲜战争之后的三次经济衰退造成的失业率激增也促使人们将自动化和失业联系起来。罗伯特·索洛在回顾1965年时说：“无论何时，只要技术迅速变革和高失业率同时存在，人们就不可避免会将它们联系起来。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技术性失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如今，这场辩论又开始了。” 18 如上所述，关于技术失业的辩论实际上在大萧条之前就开始了。然而20世纪人们对机器的忧虑显然是周期性的，这一次则是随着朝鲜战争后的失业率上升而出现的。尽管我们很难发现这些辩论在本质上有什么进展，但词汇见证了技术的进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讨论集中在了“自动化”这个新的流行词上。 19 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失业”一样，“自动化”及人们对它的不满成了战后那些年的标志性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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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针对自动化给就业带来的影响，美国展开了第一次全面调查，来自工人群体、企业和政府的26位代表在国会专门委员会上作证。 20 委员会总结道，“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接受并欢迎进步、变革和生产率的提高”，但“没有人敢轻视或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人在适应这一变化时会经历个人的精神和物质层面的痛苦”。 21 在听证会期间，没有人建议采取措施限制机器的使用，甚至都没有人对自动化提出异议。相反，证人们敦促国会更加关注因失业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并特别指出年龄大的工人尤其难以找到新的更好的工作。工会代表们表达了传统的诉求，希望通过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降低退休年龄让工人在日益增长的国家生产率中占有更大份额。但劳工部长詹姆斯·P.米切尔（James P. Mitchell）做出了回应：“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技术的新阶段会导致一次压倒性的重新调整。科学和发明在持续地开辟工业扩张的新领域。虽然正在衰落的、传统的产业中工作机会可能减少了，但充满生机的新产业正不断拓宽我们的视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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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动化的辩论远远超出了美国的范围。1957年，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第四十届年会上，自动化是所有人心中的话题。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戴维·A. 莫尔斯（David A. Morse）就这一主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正如威廉·格林说机械化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今的发展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一样，莫尔斯认为：“没有人能说自动化是新鲜事。机器的生产率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在提高人类的生产率。也许自动化能称得上‘新鲜’的地方就在于它加快技术变革速度的倾向，增加了社会进步的机会，也将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积累了起来。” 23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人们认为由于技术变革逐渐加快，20世纪50年代会有所不同。莫尔斯还指出，如果自动化意味着被取代的工人找不到其他工作，那么人类的悲剧就出现了。但总的来说，他对人们将有机会见到“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社会”持乐观态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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