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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量生产的时代，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但绝大部分工人都有望成功。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工资也提高了。事实上，当1957年尼古拉斯·卡尔多提出著名的关于增长的6个“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时，他从根本上总结了经济学家们从20世纪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学到的东西，并认为从长期来看，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致保持不变。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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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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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变得更富有的同时，也变得更平等了。20世纪初的增长之所以特别，不仅因为它的速度之快，更因为它的惠及范围之广。1900—1970年被正确地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平衡时期”。 53 几乎每个人的收入都在上涨，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更快。随着美国中下层成了经济进步的主要受益者，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发生了逆转。与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一样，人们眼见着美国上层阶级积累的财富占比下降了。工业革命期间的经济学家们（比如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爱好末日般的经济预言，与他们不同的是，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学家大体都很乐观，甚至有些乐观过头。无论如何，工业家依靠工人的苦难攫取财富的想法显然已经过时。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提出了平衡增长路径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能从进步中获得相等的收益。尼古拉斯·卡尔多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它们表明尽管机械化发展迅速，但劳动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基本保持在三分之二不变。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非常乐观的经济进步理论，认为不管在经济政策上如何选择，不平等都会自动减少。 54 他们的乐观态度在当时看来似乎很有道理。熊彼特型增长确实让美国更富有也更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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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和工业革命时的末日经济学家们一样，也喜欢提出一些适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的经济学铁律，尽管这种想法的吸引力也不难理解。库兹涅茨的理论直观明了，在半个世纪里影响了经济学家们对不平等的看法。这一理论预计在工业化早期，从农业向收入更高、不平等更严重的制造业转移会加剧早期的不平等。但随着制造业从业者所占份额的增加，更大比例的人口能够从增长中受益，不平等最终会降低。换句话说，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加剧不平等的阶段，但所有经济体为了共享进步带来的繁荣，必须等待这个循环完成。在1954年的底特律，库兹涅茨在自己担任主席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上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在会议上他首次概述了自己的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很快形成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Kuznets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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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增长真的如库兹涅茨曲线所展示的那样加剧了不平等吗？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对他的假设进行实证探讨。和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不同，库兹涅茨的理论是建立在强大的统计学分析之上的，这在该领域尚属首次。库兹涅茨使用新收集的数据得出，在1913—1948年间，收入最高的前十分之一的人口每年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 55 因此他证明了，在工业化后期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已经减少了。经济史学家们的后续分析也追踪了整个19世纪的不平等模式，因此我们能够检验工业化初期的不平等情况是否如库兹涅茨假说所认为的那样增长了。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森关于美国经验的描述是最详细的。 56 他们发现1775—1861年间，即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到南北战争开始时，财产和劳动力收入的不平等在加剧。这一发现清楚明了。事实上，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游历美国时发现“巨额财富相当少见”。 57 至少和旧世界相比，美国似乎仍代表着一种由独立且平等的农民构成的杰斐逊式的理想国度。但托克维尔也认为这一理想情况正逐渐消失：“制造业贵族正在我们眼皮底下逐渐壮大……民主的同盟们应该紧盯着这个方向：因为有一个可以使美国永远不平等的状况……可以预料，他们马上将使它变为现实。”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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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时，工业“贵族”的崛起变得更加明显了。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在1873年的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中讽刺新的工业化美国进入了镀金时代。 59 此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那些产业还没有出现，但钢铁、蒸汽、铁路等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美国似乎正在转变为一个旧世界国家，与杰斐逊的理想背道而驰，因新兴工业精英的兴起而变得堕落。富有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们，比如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J. P.摩根（J. P. Morgan）和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经常被贴上强盗贵族的标签。1859年，记者亨利·J. 雷蒙德（Henry J. Raymond）把范德比尔特比作中世纪的贵族，说他“就像德国的那些旧贵族，从他们位于莱茵河沿岸的巢穴扑向这条河上的商业贸易，从每个经过的乘客口袋里榨取收益”。 60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很难理解那些商业巨头的规模。