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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 [:17046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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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 第十章 大步向前，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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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恩格斯式停顿期间，人们见证了工作场所和所在社区的快速变化。的确，在19世纪早期，像彼得·盖斯凯尔这样的社会批评家将机械工厂对社会的影响变成了公众辩论的中心。1833年，盖斯凯尔发表了《英格兰的制造业人口：道德、社会和身体状况》（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Its Moral,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它是此类研究的开创性作品，也是后来恩格斯写作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著作的灵感来源。盖斯凯尔认为，人力和蒸汽驱动的机器的斗争正在形成一场危机。他认为机械化正在改变“社会联盟的基本框架”。 1 他断言，工厂制不仅剥夺了乡村产业中的工匠的工作，也在整个英国的新兴工业城市里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贫困阶层：“蒸汽作为产生动力的媒介在机器上的普遍运用，严密地同化了所有行业的状况——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物质上。总而言之，蒸汽动力摧毁了家庭生产中的劳动，把受害者聚集到城镇或者人口密集的街区，造成家庭分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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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计算机革命使得工业革命时期兴起的许多工业城市走向了消亡。正如工业革命一样，计算机革命也给个人、家庭和社区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自从它在1979年达到顶峰之后，美国超过700万个制造业岗位消失了。聚集了蓝领工人的美国工业城镇和烟囱林立的大工业集团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无论是由于自动化还是全球化，只要是在中产阶级工作消亡的地方，就都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因对工作机会消失后的城市贫民区展开研究而获得了广泛关注。在进行大规模调查和人种志访谈后，他总结道：“社区的高失业率比高贫困率更具毁灭性。居民贫穷但有工作的社区不同于居民贫穷又失业的社区。如今城市贫民窟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犯罪、家庭离异、福利问题、社会组织水平低下，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工作机会的消失带来的结果。” 3 虽然威尔逊的工作聚焦于内城的那些经历了经济结构重组和郊区化的黑人社区，但现在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社区也出现了很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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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消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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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城镇能代表整个美国，但如果一定要想象一个代表，那么纽约伊利湖畔的克林顿港也许最接近它。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我们的孩子》（Our Kids）一书中回顾了1959年他在克林顿港读高中时班上的情况。那时的克林顿港是一个蓝领中产阶级的城镇，它几乎在每个方面明显都是美国的缩影。他回忆说同学的父母之中很少有受过教育的，其中整整三分之一甚至没有从高中毕业。然而正如镇上每个人一样，他们都在享受着战后的繁荣带来的好处：“有些人的父亲在当地汽车零部件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有些则在附近的石膏矿上、当地的军事基地里或小型家庭农场中工作。” 4 但在使能技术主导的时代，很少有家庭经历过失业或经济上的不安稳。虽然克林顿港的富裕家庭很少，但贫困潦倒的家庭也很少。他们的孩子也和其他人的孩子一样。不管社会背景如何，这些孩子会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包括体育、音乐和戏剧。“星期五晚上的橄榄球比赛吸引了镇上许多人。” 5 经过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帕特南的同学们与父辈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他们当中四分之三受过更好的教育，绝大多数人在经济阶梯上更上了一层。也许最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并不富裕的家庭的孩子比那些更有特权、教育水平更高的家庭的孩子要发展得更好。来自相对弱势背景家庭的孩子的向上流动性几乎和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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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克林顿港的美国梦已经成了一场“分屏噩梦”（split- screen nightmare）。下一代的孩子们正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现实。那些父母是符号分析师或类似职业的家庭的孩子一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些家庭财富依赖微薄的工厂工作收入的家庭的孩子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错误的轨道上。正如帕特南所指出的那样，造成美国人向上流动步履蹒跚的因素有很多，但克林顿港的繁荣所依赖的制造业基础已经在萎缩，这一点毫无疑问。高薪蓝领工作减少的同时，非婚出生率急剧上升，儿童贫困猛增，向上的流动性发生逆转。蓝领工人喜欢在离家近的地方购物，也就支撑了当地许多服务业工作。因此蓝领工作机会的消失也意味着对当地服务经济的打击，商店关门，人们离开城镇。工作减少以后，许多人离开克林顿港去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未来，克林顿港陷入了绝境。“1970年前的30年中，克林顿港的人口猛增了53%。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增长突然暂停。1990年之后的20年中，人口又下降了17%。