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04907
1704604908
随着越来越多人获得选举权，西方工业世界的工人们使用他们新获得的政治权力投票支持福利国家政策和社会立法。彼得·林德特在《成长中的公众》（Growing Public）中指出，1880—1930年，投票率高的民主国家征税更多，在救助穷人、老年人、病人和失业者等的社会转移支付方面的花费也更多。 10 林德特为20世纪前福利支出之所以受到很大的限制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即工人缺乏政治话语权。在典型工业革命时期，当恩格斯式停顿正在持续，英国政府甚至缩减了福利开支。《1832年改革法案》实施前，英国是唯一一个更慷慨地救济穷人的地方。鉴于工人缺乏政治影响力，这种现象似乎令人费解。为什么地主要缴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的税来帮助穷人？当时没有别的政府这么做过。
1704604909
1704604910
林德特在继承了乔治·博伊尔（George Boyer）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依赖季节性雇用的乡下地主们在留住该地区的农民以获得廉价劳动力方面是有利可图的。贫困救助政策为阻止工人迁移到英国新兴工业中心提供了一种方法。但在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获得政治影响力后，情况发生了改变。《1832年改革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了中心城镇的制造业商人群体。工业家们认为，支持一项将工人留在停滞不前的乡村的政策没什么好处。换句话说，那些救济穷人的法案的兴衰是由控制政治权力杠杆的群体自身的利益决定的。
1704604911
1704604912
虽然总有人担心富人们会使用他们的经济力量来利用民主为自身谋利，但也有人担心大多数选民会利用民主权力向富人的财富过度征税。托克维尔在1835年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普选权“将社会的政府交给穷人”会让穷人重新分配富人的财富，因为几乎在每个国家绝大部分民众都没有任何财产。 11 用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的话来说，“托克维尔的观察在政治科学家提出的那些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理论中得到了现代表达，并带有乐观的转折”。 12 中间选民理论在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群体中非常受欢迎。在建立于多数人规则的选举系统基础之上的中间选民理论中，起决定作用的摇摆选民（或者中间选民）将最终推动政治和再分配政策的制定。由于中间选民的收入几乎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他们会寻求通过政府进行更多收入再分配。这一理论会导致一个简单的预测，即更大的不平等将带来更多的再分配。 13
1704604913
1704604914
众所周知，不同地方的政治发展方式有很大不同。政治话语权和福利支出之间存在着关联，但更多人拥有投票权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再分配。选举权的扩大和社会支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即使在自由民主社会，公民也没有权利就每一个问题进行单独投票。他们必须依赖选民代表在不同的问题上交换意见。美国诞生于一次反对英国君主集权的革命，它建立在普通人的平等与自治的基础上。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美国的选举权一开始就比欧洲国家大得多。白人男性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普选权，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带来托克维尔所担心的通过税收和支出进行再分配的问题。比如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政府的贫困救济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0.6%，而且直接资助穷人的私人基金也很少。1896年，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的创始人约瑟芬·肖·洛厄尔（Josephine Shaw Lowell）明确指出她不相信贫困救济：“他们的不幸在于身体、精神或道德方面的固有缺陷……救济是一种罪恶，而且一直都是。即使它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我仍觉得它是一种罪恶。之所以说它是罪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破坏了活力、独立、勤奋和自力更生。” 14
1704604915
1704604916
为什么贫困的劳动者没有要求更多的再分配？美国早期的民主化存在一系列问题是原因之一。在接下来几十年里政党制度出现了，这些政党不得不努力获得贫穷且未受过教育的新选民群体的支持。承诺一份工作或提供其他私人利益被证明是动员起他们的最有效的方式。庇护主义迅速在几乎每一级政府中传播开来。如果给穷人提供丰厚的短期利益，意味着他们的长期收益就会受损。因为普通美国公民以政治参与换取个人利益，而在欧洲人们要求更多的再分配、全民医疗保健等，因此将美国民众吸纳到出现在欧洲的那种工人阶级或社会主义政党就要困难得多。 15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通过提供短期收益而不是制定长期的政策来获得美国工人阶级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厄斯特赖歇尔（Richard Oestreicher）认为的那样，庇护主义的兴起是美国从未出现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16
1704604917
1704604918
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改革计划终结了庇护主义，但它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相反，19世纪的庇护主义证明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它与中产阶级在稳定的民主政体中发挥的作用有关：贫穷和未受过教育的选民无法靠自己在政治上取得多大成就。再分配征税和支出取决于中等收入选民和低收入人口在多大程度上类同。因此，中等收入选民和低收入选民的长期分化可能会破坏对共同政治目标的追求。如果不平等现象像19世纪时一样严重，那么中产阶级和贫穷劳动者之间基本不会有信任。换句话说，当存在着广泛的中产阶级时，为了对技术进步（或其他导致混乱的原因）中的那些输家进行补偿而组建政治联盟是最容易的，当然此时也是最不需要补偿的时候。正如林德特所写的那样：“中等收入选民越是关注可能接受公共援助的人并将自己和家人代入其中，他们就越愿意投票支持征税，来为这种援助提供资金。” 17 只有当扩大了的中产阶级有了不同的期待，他们才可能开启一种新的中产阶级政治。
