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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肯尼迪遇刺的悲剧也并没有中止关于自动化的讨论。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上任后不久就成立了国家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委员会。和肯尼迪一样，约翰逊也不反对自动化。他在签署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法案时说：“技术既创造了机会，也给我们带来了责任。”他既看到了让生产率增长加快的机会，也看到了我们有责任确保没有工人和家庭“为进步付出不公平的代价”。他认为“如果我们往前看，如果我们明白将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在对未来做出合理规划后，明智地设定路线”，自动化可能成为“给我们带来繁荣的盟友”。 34 这个委员会在1966年发表的大部分报告都致力于调查“技术变革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和“技术最终会消灭大部分工作岗位，如今的劳动者中大部分人的工作都会由机器自动完成”的忧虑。 35 然而，与肯尼迪的劳工管理政策顾问委员会不同，约翰逊的委员会认为1954—1965年的持续失业不是自动化造成的，这一结论得到了一些实际分析的支撑。该委员会宣称：“朝鲜战争后的几年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这不是技术进步加快的结果。它是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增长和对总需求的反应不充分这三者相互影响的结果。” 36 尽管得出了这一结论，但委员会还是认为自动化的破坏性很强，因此他们建议政府作为最后的雇主，扩大免费教育，引入最低收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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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技术失业的辩论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研究项目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委员会意在调查技术在失业中扮演的角色。虽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更具说服力，但二者都没能平息争论，也没能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样，终止1940年时人们对技术失业的担心。1965年，另一场战争有效地终止了自动化辩论。正如沃洛尔所写的那样：“自动化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是受到热议的问题。直到越南战争期间，失业率下降到了4%，此后‘自动化’才逐渐从流行出版物中的日常话题之中退出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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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部分评论和学术研究都对工人们面对技术进步时的感受缺乏理解。我们已经了解到，典型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诉求。他们向议会请愿，敦促议会阻止取代工人的技术的推广。他们用小说和诗歌表达他们的失望，也用暴力反抗过机器的推广。尽管像威廉·格林这样的工会领袖的情绪表明，20世纪的工人没有兴趣阻碍技术进步，但在讨论技术失业的时期，基本没有直接证据能反映工人对待机械化的态度。大萧条时期人们写给罗斯福政府的信件是非常罕见的一类信息源。其中包括一些普通公民的政策建议，能让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民众的担忧。近期，沃洛尔将其中的800封信作为样本，对其中的小部分建议进行了分类。 38 最常见的是用于提高消费者购买力的计划，包括实施最低工资、价格管控、政府贷款、抚恤金或失业保险计划以及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另一些计划则意在通过支持扩大各种类型的项目来带动公共就业。然而，也有些民众支持政府出台政策来限制引发失业的力量：有5%的信件呼吁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发展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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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沃洛尔选取的样本可能没法代表美国民众，但它确实表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几乎没人相信限制机器会是好主意。然而，这点有限的证据并没有揭示那些直接被技术进步所影响的工人们对技术进步的看法。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学家们为了了解工人们对待机械化的态度而展开了大量研究。他们的发现印证了本书的直觉：工人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适应技术的情况。比如，威廉·方斯（William Faunce）、埃纳·哈丁（Einar Hardin）和尤金·雅各布森（Eugene Jacobson）发现，为大型公用事业机构安装IBM 705计算机那段日子“对许多人来说是一段增长期，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失败和幻灭期。这一变革对那些小员工和主管们来说是严格的考验，但对更有经验、更有能力的人来说，它却提供了更多发展和证明自己的工作潜力的机会。对一些雇员来说，工作机会与职责的流失与混乱是很严重的问题”。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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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里也有过相似的研究。弗洛伊德·曼（Floyd Mann）和劳伦斯·威廉姆斯（Lawrence Williams）通过调查两个电厂的工人发现，在自动化程度整体更高的工厂工作的操作员普遍更喜欢他们现在的工作。 40 他们必须花在脏活上的时间更少，感到自己有更多的责任，和同事们也有更多的交流。当然，这基本不反映他们有关机械化变革的态度。1958年，社会学家方斯为此调查了人们被转到自动化汽车发动机工厂时的表现。 41 他发现相较于传统工厂，绝大多数工人更喜欢自动化工厂，这主要是因为手工搬运重部件的工作减少了，这种情况使得他们的体力要求变低了。但人们并不总是从一开始就支持机械化。查尔斯·沃克（Charles Walker）在研究一家自动化钢铁厂时发现，在工厂的整个调整过程中，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变化很大：“工厂的自动或半自动操作对工作的影响有着相同的特征，那就是这些操作一开始被恐惧、被厌恶，但到后来都成了满意的来源。” 42 一旦熟悉了新工作，人们的态度就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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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方斯和其他合著者在文章的评论部分对这一问题恰当地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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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查表明，办公室自动化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取决于工作内容：员工是在因自动化而获得工作任务的电子数据处理部门工作还是在那些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任务的部门工作，计算机是大型的还是中型的，以及其他几种情况。办公室雇员们认为，办公自动化在广义上减少了工作，工作方式的变更是一种临时性的破坏，但他们通常都欢迎变革，很少拒绝机械化。对待变革的态度似乎取决于个人有效应对变化的能力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处理这些变化的技巧。关于工厂自动化的研究表明，尽管自动化工厂是诸多不满的来源，但相比于不那么先进的工厂，人们还是更愿意在自动化工厂工作。在适应自动化的过程中，满意和不满意的来源各不相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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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些研究都没有对失业工人进行调查，所以那些工作被机器取代的工人不太认同机械化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就算技术没有取代工作，人们对技术变革的态度显然也取决于工人在当前的工作中受到的影响。