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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 Moretti, 2012,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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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出处同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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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 Berger and C. B. Frey, 2016, “Di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Shift the Fortunes of U.S. Cities? Technology Shocks and the Geography of New Job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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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 Berger and C. B. Frey, 2017a, “Industrial Renewal in the 21st Century: Evidence from US Cities,” Regional Studies 51 (3): 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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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 L. Glaeser, 1998, “Are Cities Dying?,” 1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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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R. J. Barro and X. Sala-i-Martin, 1992,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2): 2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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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 Ganong and D. Shoag, 2017, “Why Ha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U.S. Declined?,”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2 (November): 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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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 Austin, E. L. Glaeser, and L. Summers, forthcoming, “Saving the Heartland: Place-Based Policies in 21st Century Americ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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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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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 Moretti, 2010, “Local Multipli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2): 3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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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 L. Glaeser, 2013, review of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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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 第十一章 政治两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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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结构崩溃，中产阶级走向衰落，自由民主将会发生什么？从历史上看，贫富差距巨大的那些社会更容易出现寡头政治和民粹主义革命。正如许多政治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广泛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支柱。事实上，极端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何自由民主未能早点到来。前工业社会的地主精英们对扩大公民权没什么兴趣，穷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则是避免挨饿。如果不存在一个提出不同期望的中产阶级，也就不存在对民主的诉求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经典著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或许正因其直白的观点“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而广为人知。 1 虽然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摩尔的意思并不是说资产阶级总是会带来民主。他坚持认为，地主精英阶层被取代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这就和英国的情况一样——英国的工业化为民主变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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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科学家们一直在关注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紧密关联，但这种关联背后的驱动力并不清晰。然而存在着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工业化催生了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变得更富有的同时也开始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弗朗西斯·福山生动地阐述了工业革命是如何以挑战传统专制秩序的方式改变潜在社会本质的。 2 民主的兴起当然与那些支持平等的价值观的不断传播有很大关系，但这些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带来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也创造和动员起了包括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内的新群体，极大改变了社会组成。因此，福山的自由民主之路始于卡尔·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是从传统封建秩序中涌现出的第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包括一些城镇商人，他们通过在工厂制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中大量投资和进行贸易来致富。工业化又反过来动员了无产阶级，即马克思的第二个新阶级。无产阶级成员离开农村，前往新崛起的工厂城镇工作。在封建秩序下，这些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但随着他们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有组织，他们开始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这反过来给民主制造了压力。 3 福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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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扩大的工业化致使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到了20世纪初，他们已经成了最大的社会群体。在不断扩大的贸易的影响下，中产阶级不断扩大。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然后在法国和比利时，再之后是19世纪末的德国、日本和其他“后发者”。这为20世纪初的重大社会和政治对抗奠定了基础……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有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最渴望民主，那就是中产阶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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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中产阶级：一段极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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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预言道，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将带来社会主义革命。但实际上，工业化的结果是劳动人民融入到更大的中产阶级中去了。然而，正如卢德主义运动和其他机器骚乱所表明的，资产阶级和普通工人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难一致。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恩格斯式停顿，在此期间劳动者没有看到自己受益于工业化。事实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会陷入生产过剩的危机。机械化工业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导致少数人拥有更多财富，无产阶级陷入贫困。这种观点在当时似乎很有道理。马克思预言道，持续的不平等最终会使总体需求短缺，导致资本主义系统崩溃。他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获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机械化的收益重新分配才能避免这种危机。如果恩格斯式停顿持续更长的时间，这种结果的某种版本很可能已经发生。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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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大约在19世纪中期情况发生了改变。正当马克思写作的时候，现代增长模式出现了。在英国工业革命最后的几十年里，蒸汽的使用加快了生产率的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开始同步上涨，由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也掌握了新技能。如上所述，使能技术变革与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有共生关系，取代工人的技术变革则恰恰相反。恩格斯式停顿期间，早期的纺织机器在生产中取代了熟练的手工匠。随着家庭生产体系的逐渐消失，工厂里出现了新工作岗位，纺织机器却被设计成了可以由童工照管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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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蒸汽动力的普及带来了更加复杂的机器，打破了熟练工匠被童工取代的去技能化模式（deskilling pattern）。工厂中的重型机械要求更多体力更强、技能更熟练的工人，技术变革从劳动取代型转变为技能增强型。这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使工人们的技能变得更有价值。最终，工人们开始感受到机械化给他们带来的福利。虽然很难建立起因果联系，但若脱离了现代增长模式，那么人们普遍不再抵制机器的现象就更难解释了。正如我们了解到的，后来的工人和代表工人的工会极少质疑机械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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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增长模式形成时，并不存在有组织的劳动力或任何重大的政府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工运动的重要性就该被低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实现了工业化的整个西方社会，工人们加入工会，开始要求民主、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更多财富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在政治层面，劳工运动实际上接受了尊重机械化的自由放任管理制度，但他们坚持要求建立税收资助的福利制度。19世纪中期以来，工业化将工人放到了一种良性循环中。在这种循环中，机械化提高了工人的赚钱能力，工会则提高了他们的议价能力。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技术变革的增强型特征使工人的技能更有价值，从而提高了议价能力。劳工运动通过鼓励工人们争取形成正式组织和投票的权利的方式，成功利用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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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自由民主的两个部分，法治和普选，是不同的政治目标。自然而然地，它们也得到了来自不同群体的支持。 5 在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为英国自由党提供了基本的支持，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和自由贸易政策更感兴趣。工人阶级则对民主更感兴趣。1832年的改革法案是英国一系列漫长的普选改革的第一步。它被公正地视作“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它促进了民主化和重要的经济改革，比如1842年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和四年后谷物法的废除。 6 由于议会改革成了一个党派政治问题，它得到了辉格党和激进派（两者日后将组成自由党）的支持，却遭到了大部分托利党（保守党）人的反对。辉格党必须在下议院获得多数席位才能让议会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自由党的主要动机是通过一边增强议会权力一边削弱王权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辉格党人也为了自身利益而支持扩大选举权。自由党联盟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支持扩大个人自由，限制国王和教会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支持自由贸易。然而他们在大选中的成功依赖于工人阶级的骚动。经济学家托克·艾特（Toke Aidt）和拉斐尔·弗兰克（Raphael Franck）认为，“如果没有斯温暴动，支持改革的辉格党人就不会在1831年下议院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 7 暴徒们担心脱粒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带来的社会动乱恰恰推动了民主化进程。正如政治科学家们认为的那样，社会动荡带来的威胁促使统治阶级扩大选举权。 8 他们认为，在早期的选举中不支持辉格党和激进派的选民和支持者们在反对机器的暴乱发生后，转而支持那些推动议会改革的候选人，因此改革者获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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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的改革法案很难算得上是工人阶级的胜利：那些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在法案通过后仍处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状态。但工人们确实推动了民主化进程。此后，自由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大选竞争产生了继续扩大选举权的压力，其结果就是工人在选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种情况是由工会扩张的斗争造成的。工会扩张的斗争促进了工党的崛起，它最终取代自由党，成为托利党的主要对手。然而早在工党崛起前的19世纪中期，托利党的立场已经从代表富裕地主转为寻求新兴中产阶级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所说的那样，本杰明·迪斯雷利决定推行《1867年改革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约40%的男性，这反映了托利党是一个全国性政党，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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