绝望的当地工人们去其他地方找工作，因此通勤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年轻时逛的市区商店许多都空置或荒废了，部分原因是郊区的家庭美元店和沃尔玛抢走了它们的生意，另一部分原因是克林顿港的消费者们的工资在逐渐缩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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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克林顿港的情况在美国非常典型。战后有很多地方都像克林顿港，制造业作为基础带来适度的繁荣，提供了稳定而欣欣向荣的社区，为来自底层的人提供了机会。但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预期已经不再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样了，他们居住的社区也发生了变化。政治科学家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在《分崩离析》（Coming Apart）一书中描述了美国普通中产阶级本可以在战后的克林顿港获得繁荣，实际上却逐渐和美国社会脱离的情形。为了对此进行说明，他利用《当前人口调查》中的人口数据构建了一个名叫渔镇（Fishtown）的地方，以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某个主要由蓝领白人构成的社区的名字命名。被指派到渔镇的都是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如果有工作，他们从事的基本都是蓝领工作，提供面对面的服务或从事低收入的文职工作。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技能不足，无法在新经济中竞争成功。穆雷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经济中的科技因素越重要，它就越依赖于那些能提高和利用技术的人。对于那些主要资产是卓越的认知能力的人来说，这提供了许多机会。” 7 因此，为准确描述美国认知精英们的幸运和白人工人阶级的不幸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他构造了另一个叫贝尔蒙特（Belmont）的地方，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个中上层郊区的名字命名。被指派到贝尔蒙特的居民和罗伯特·赖克提出的“符号分析师”有很多共同点：受益于计算机化；至少获得了学士学位；从事高科技工作或技能型职业；过着安全而富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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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穆雷更详细地研究了自战后经济迅速增长的年代以来，渔镇居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个趋势是工作的人更少了，这令人担忧，却不令人惊讶。在1960年，贝尔蒙特和渔镇的工作习惯没什么差别：在90%的贝尔蒙特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成年人每周工作4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有81%的渔镇家庭的情况同样如此。但到了2010年，二者拉开了很大差距。有87%的贝尔蒙特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年人每周最少工作40小时。相比之下，渔镇成年人的工作机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只有53%的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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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渔镇失业情况的加剧，犯罪也增加了。联邦政府在1974—2004年间开展的囚犯调查表明，联邦和各州监狱中80%的白人罪犯来自渔镇，不到2%来自贝尔蒙特。 8 由此可见，犯罪和监禁的激增集中在一部分白人中，即白人工人阶级。就像威尔逊发现失业是造成黑人单亲家庭比例上升的原因一样，蓝领阶层白人的结婚率也下降了。 9 直到1970年，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中，只有6%是非婚生育的。4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44%。如今，生活在渔镇的孩子只有三分之一成长在有双亲的家庭里。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单亲家庭的孩子以后的生活机遇会差得多。事实上，经济学家拉杰·切蒂（Raj Chetty）与同事们发现，家庭结构衡量是预测向上流动性的最强有力的指标。一个地区的单亲比例越大，他们的孩子向上流动的机会就越渺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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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雷并不认为计算机革命是渔镇遭逢不幸的根源。相反，他认为失业是工作伦理恶化和福利依赖的结果。学者们仍在争论，在对失业率、犯罪率、结婚率模式等产生影响的因素方面，到底是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相对更重要，但似乎同时强调两者才最合理。然而毫无疑问，经济失调能为这些模式的大部分情况提供解释。随着贸易和技术的变革，一些人的机会将越来越少。那些被分派到渔镇的人显然属于此类。渔镇的许多社会问题都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果直接相关。比如，犯罪率就和犯罪活动的预期成本与收益有关。 11 如果劳动力市场中工人的预期收入下降了，那么坐牢的机会成本也就下降了。因此，在历史上如果犯罪活动的相对收益提高了，那么人们参与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就不奇怪了。比如在19世纪的英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机械化工厂淘汰掉了工人们的技能，年长的工人（尤其是手工匠人）就开始为获得经济利益而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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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失业通常是周期性的和短暂的，但贸易和技术变革使得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这种情况对犯罪活动的影响可能比短期失业更持久。其实，经济学家埃里克·古尔德（Eric Gould）、布鲁斯·温伯格（Bruce Weinberg）和戴维·穆斯塔德（David Mustard）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的消失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时发现，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失业和工资下降都影响了非技术型工人的犯罪率。在他们分析的时间里（1979—1997年），男性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减少了20%，财产犯罪增加了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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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苦难也让渔镇的人们备受折磨。