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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没有创造中产阶级，但肯定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增长。工厂制的扩张推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也随之扩大。然而，工业革命的历史并不仅仅等于资本的胜利。“白领”一词在19世纪上半叶首次被公众普遍使用，这一事实表明随着工业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也在快速变化。19世纪中期，白领工作支撑着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群体，也就是中产阶级家庭。随着机械化工厂的发展，白领工人与生产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工资的两极化出现了。如上所述，在典型的工业化时期，机械化使得技术含量高的工匠被由工人操作的机器所取代。机械化工厂参与生产后，中等收入工匠们眼看着自己的工作消失了。随着工厂生产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细木工匠、钟表匠、鞋匠等各行各业的工匠都关掉了他们的店铺。然而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管理人员，所以1850年以后白领工作岗位增加了。有一项更为细微的图景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中空化，这对手工匠们不利，但对中产阶级白领有利。最近收集的数据表明南北战争前美国白领工人的收入已经在稳步上升了。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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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世纪，经理人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增加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他们在不断发展的工厂中承担了一系列日益复杂的行政和管理任务。考古学的证据或许最能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相对富裕。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当走在美国东部这些古老的制造业城镇的街道上时，你会发现19世纪晚期中产阶级生活的痕迹最为明显。中产阶级的成员“是纽约市标志性的19世纪褐砂石建筑中的第一批住户，他们也住在遍布北部各州城镇的大量意式建筑和安妮女王风格住宅中”。 84 但作为美国人口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仍是一个小群体。职业统计数据为我们了解中产阶级家庭的占比提供了帮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夕的1870年，只有8%的美国劳动者被列为经理、专业人员或业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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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产工人的工资落后了，但取代手工匠的机器无法自己运转。机器必须由人操作，他们就是聚集在新兴工业城镇的工人阶级。随着19世纪初美国经济开始工业化，城市工人阶级首次出现了。而由于制造业工作吸引了来自欧洲和美国内陆的数百万移民，这一阶级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有了巨大增长。工厂需要操作员，“工匠可以从头到尾制作一件产品，取代他们的工人技能水平较低，只能在机器的帮助下完成一组更小的任务”。 85 但这并不表明操作员没有任何技能。工人必须在工作中学会操作机器。尽管早期的纺织机器主要是为童工设计的，但蒸汽动力的推广最终增加了对技术型工人的需求。我们在第五章了解到，只要技术变革是用童工取代熟练工匠，恩格斯式停顿就会持续下去。当时英国工人频繁用暴力反抗机械化工厂。但随着蒸汽动力的推广，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生产方面，成年人重新获得相对优势，他们发现日益复杂的机器增强了他们的技能。机器变得更大、更复杂，意味着它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工程师和机械师来设计、安装和维护。因此虽然和工资相对较低的蓝领工人相比，白领工人的工资大幅提高了，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机械师、炉工和纺织工等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当然，体力劳动者的后代很少能步入中产阶级行列。在19世纪末，白领中产阶级和生产工人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86 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充其量只能憧憬一下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但第二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他们最终有可能过上这种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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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标志性技术使生产工人过上了比19世纪初的上层阶级更好的生活。在19世纪80年代，富裕家庭开始在家中安装热水和中央供暖系统，这些在当时还是奢侈品，但很快在20世纪初普及到了工人阶级家庭中。 87 与此同时，一系列家电进入美国家庭，部分地减轻了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们的负担。批量生产自然而然开始以大众市场为目标，大多数人很快也能享受汽车等重要发明了。正如戈登在描述汽车革命时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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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拉克、林肯和克莱斯勒帝国是为那些继承了旧体制财富的人和住行政套房的人设计的。别克路霸是副总裁的象征，别克世纪则代表着新晋的中层管理人员、本地零售业主或餐馆老板。地位链条再往下游一些的是奥兹莫比尔、庞蒂亚克和无处不在的雪佛兰。多年来，雪佛兰一直是美国最畅销的汽车，新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迫切想要购买它。在向稳定中产阶级过渡的过程中，他们有能力为位于郊区的房子配套一两辆车。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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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以消费者的身份从技术变革中获益。或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20世纪的机械化主要是技能增强型的。少数工人因机器而失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可以有其他体面的工作可选。这一点在美国蓝领工人史无前例的高工资中有所反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丈夫可以支撑起一个简朴的家、一辆汽车、足够的食物和衣服甚至露营度假旅行。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家庭有足够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达到了美国广大中产阶级的较低水平。” 89 婴儿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轻家庭的乐观态度，它创造了对产品和服务的新需求，推动了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催生了新的劳动密集型服务。在这一时期，一名高中毕业的年轻男性有望找到一份薪水体面的稳定工作。美国经济能够为蓝领工人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他们仅凭工资就能享受中产阶级生活。巅峰时期的中产阶级是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多元混合。其结果反映在了收入分配的压缩上，也就是肯尼迪总统所说的“上涨的潮水推起了所有的船”。 90 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成员们开始步入中产阶级行列。这也解释了为何工人反抗机械化成了遥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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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时，美国人对机器的反抗就结束了，这确实能说明问题。19世纪的工人偶尔会反抗机械化。但在20世纪，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技术外的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其重要性次于技术本身。随着19世纪20年代白人男性获得了选举权，美国民主的早期到来意味着如果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就不再需要诉诸暴力反抗。但即便如此，美国的劳动史仍充满了暴力。直到1879年，仍有人反对机械化。福利国家的兴起无疑使得失去工作不再那么痛苦了，但直到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福利支出才开始上升。教育范围的扩大和在校年限的增加让年轻人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但那些发现自己的技能被淘汰了的人没有再回到学校。