举例来说，1893年联邦政府的收入为3.86亿美元，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家就挣了1.35亿美元。合并后的铁路运行规模大大超过了美国政府的运行规模——当然，按现代标准来看，美国政府的运行规模很小。美国所有铁路公司的总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他们的合并债务达到近50亿美元，这几乎是国债的5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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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商业史学家都在争论“强盗贵族”这类描述在多大程度上是恰当的。但当时的人们很少把美国实业家们的财富本身作为首要关注点，他们主要关注这些财富的获取方式。不用说，积累财富的方式很重要。人们认为，那些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带来舒适和繁荣，从而成功获取财富的人同时也被视为造福公众的人。相较而言，一个人如果通过扼杀竞争、欺骗同胞以及从腐败政府中获利，人们将把他视作公共恶人。但不管以何种方式获得财富，强盗贵族们肯定在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中占很大一部分，成为收入前1%的一员。但是，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完全是资本的结果的观点是有误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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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不平等水平，其优点之一在于解释起来简单明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每个公民收入相等，那么基尼系数为0。如果某一个人获得了所有的收入，那么基尼系数为1。正如林德特和威廉森所指出的那样，因为财产所有权通常更集中，所以财产所得的基尼系数自然更高，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加剧得更快：1774—1870年，美国的财产基尼系数从0.703上涨到了0.808，收入基尼系数在1774—1860年则从0.370上升到0.454。 62 这种情况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蓝领工人们被取代，这造成中等收入工作岗位流失，从而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63 此外，正如库兹涅茨推测的那样，美国劳动者们从低收入的农业工作转到城市中的高收入制造业工作，这也加剧了不平等。1800—1860年，对美国北方和南方的男性劳动者而言，城乡的工资差距都在扩大。由于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城镇化进程加快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又催生出新的行业，提高了技能要求，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整体的不平等无疑也加快了。因此让人有些惊讶的是，尽管在1870—1929年，前1%人口的财富份额从9.8%急剧上升到了17.8%，但不平等程度（以整体基尼系数衡量）始终保持在0.5左右，甚至有所下降。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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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工业化达到中间阶段的结果吗？从内战到一战期间的美国不平等情况的发展轨迹虽然并没有推翻库兹涅茨的假设，但确实表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1870—1913年，私有财富相对于总体个人收入来说是迅速上升的，这一现象佐证了认为资本在影响美国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并使得最高收入群体继续增长的观点。1918年美国有31.8万家公司，其中体量最大的5%获得了净收入总额的79.6%。因此，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讲话35年前，时任学会主席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年会上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费雪在1919年发表主席讲话，认为当时的美国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不平等。他认为不平等给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基础带来了威胁：“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各种类型的理论社会主义，以及在我看来，无论我们多么赞成且应当发展某种形式的社会化工业，事实就是社会主义集团的真正力量来自阶级对立……从表面来看，如果我们在工业上有更多的民主，也就是说如果工人们和公众认为他们对整个巨大产业拥有部分所有权和管理权，前面提及的所有弊端便都能减少。”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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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费雪等人的担忧，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库兹涅茨曲线如此受欢迎。它似乎表明，如果任由资本主义自由地发展，就没有必要进行人工再分配，曲线的趋势会自然发生。会是这样吗？正如卡尔多关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理论最近受到了质疑一样，库兹涅茨的观点似乎也难以解释美国在1980年以后的经历。不仅劳动力占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收入差距也随即上升（第四部分将对此进行详述）。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情况再次出现，这似乎很难与库兹涅茨曲线保持一致。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有力地总结了这一点。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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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凯蒂的看法，库兹涅茨观察到的是历史上的一个统计异常的时期。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下，如果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财富带来收益的速度会超过整体经济增长的速度，进而导致财富与收入之比升高，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在皮凯蒂的世界里，资本主义内部没有缓解不平等的力量。然而，宏观经济或政治冲击时不时会打乱正常的平衡状态。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摧毁了富人们的财富。大平衡则是暴力、经济崩溃和极端的政治变革的结果，并不是库兹涅茨描绘的平和的结构调整过程的结果。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甚至认为，从石器时代至今，通过大规模暴力和毁灭性的灾难（如战争、革命、政权瓦解或瘟疫）来毁灭富人的财富，是人类仅有的平衡经济的手段。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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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20世纪的暴力冲突对美国的冲击比对欧洲的冲击小得多。然而美国人的财富也受到了冲击。美国的私人财富与国民收入之比从1930年的近5倍下降到了1970年的不到3.5倍，当然，这主要归咎于大萧条。随着华尔街遭受大萧条的冲击，人们的最高收入自然也下降了：大萧条之后，金融行业从业者的收入锐减，这几乎正好对应了收入最高的1%的份额的下降。 