这些苦难虽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不太明显，但也直接相关。在社会各个阶层，婚姻都变得不那么常见了。这一点在渔镇尤为严重，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人们工作机会的消失。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白人当中技术型劳动者一直在已婚男性中占据着最高比例。 14 技术型劳动者和美国蓝领工人之间结婚率的差别一直在缩小，直到制造业繁荣年代走向终结才开始逆转。随着蓝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提高，差别变小了。但如今在高技术经济中，蓝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愈发弱势，结婚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低。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戴维·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确实发现，蓝领工作的消失扰乱了婚姻市场，降低了结婚率。劳动力市场前景的恶化使得男性越来越不适婚，其原因之一和失业及蓝领男性经济地位的下降有关。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工厂工作机会的消失加大了年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死亡率差距。工作消失后，年轻男性更有可能早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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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学者的发现与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衰退时，宾夕法尼亚州的工厂裁员造成了工人失业，即使在失业6年后，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仍会损失25%，直接损失超过40%。 16 但裁员不仅影响了工人的收入，也明显带来了更高的死亡风险。经济学家丹尼尔·沙利文（Daniel Sullivan）和蒂尔·冯·瓦赫特（Till von Wachter）追溯了那些因工厂裁员而失业的工人们的命运，他们发现那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工作消失的工人，在失业后的短期内，死亡率上升了50%—100%。 17 即使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中年男人的预期寿命也会减少1.5年，其影响与在40岁的时候超重40磅的效果相当。因此在2015年，普林斯顿的两位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惊讶地发现，在数十年的发展之后，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年白人的年死亡率上升了。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逆转也许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中工人阶级白人工作机会减少的长期过程，这些人在脱离社会中等阶级时遭受了许多痛苦。 18 他们发现死亡率上升不是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常见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自杀和药物滥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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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报告一直都表明，即使很多因素（包括收入和教育）得到了控制，经历过失业的人仍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快乐。 20 男性（尤其是盛年失业的男性）的情况最为糟糕。 21 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甚至认为“失业比其他任何单一因素（包括离婚和分居等重要的消极因素）都更能降低幸福感”。 22 然而，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健康状况与幸福感和劳动力市场的表现紧密相关，但技术和贸易造成的失业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凯斯和迪顿描述的最近激增的“绝望的死亡”，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和上瘾成了一场严重的国家危机，影响着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美国的阿片类危机显然只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失业的增加带来的结果。毋庸置疑，中等收入工作的消失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给一大批中产阶级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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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作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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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分层带来的不只是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更令人担忧的是劳动力市场中很多人的经济情况变得更差，主观幸福感也在降低。他们的实际处境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被理解，因为他们变得越来越与世隔绝。虽然渔镇和贝尔蒙特只是用数据构建的地点，但它们关系到地理上的两极分化的加剧。著名的社会学家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Massey）、乔纳森·罗思韦尔（Jonathan Rothwell）和瑟斯顿·多米纳（Thurston Domina）最近在研究美国的分化模式时发现，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一种初级的认知阶级隔离开始在全国范围蔓延开来。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与那些经历工作低潮的家庭所面对的现实正日益分离。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分裂日益加剧，这种分裂还不只是一种社区地理上的隔离。 23 城市之间正发生着更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新工作机会的地理位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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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们所预期的情况与事实正好相反。