当工人们发现他们的部分工作被机器完成，相比于失去职责的感觉，他们感受到的更可能是丢掉工作的担忧。相比之下，当新任务和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尽管有可能会担心培训不够，但工人们通常会感觉到责任感增强了。对技术变革的看法显然总是视情况而定，但工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他们到底是得到了技术的协助还是被技术取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对大部分人来说，技术进步增强了技能。机械化使得现有工作中的工人的技能变得更有价值，也创造了许多全新的工作。因此，它提高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薪水。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世纪很少出现卢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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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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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Green, 1930, “Labor Versus Machines: An Employment Puzzle,” New York Times, Ju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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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 Engels, [1844] 1943,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Reprint, London: Allen & Unwi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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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纽约时报》的档案中输入关键词“技术失业”进行搜索，结果表示在20世纪20年代有13条信息，在30年代有356条信息，这一结果表明这个术语变得越来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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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 R. Woirol, 2006, “New Data, New Issues: The Origins of the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Debate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8 (3):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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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 J. Davis, 1927, “The Problem of the Worker Displaced by Machinery,” Monthly Labor Review 25 (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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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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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Woirol, 2006, “New Data, New Issues,”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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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 Lubin, 1929, The Absorption of the Unemployed by American Indust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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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 J. Myers, 1929, “Occupational Readjustment of Displaced Skilled Workm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7 (4): 4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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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尤安·克莱格（Ewan Clague）和W. J. 库珀（W. J. Couper）的另一项研究是关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和哈特福德两座橡胶厂的关停情况的（它们分别于1929和1930年关闭），这项研究进一步表明在新经济中，大部分工人的经济状况更差了。（1931, “The Readjustment of Workers Displaced by Plant Shutdow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5 [2]: 3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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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音乐领域的机械化情况，参见H. Jerome, 1934, “Mechanization in Industry” (Working Paper 2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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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Woirol, 2006, “New Data, New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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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 Wolman, 1933, “Machinery and Unemployment,” Nation, February 2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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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引自“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1930,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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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urable Goods Industries,” 1934, New York Times, July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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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 Alexopoulos and J. Cohen, 2016, “The Medium Is the Measure: Technical Change and Employment, 1909-1949,”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8 (4):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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