68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制定的政策就不重要了。事实上，赫伯特·胡佛当局将最高所得税率降低到了25%，1933年罗斯福当政时期又将它上调至最高63%，随后它继续攀升，最终在1944年达到了骇人的94%。 69 然而，在对税收和财富转移进行调整之前和之后，不平等程度都有所下降。尽管暴力、经济衰退以及旨在遏制资本影响力的政策都能解释最高收入的下降，但这种平衡并不集中在顶层。由于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来自劳动而非资本，因此在剩余99%的人群尤其是在收入分配中下层群体中，宏观经济或政治冲击对收入不平等本该产生的减缓作用更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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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一些短期事件有可能影响了美国人的工资平衡，但它们并不是全部原因。1933年，政府首次实行国家最低工资制，使得在分配中收入较低的阶层缩小了。然而，正如林德特和威廉森所展示的那样，大平衡并不限于低收入群体：几乎在所有职业薪酬标准中，普遍存在着压缩的情况。此外，譬如收紧移民政策这一类政府干预措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因为移民通常是非技术型工人，他们的涌入会影响更广泛的劳动力增长。限制移民数额导致美国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上涨，这似乎说得通。实际上，人口增长的放缓也可能已经使得工资结构变得扁平化。然而，在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国家同样出现了工资差距缩小的情况，这说明除了国家干预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欧洲同样出现了工资结构扁平化现象，这一事实否定了“这一现象为美国特有”的解释。例如，1942年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承担了批准美国人一切工资变化的责任。1945年委员会被解散，但之后收入差距保持稳定，这表明工资设定政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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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库兹涅茨曲线完美匹配了当时的情况，皮凯蒂对不平等的解释似乎也触及了时代精神。库兹涅茨曲线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武器，它表明美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忠于杰斐逊式理想。实际情况似乎确实如此。随着机械化提高了生产率，普通人的工资也在上涨，同时美国也正在成为更平等的国家。相比之下，皮凯蒂理论的流行也反映了1980年后的情况。大部分美国人都同意，不平等程度已经令人无法容忍，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感到他们已脱离了资本主义事业：时薪的发展轨迹已经与生产率的增长脱节了（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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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宏大理论不太可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适用，其中一个原因和工人的议价能力相关。如上所述，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工会获得了更多政治力量。正如经济学家亨利·法伯（Henry Farber）及其同事表明的那样，工会密度越高，工资不平等程度就越低。 71 另一个原因是技术起作用的方式很神秘。有时候，技术进步意味着工人被取代，这会对工资施加下行压力，进而提高国民收入流向资本的份额。另一些时候，技术则对工人有利。技术进步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不变的：一些技术可能加剧不平等，另一些则会降低不平等。这取决于技术变革属于哪个层次——取代型还是使能型。它也取决于拥有特定技能的工人的供给能否跟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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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大多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物质资本或金融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工人的技能就是他们的财富，他们依靠人力资本为生。我们不难看出人力资本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表明，工人收入差异的77%源于个体特征。 72 我们将在第十章看到，教育和培训的缺乏甚至会将社会的某个群体整个排除在增长引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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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证据大都表明，在1870—1970年间技术变革主要以技能为导向。在它的推动下，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对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有所提高。然而，如果技术使得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提高了，那为什么工资不平等程度没有跟着加深呢？扬·丁伯根提出了一种概念化模型，把不平等比作技术和教育之间的竞赛，这项工作开创性地解释了大平衡现象。 73 来自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的实证研究表明，丁伯根的观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很好地揭示了美国人工资不平等的模式。 74 事实上，就算技术进步对熟练的技术工人有利，其结果也不一定是工资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人力资本的回报既取决于需求也取决于供给。只要技术工人的供给能够满足需求，他们和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差距就不会拉大。尽管达到大平衡的部分条件是一些短期事件和政府干预，但在美国长期的平等主义观念背后有一种力量，这种最普遍的（也是有着最完整的记载的）力量其实是美国劳动力的高技能化，它压低了技能溢价。 75 使能技术的变革和教育范围的扩大是导致工资水平互相接近的主要力量。从1915—1960年，相对技能供给的年增长比需求的年增长快了约1%，这导致工资差异被进一步压缩。这一模式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鲜明对比，那时候技能的需求增长超过了供给。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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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力量部分地满足了技能需求，但技能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教育政策和新制度的建立，这些制度增加了人们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有一项制度发明对广泛分享技术发明带来的福利尤为重要，它就是公立学校教育。1910—1940年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教育史上的高中运动时期。1910年，只有9%的美国年轻人拿到高中文凭，1935年这一比例升至40%。1900—1970年，美国人受教育年限的增长70%以上要归功于中学入学率的提高。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快推行公立教育。这些先行者通常有着更稳定的社区、同质程度更高的种族和宗教、更平等的收入以及更高的财富水平。