1704604919
1704604920
大萧条使得普通人工资异常增长的时代结束了。1900—1928年，制造业全职工人的年薪增长了50%以上。运输业和建筑业工人的工资增长情况也与之类似。他们正和比他们更高阶层的白领劳动者一样从增长中获益。众所周知，大萧条促进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福利国家的兴起。但这两者都依赖于白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互相信任。随着工人阶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逐渐成为中产阶级，这种信任只会越来越牢固。罗伯特·帕特南对20世纪50年代克林顿港的生活做了精彩的描述：“体力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孩子们来自相似的家庭，在学校、社区、童子军和教会团体中不知不觉地混在了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是哪家的。” 18 克林顿港在这方面并非例外。当时的体力劳动者与家人可以和白领家庭住在同一条街上。这种中产阶级生活为中产阶级政治奠定了基础。罗伯特·戈登解释道：
1704604921
1704604922
这种粗略的经济平等是最重要的政治事实，它表明战后的美国有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美国不再有工人阶级，也没有了工人阶级政治。取而代之的是中产阶级政治，它服务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抱负和自我认同感，在这两个方面中产阶级都比实际上更强大——想要被视为中产阶级的人远比已经达到幸福状态的人更多。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1906年写道，美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烤牛肉和苹果派”的基础上，这是对美国式富足的一个隐喻。战后，拥有财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中间派的政治观点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这些都证明桑巴特是对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蓝领劳动者和白领劳动者的抱负和成功之间有明显的重叠，这表明中产阶级的平等主义是多样而稳定的。 19
1704604923
1704604924
因此，从两次动荡的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中走出来的美国人发现，政治不再急剧两极分化了。机械化使得工人的技能更有价值，工人们眼看着自己的收入稳步上升，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权利。蛋糕做大后被劳工和资本方平分了。战后那些年是一个工人工资迅速上升、利润稳定增长、人们的工作安全而稳定、劳动者骚乱减少的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能享受中产阶级生活了。按照福山的解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没有在工业世界实现是因为无产阶级成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崛起使美国处于一个良性循环中，经济和政治趋同携手并进。越来越多工人从事中等收入工作，在政治观点上也更加中产阶级化。
1704604925
1704604926
1961年，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以下面这个问题开始了他在现代政治科学方面的里程碑式工作：“在一个几乎每个成年人都能表决的政治系统中，人们的知识、财富、社会地位、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以及其他资源分配都不平等，那么实际上是谁在管理？” 20 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考察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得到的答案是政治权力高度分散。纽黑文市甚至整个美国都是由中产阶级的中间选民在管理。同样重要的是，在经济上关系变得更紧密的美国人在政治上也更加紧密了。1900—1975年，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比例都上升了，两党的极端主义成员的数量都下降了：“20世纪中期是政治中间派的蜜月期，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21
1704604927
1704604928
政治科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最近在回顾达尔的问题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意义……被放大了，他给出的回答在相关性上存疑，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22 最近几十年经济不平等程度迅速加剧，但为什么用税收和支出进行再分配的情况没有如中间选民理论预测的那样大幅增加呢？如果政治话语权和再分配之间存在关联，我们不该设想后者会增加吗？但实际上，1980年以来美国的失业、住房、家庭津贴和现金福利支出以及在劳动力市场方案上的社会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停滞不前。 23
1704604929
1704604930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工人可能希望保持低税收，因为他们期待今后赚更多的钱。然而这一解释站不住脚：正如我们所见，与前一代人相比，现在的美国人对自己和孩子的前景明显更加悲观了。因此，政治科学家自然而然地开始怀疑达尔观察到的多元民主是否被小部分越来越富有的精英阶层破坏，他们利用经济权力服务于自身的政治利益。一个主要的忧虑在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会使得政治体系越来越少对普通公民的需求做出回应，这反过来又固化了经济不平等。随着中产阶级的萎缩，国会的温和派成员数量急剧下降，政治走向了两极化：“保守和自由几乎完全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代名词。” 24 经济和政治的两极化关系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前后摇摆的“舞蹈”。经济不平等助长了政治两极化，反之亦然。这使得致力于通过非政治的变革来减少技术、贸易、薪酬等方面的不平等变得更困难了。 25