当时的专家们认为，随着万维网、电子邮件和手机的出现，地理位置很快将变得无关紧要，地理的诅咒会成为遥远的记忆。 24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这样的未来学家甚至预计，在距离消失后，城市终将被淘汰。 25 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第一版的封面描绘了一个地理分区已成历史的世界。 26 上述作者们认为，信息技术使得面对面的交互不再有必要了，公司和工人们必须聚集在昂贵的地方（比如曼哈顿或硅谷）的时代很快就会结束。然而事实却是，即使有了现代计算机，许多复杂的交互仍太微妙了，无法通过技术实现。正如哈佛大学杰出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认为的那样，数字交流和面对面交流最好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取代。 27 更高效的信息技术使得维系多种关系成为可能。多种关系的维持则会增加面对面接触的次数。计算机革命虽然使纽约失去了作为制造业城市的优势，却增强了纽约在创新方面的竞争优势。专门从事知识工作（亦即开发和输出想法）的城市的生产率变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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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产生的价值衍生出了“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所以地理位置仍很重要。工人们想要离工作更近。公司想要招揽人才，接近顾客。父母们想要住得离好学校近一点。老年人则可能更喜欢能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气候怡人的地方。总而言之，集聚取决于人们降低商品、人员和想法的运输成本的愿望。 28 随着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在公司选择地点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也就降低了。在自动化时代来临前，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仍在增长的时候，像底特律这样的工业城市就开始衰落了。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生产已经开始从五大湖地区转移到禁止工会垄断雇用工人的南部阳光地带各州了，这些州禁止公司和工会之间签订联合安全协议。 29 然而，这种地点自由可能会降低对在高技术经济中非常有价值的聪明人才和想法进行输送的意愿。实际上这就是已发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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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在《就业机会的新布局》（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中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它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地方——门洛帕克和维塞利亚。故事开始于1969年，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拒绝了位于门洛帕克（硅谷的中心）的惠普公司提供的工作，转而去三小时车程开外的中型城镇维塞利亚上班了。当时，很多专业人员正离开城市去更小的社区，后者被认为更适合家庭生活。当时，加州的这两个地方都有着繁荣的中产阶级，有着相似的犯罪率和学校质量。虽然门洛帕克的平均工资更高，但美国正走在一条整体平等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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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门洛帕克和维塞利亚就像处于两个世界。硅谷成了全球的创新中心，维塞利亚则成了一潭死水。在维塞利亚，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所占份额排在美国的倒数第二，犯罪率很高，而且还在不断上升，相对收入则在下降。 30 而且这些并不是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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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趋势。美国的新经济分布图表明，人员和社区间的差异正不断扩大。少数城市拥有“正确的”产业、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不断吸引着优质的雇主，提供高薪工作机会。但处在另一个极端的城市只有“错误的”产业、有限的人力资本，受困于没有出路的工作和很低的平均工资。这种区别（我称之为“大分流”）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的城市越来越多地通过居民教育水平来找到自身的定位……美国社会取消种族隔离的同时，教育和收入方面的隔离却在加剧。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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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就已开始了。现在的一些专业服务（比如会计）的确能以电子方式来远程操作。然而，生产活动不断向着技能密集型发展，由计算机技术催生的新工作也是高度集中的。这表明地理位置变得更加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新工作机会的地理位置的巨大变迁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通过每十年更新一次的职业分类来识别十年前不存在的工作岗位。我和经济史学家索尔·伯杰（Thor Berger）的研究表明，在计算机革命前新出现的一些工作仍属常规工作，也不只出现在技术型城市。但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多种多样与计算机相关的职业（像程序员、软件工程师以及数据库管理员）的大量涌现，最初以知识工作见长的城市逐渐有了创造新工作的比较优势（图15）。 32 我们在一项后续研究中发现，关于新产业所在地的数据（而不是新工作的数据）也揭示了类似的模式。21世纪头10年在官方统计分类中首次出现的新行业主要与数字技术有关，比如线上拍卖、网页设计以及视频、音频流的传输。讽刺的是，正是曾使未来学家们相信会将世界变平的这些技术实际上使世界更不平坦了：数字行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技术人口聚集的城市。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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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970—2000年美国城市的知识工作及新工作创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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