因此简而言之，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帮助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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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高中运动发生的一个明显的原因。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教育是父母能为他们的孩子做的最好的投资。在1890—1920年，白领工作通常要求高中文凭，其工资是那些没有高中文凭的工作的两倍。很快，高中不仅成了就业训练营，更是人生训练营。直到1870年，大部分美国人仍从事农业工作，那些制造业从业者则在工业革命的典型行业（比如棉花、丝绸以及羊毛纺织业）工作，这些工作基本都不需要正规培训：只有10%的美国劳动者受雇于那些需要小学教育水平以上的工作。从长期来看，受教育仍是童工的一项机会成本。到了世纪之交时，男孩和成年女性的工资通常只有成年男性的一半。尽管大多数州推行强制义务教育，但由于工业依赖廉价劳动力，因此仍有一些州抵触义务教育。尤其是在童工存在时间更长的南方各州，不平等代代相传，只有相对富裕的家庭负担得起孩子的入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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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优点在于，它提高了对人们工作技能的要求，进而降低了受教育的机会成本。1900年，整个国家受雇于汽车行业的女性只有4人，男孩只有6人。对那些希望孩子摆脱辛苦的农业劳动的美国人来说，高中文凭是高薪工作的敲门砖，并已逐渐成为大部分工作的必备条件。簿记员、办事员和经理等办公室员工发现自己的收入能够补偿受教育的费用。在蓝领工人中，受过高中教育的相对少见，但那些继续上学的人绝大部分都找到了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有关的工作。他们成了电工、汽车机械师、电力工程师、机床工人等。1902年约翰·迪尔拖拉机公司的一位经理明确表示他不会“让男孩们进办公室，除非他们至少从高中毕业……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工厂里的男孩们都能接受高中教育”。 78 1920年以前，整整四分之一的劳动者从事的职业至少要求高中学历。通用电气公司等一批领先的科技公司甚至要求它们的学徒上几年高中。此后对技能的需求只会不断增加。比如，石油行业在战后对生产和管理类工人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不断提高。1948年，一家精炼厂的管理层将高中教育作为一项全面的工作要求。1953年，生产岗位的应聘者们发现自己要接受就业前测试。这项测试旨在测定“个人的记忆、集中精力、观察和遵循指令的能力”。它也会测试高中二年级水平以上的数学知识，包括代数和几何。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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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对航空业自动预订系统的调查同样表明，随着技术的进步，对更复杂技能的需求也在提高。1957年，美国航空交通量上升至5000万人次，意味着它在10年间增长了超过300%。人工方式成了航空公司提高航班预订能力的关键瓶颈。新系统极大改变了工作内容和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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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设备时，培训教员的课程也就开始了……航空公司延长了这种灌输式培训，将培训期从5—7天延长到8—10天。在经过一星期的在岗培训后，在上司的监督下，员工随即还要接受额外的26—33个小时的高级课堂指导……为了维护新系统，他们设立了7个新的技术岗位。这些技术员此前是航空公司无线电车间的维修工，需要持续地与设备直接接触。相比之下，如今一名技术员独自在有空调、无噪声的控制室工作。他穿着便装，仅在预防性维护测试期间或设备出故障的时候才需要直接接触自动设备。技术员会接受系统开发者提供的专门培训，每周上一天的课，大约上6个月……随着新预订系统的出现，一个与电子数据处理研究相关的专业工作团队也建立了起来。这个团队由5名系统工程师组成。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负责完成规划系统开发和将电子方法扩展到公司所有文书工作的任务。他们的起薪为每年7000美元。系统工程师的任职资格包括受过大学教育和拥有多种航空工作经验。有趣的是，这5名工程师中有4名拥有工商管理和社会科学的大学学位。他们在公司都有丰富多样的工作经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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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主义的宏大理论相比，教育和技术之间的竞赛是一项简单有力的经验观察。这绝不排除存在其他改变美国不平等轨迹的因素的可能性。随便举几个例子，宏观经济的冲击、工会、税收政策、金融部门监管都对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产生了影响。即使是库兹涅茨和皮凯蒂，在他们的早期理论中都指出了一些超出他们后来理论的因素。在提出那极度乐观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不平等的情况自动减少）之前，库兹涅茨明确指出经济冲击可能会发挥作用。皮凯蒂在与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的一项早期研究中提出：“有人确实可以争辩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情况仅仅是以前的倒U曲线的翻版：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已经发生，加剧了不平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受益于创新，这种不平等将在某一时刻再次下降……有种解释认为，像19世纪末（工业革命）和20世纪末（计算机革命）这样的技术革命时期比其他时期更有利于财富创造，这种解释和不平等的变化也有关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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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支持，他最近的观点指出，“库兹涅茨波浪”机制始终伴随着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他的理论的的确确证明了，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不平等轨迹和美国在计算机革命时期的不平等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 82 但这种理解立马导向了一个问題：为什么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不平等轨迹似乎遵循着不同的模式。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经济模型适用于不同的技术革命。如前所述，技术和教育之间的竞赛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然而，这些模型都只适用于使能技术主导的进步时期。这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前70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为当时技术进步主要是取代型的，许多人都无法适应技术带来的变化（第四章和第五章）。正如我们将在第九章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计算机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经验有着更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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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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