1704604931
1704604932
人们的另一个相关的担忧是，财富的日益集中正在破坏民主的合法性。比如，高昂的竞选费用加深了当选官员对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群体的依赖。然而，美国普通工薪阶层政治话语权的日益减弱是由比少数富人更大的利益驱动的。更令人担忧的是，企业游说的支出大幅增加，工会成员的数量则在不断减少，这种情况“损害了有组织的劳动人民代表参与政府进程的主要机制”。 26 我们用最低工资制度的衰落为例来进行解释。我们从大量调查数据中了解到，长期以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许多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在2006年和2008年的选举活动期间，合作国会选举研究（CCES）调查了近7万名美国人对提高最低工资的意见。95%的民主党人（不论自身贫富）都表示支持。在共和党方面，低收入群体中大约75%的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而在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群体中则只有45%的人表示支持。这只是许多此类调查中的一个，“大量公众一致支持提高最低工资，使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大幅下降这一事实更令人惊讶了”。 27 然而，正如记者玛丽莲·吉瓦克斯（Marilyn Geewax）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很多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但几乎没有选民就这一问题联系他们的选民代表。“顶级说客不断向餐厅老板和小企业主们进行组织、动员和宣传，他们一直在告诉国会更高的工资会减少利润，限制创造新工作的能力。” 28 此外，有组织劳工的数量的减少也很难让劳工问题变得更简单。巴特尔斯分析了1949—2013年每年的实际最低工资同比波动的关联，结果显示民主党总统在任时的最低工资实际数值比共和党总统在任时高出40—55美分。然而，他还发现最低工资支持者的境遇甚至更依赖于有组织的劳工。 29
1704604933
1704604934
问题不在于提高最低工资就是缓解工人忧虑的最佳方式。更高的最低工资同样刺激了自动化的发展，这表明劳动者从最低工资得到的收益可能是短期的。 30 然而，巴特尔斯的分析指向了一个更一般的观点，即提高最低工资的想法就算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没能实现，这种情况表明工人正在失去政治影响力。众所周知，工会组织化（unionization）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峰。当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也能因工厂和办公机器提高了自身技能的价值而获得更强的挣钱能力。这也让工会变得更强大，尽管某些时候新技术淘汰了工人们（比如灯夫和码头工人）的技能，也由此使得代表工人的工会过时了，但工会成员只占劳动人口的一小部分。20世纪中期最大的单一产业是汽车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其成员带来了巨大利益，包括更高的工资、丰厚的养老金以及健康保险，同时它也在有关机械化和其他重要资本投资的管理决策上做了让步。1950年联合会主席沃尔特·鲁瑟与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协议（这一协议被《财富》杂志称为“底特律条约”），也和福特、克莱斯勒达成了类似的协议。这些协议为工会成员争取了更高的报酬和更多的假期，作为回报，工会将保护汽车公司免受罢工的困扰。这些协议还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其他许多批量生产行业的集体协商产生了影响。但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所写的那样：
1704604935
1704604936
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有强大的工会支持，也信任管理层。他们承诺在流水线上不间断劳动，以换取高工资和退休金的承诺。如今的工人和雇主却不信任彼此能做出任何承诺……工会力量衰落了：大部分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都不在工会已经成功组织起来的那些地方工作。劳动者和管理层之间缺少协议。年轻人既没有权利获得体面的薪水和福利，也没有义务成为忠诚的工人……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底特律条约得到了沃尔特·鲁瑟和当时其他劳工领袖的赞扬，但它已经被普遍的不信任所取代。 31
1704604937
1704604938
20世纪中期的工会组织帮工人获得了清晰的政治话语权，为非技能型工人建立了社会关系。例如，帕特南令人信服地辩称，工会成员减少以后工人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下降了。 32 此外，工会所代表的工人类型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密度达到顶峰时，工会成员的平均技能水平相对较低。而如今工会成员和非工会成员一样拥有技能。 33
1704604939
1704604940
在政党政治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代表非技术型工人的转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产阶级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员构成了左翼政党的支持基础。事实上，托马斯·皮凯蒂通过选举后调查发现，在这几十年中，主张扩大再分配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左翼政党都得到了教育水平有限的选民的支持。但在后来，传统的得到劳动者支持的社会民主党派开始与教育水平更高的选民紧密联系起来。皮凯蒂认为在21世纪头10年里，从这一转变中产生了多精英政党体系，其中的富人支持右翼政党，教育水平高的精英则支持新左翼政党。 34
1704604941
1704604942