也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工人们开始组织工会，争取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但和手工业行会不同，工会基本不抵制新技术。即使发生骚乱，人们也没有冲着机器发泄不满。虽然工人们组织了起来，成了一股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但对机器的反抗基本不存在，就算有也很微弱。对劳动者来说，进步带来的好处似乎太大了，工会和工会成员无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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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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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rning Farming Machinery,” 1879,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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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Nelson, 1995, Farm and Factory: Workers in the Midwest, 1880–199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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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Taft and P. Ross, 1969, “American Labor Violence: Its Causes, Character, and Outcome,” in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H. D. Graham and T. R. Gurr (London: Corgi), 1
:22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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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E. Kaufman, 1982, “The Determinants of Stri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77,” ILR Review 35 (4): 4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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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 Wallis, 2014, “Labour Markets and Training,”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1: Industrialisation, 1700-1870, ed. R. Floud, J. Humphries, and P. Joh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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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D. Stetson, 1970, “Walter Reuther: Union Pioneer with Broad Influence Far beyond the Field of Labor,” New York Times, Ma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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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 J. Rothberg, 1960, “Adjustment to Automation in Two Firms,” in Impact of Automation: A Collection of 20 Articles about Technological Change, from the Monthly Labor Review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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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 B. Baldwin and G. P. Schultz, 1960, “The Effects of Automat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Impact of Automation: A Collection of 20 Articles about Technological Change, from the Monthly Labor Review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47-49; J. W. Childs and R. H. Bergman, 1960, “Wage-Rate Determination in an Automated Rubber Plant,” in ibid, 56-58; H. J. Rothberg, 1960, “Adjustment to Automation in Two Firms,” in ibid, 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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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S. Congress, 1984, “Computerized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he Workplace,” No. 235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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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改善工作环境，参见R. J. Gordon, 2016,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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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 Hornbeck, 2012, “The Enduring Impact of the American Dust Bowl: Short- and Long- Run Adjustments to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4): 147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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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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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ordon, 2016,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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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hocking Death in Machinery,” 1895, New York Times, May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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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he Calamity,” 1911,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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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 E. Nye, 1990, Electrifying America: Social Meanings of a New Technology, 1880–194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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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60, D785, “Work-injury Frequency Rates in Manufacturing, 1926–1956,” and D.786–790, “Work-injury Frequency Rates in Mining, 1924–1956,”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1960/compendia/hist_stats_colonial-19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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