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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 Berger and C. B. Frey, 2016, “Di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Shift the Fortunes of U.S. Cities? Technology Shocks and the Geography of New Job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57 (March): 38—45; J. Lin, 2011,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Cities, and New Work”,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2): 5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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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这些数据展示了那些以前并不存在的工作岗位在每个十年之初在每个城市的工人中所占比例与321个美国城市中从事抽象任务的“知识工作者”的最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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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数字技术前沿的那些科技公司选址的决定是“面对面交流有价值”这一观点的最佳印证：“如今的硅谷就是产业聚集的典型例子，它的存在表明最尖端的技术需要〔而非消除了〕地理位置上的邻近。” 34 过去20年的经验支撑了这一观点。虽然远程电子通信工具非常多，但是像硅谷这样的地理集聚中心仍非常强大。实际上，随着新工作向着技能密集型发展，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平均收入较低的地方都在追赶那些更富有的城市和地区。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和沙维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的一篇论文是在经济学上被最广泛引用的研究之一，该论文认为在计算机革命前的一个世纪中，美国各地区的收入就在持续而快速地趋同。 35 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美国。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大西洋另一边的那些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普遍而持久的大趋同。但随着认知隔离变得更加普遍，这种趋同在20世纪80年代戛然而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彼得·加农（Peter Ganong）和丹尼尔·舒格（Daniel Shoag）在《美国的区域收入趋同状况为什么减少了》一文中主张，从历史角度看，收入的趋同是由人们从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的迁徙所带动的。工人的不断涌入抑制了富裕地区工资的增长，也使得贫穷地区的收入随着人们的离开而增长了。然而，技术型城市里新工作的聚集和严格的土地使用法规相结合，打乱了这一趋势：新兴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意味着迁移不再是非技术型工人的选择了。高技能型工人则在继续迁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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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真实情况为什么不是公司迁往劳动力和住房都便宜的内陆地区呢？答案就在于创新型公司想要与其他同类型公司和技术人才保持紧密联系。经济学家贾尔斯·迪朗东（Giles Duranton）和迭戈·普加（Diego Puga）恰如其分地将城市喻为创新的摇篮，初创企业需要在这里试验才能成长。 37 企业在其初创阶段会受益于想法的交流。这种交流得益于城市的密度和与相关企业的邻近程度，这又提高了对有关技术人员的需求。这些摇篮城市是创造新工作的孵化器。当原型被开发出来、操作实现了标准化，向房产更便宜、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迁移才有经济意义。换句话说，新工作最终会扩散到其他地方。只要摇篮城市创造新工作的速度不超过它们的地理位置扩散速度，就业趋同就会随之到来。然而，新工作只有在实现标准化之后才会扩散。而且自计算机时代开始以来至今，实现了标准化的工作还没有扩散到整个国家：它们要么走向了自动化，要么被送往了海外。美国的繁荣城市已成为创新的摇篮，然而，创新之外的工作都在国外或通过机器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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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工作被机器取代而非由机器辅助的地方正在衰落。图16所描述的多用途机器人的不均衡分布图说明了一个关于技术进步的简单观点。正如其他大部分经济趋势一样，自动化不会在所有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速度发生。美国超过一半的机器人集中在10个州。这些州大多分布在东部内陆，正是男性失业情况最严重、生活不满意度最高的地方。 38 实际上，仅密歇根州的机器人数量就和整个美国西部几乎一样多。和机器人的出现相似，美国的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也不统一。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51%的中年男性没有工作；但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这一比例只有5%。最近，经济学家本杰明·奥斯汀（Benjamin Austin）、爱德华·格莱泽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开展了一项详细的研究，调查了盛年男性失业情况的地理分布。他们的一些发现并不令人惊讶：其中之一是，平均而言男性更有可能去教育程度高的地方工作； 39 另一个是，如果耐久制造业历来是某个地方的主要就业来源，那么男性去工作的可能性就低。如上所述，其实自计算机革命开始以来，绝大部分新工作都出现在技能型劳动者集中的城市。与此同时，在以常规制造业工作见长的地方，自动化带来的影响正好相反：它取代了工人，而不是为他们创造了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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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2016年美国工业机器人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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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database), 2016, World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Frankfurt am Main, https://ifr.org/worldrobotics/;S. Ruggles et al., 2018, IPUMS USA, version 8.0 (dataset). https://usa.ipums.org/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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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本图展示了2016年美国各地每千名工人对应的工业机器人数量。颜色越深表示那里的每千名工人对应的机器人数量越多。县边界基于IPUMS NHGIS（www.nhgis.org）提供的地图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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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美国，由于工作的出现与消失分布得非常不均衡，计算机革命使得整个国家变得更加不扁平了。在新的技术岗位出现的地方，服务经济迅速增长。莫雷蒂估计在特定的城市，每一个新的技术岗位都能创造足够的需求来支持另外五个岗位。相比之下，蓝领工作岗位消失的那些地方的经济遭受了重创。莫雷蒂发现，每失去一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就会引起当地1.6个服务业工作岗位的消失。 40 这一过程表明技能型城市繁荣了，烟囱城市却过时了。直到1970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和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的平均收入仍比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及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更高。但最近几十年来，技能型城市迅速发展，制造业与工业市镇却衰落了。用格莱泽的话来说，“如果这些模式继续下去，我们将可能看到一个发展更不均衡的美国。富有、成功且技能程度高的地区将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贫穷、技能程度低的地区则将成为绝望的温床”。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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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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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 Gaskell, 1833,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its Moral,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London: Baldwin and Cradoc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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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处同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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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 J. Wilson,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1 (4):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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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 D. Putnam, 2016,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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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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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处同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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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 Murray, 2013,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Random House Digital, Inc.),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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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处同上，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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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J. Wilson, 2012,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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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 2014,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4): 1553–623; R. Chetty and N. Hendren, 2018,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I: County-Level Estim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3): 116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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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G. Becker, 1968,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2): 169–217；I. Ehrlich, 1996,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Market for Offens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 (1): 43–67, and 1973, “Participation in Illegitimate Activiti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3): 5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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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 Vickers and N. L. Ziebarth, 2016,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mographics of Criminals in Victorian Englan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9 (1): 19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