因此，非技术型工人与主流政治党派日益脱离开来。工会曾经带给工人额外的议价能力和政治话语权，促进了非技术型工人的社会关系，但现在工会正在衰落。与此同时，认知隔离造成了影响：符号分析师更难获悉关于工人阶级生活的一手信息了，因为他们在各自生活的社区中看不到彼此。经济隔离日益严重，意味着非技术型工人与那些成功人士的隔阂不断加深，这也解释了为何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政治偏好正变得更加两极化。 35
1704604943
1704604944
全球化、自动化、民粹主义
1704604945
1704604946
当选的官员们对数百万非技术型劳动者的忧虑无动于衷，对他们的政治利益不管不顾或完全忽视。2008年，也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其位于威斯康星州简斯维尔的工厂一年前，奥巴马总统在这座工厂发表了一场鼓舞人心的演讲，他说“这座工厂将在这里继续存在一百年”。 36 工厂关停之后，奥巴马的白宫汽车社区和工人委员会主席参观了简斯维尔，但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或救济。2012年，奥巴马在麦迪逊的竞选集会上对欢呼的人群说“汽车产业将重回巅峰”，此时在新闻上看到他的简斯维尔居民一定会想起他以前说过什么。按照埃米·戈德斯坦（Amy Goldstein）的说法，那些话很难在简斯维尔再说一遍了。 37
1704604947
1704604948
非技术型工人的经济机会不断减少，他们的担忧也很少得到政治回应，这些情况助长了民粹主义和（身份）认同政治。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几乎惹怒了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群体，但也许有一个例外——白人工人阶级。大选的结果被认为是对美国白人作为主导群体的未来地位（而非经济困难）感到焦虑的结果。正如政治科学家戴安娜·C. 穆茨（Diana C. Mutz）认为的那样，“在许多方面，群体威胁感是一个比经济衰退更难缠的对手，因为它是一种心态，而非实际发生的情况或不幸”。 38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白人认为自己和自己的身份认同因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减少而受到了威胁。工人阶级永远不只是一个经济范畴，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制造业时代，男性工人必须说服自己以工厂流水线上单调的劳动为荣。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Michèle Lamont）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构建一个“自律的自我”的身份。 39 这一身份需要纪律，每天早起去上班，日复一日地、连续地完成同样的常规工作。他们需要自律才能成为养家糊口的人，每年、每周把工资带回家。20世纪90年代，拉蒙采访了一些男性蓝领工人，她发现这些工人将自己的自律类型与美国其他群体的自律做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认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们或符号分析师不值得信任，因为后者不够正直，愿意为了晋升做任何事情。蓝领工人中的白人也疏远黑人，因为他们认为黑人缺乏自律，经常依靠福利来生活。
1704604949
1704604950
工人阶级的“白人化”有其历史根源。用切尔林的话来说就是：
1704604951
1704604952
许多工会不吸纳黑人成员。即使是那些吸纳了黑人成员的工会，当地分支通常也是分开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其领袖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敦促其旗下的工会组织接纳黑人，这样雇主就不能使用低薪黑人来削弱白人的地位。但联合会对他的言论无动于衷，像全国机械师协会这样一些重要的工会尽管拒绝接纳黑人成员，却仍被允许加入劳工联合会。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成了一个隐含着“白人”意味的术语。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术语都保留着这一隐含意义。 40
1704604953
1704604954
在锈带（Rust Belt，美国东北部衰落的制造业市镇），失业现象如今非常普遍，“自律的自我”更难得到认同，潜伏的不满苏醒了。我们通过大量研究得知，相对收入影响着人们的抱负和主观幸福感。 41 以前蓝领白人认为他们在往上爬，但现在他们觉得自己落在了后头。正如综合社会调查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对过去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态度（乐观或悲观）存在相当大的种族差异。自1994年以来，该调查向美国人问了一些问题，比如：“你认为自己跟在你这个年纪的父母相比，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了，或略微提高，或基本保持一致，略微下降，还是大幅下降了？”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民众中，黑人群体中给出否定答复的比例自1994年以来下降了，白人群体中给出否定答复的比例则大幅上升了。 42 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在白人工人阶级中的吸引力：
1704604955
1704604956
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群体中，仍存在着种族矛盾。白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长期以来沉浸在对黑人的敌意中。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中，大部分白人工会拒绝吸纳非洲裔美国人，这种公开的种族歧视后来大幅下降了。民权立法、态度转变和受教育水平的上升都是非洲裔美国人相对地位上升的原因。1900年，工会领袖公开指斥黑人为“Negro race”的情况很普遍，但你无法想象如今的工会领袖会这么做。尽管如此，在“白人”和“工人阶级”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关联……接受调查的白人男性认为，与上一代相比他们的劳动力市场预期恶化了，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在蓝领工作机会整体都在缩减的环境中，白人认为黑人向上发展是不公平地侵占了他们的机会，而非削弱了他们拥有的种族特权地位。 43
[
上一页 ]
[ :1.7046049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