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04873
1704604874
38 B. Austin, E. L. Glaeser, and L. Summers, forthcoming, “Saving the Heartland: Place-Based Policies in 21st Century Americ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704604875
1704604876
39 出处同上。
1704604877
1704604878
40 E. Moretti, 2010, “Local Multipli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2): 373–77.
1704604879
1704604880
41 E. L. Glaeser, 2013, review of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 831.
1704604881
1704604882
1704604883
1704604884
1704604885
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 [
:1704601986]
1704604886
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 第十一章 政治两极化
1704604887
1704604888
当社会结构崩溃，中产阶级走向衰落，自由民主将会发生什么？从历史上看，贫富差距巨大的那些社会更容易出现寡头政治和民粹主义革命。正如许多政治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广泛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支柱。事实上，极端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何自由民主未能早点到来。前工业社会的地主精英们对扩大公民权没什么兴趣，穷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则是避免挨饿。如果不存在一个提出不同期望的中产阶级，也就不存在对民主的诉求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经典著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或许正因其直白的观点“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而广为人知。 1 虽然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摩尔的意思并不是说资产阶级总是会带来民主。他坚持认为，地主精英阶层被取代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这就和英国的情况一样——英国的工业化为民主变革奠定了基础。
1704604889
1704604890
尽管社会科学家们一直在关注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紧密关联，但这种关联背后的驱动力并不清晰。然而存在着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工业化催生了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变得更富有的同时也开始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弗朗西斯·福山生动地阐述了工业革命是如何以挑战传统专制秩序的方式改变潜在社会本质的。 2 民主的兴起当然与那些支持平等的价值观的不断传播有很大关系，但这些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带来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也创造和动员起了包括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内的新群体，极大改变了社会组成。因此，福山的自由民主之路始于卡尔·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是从传统封建秩序中涌现出的第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包括一些城镇商人，他们通过在工厂制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中大量投资和进行贸易来致富。工业化又反过来动员了无产阶级，即马克思的第二个新阶级。无产阶级成员离开农村，前往新崛起的工厂城镇工作。在封建秩序下，这些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但随着他们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有组织，他们开始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这反过来给民主制造了压力。 3 福山写道：
1704604891
1704604892
日益扩大的工业化致使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到了20世纪初，他们已经成了最大的社会群体。在不断扩大的贸易的影响下，中产阶级不断扩大。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然后在法国和比利时，再之后是19世纪末的德国、日本和其他“后发者”。这为20世纪初的重大社会和政治对抗奠定了基础……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有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最渴望民主，那就是中产阶级。 4
1704604893
1704604894
民主与中产阶级：一段极简史
1704604895
1704604896
马克思曾预言道，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将带来社会主义革命。但实际上，工业化的结果是劳动人民融入到更大的中产阶级中去了。然而，正如卢德主义运动和其他机器骚乱所表明的，资产阶级和普通工人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难一致。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恩格斯式停顿，在此期间劳动者没有看到自己受益于工业化。事实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会陷入生产过剩的危机。机械化工业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导致少数人拥有更多财富，无产阶级陷入贫困。这种观点在当时似乎很有道理。马克思预言道，持续的不平等最终会使总体需求短缺，导致资本主义系统崩溃。他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获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机械化的收益重新分配才能避免这种危机。如果恩格斯式停顿持续更长的时间，这种结果的某种版本很可能已经发生。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1704604897
1704604898
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大约在19世纪中期情况发生了改变。正当马克思写作的时候，现代增长模式出现了。在英国工业革命最后的几十年里，蒸汽的使用加快了生产率的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开始同步上涨，由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也掌握了新技能。如上所述，使能技术变革与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有共生关系，取代工人的技术变革则恰恰相反。恩格斯式停顿期间，早期的纺织机器在生产中取代了熟练的手工匠。随着家庭生产体系的逐渐消失，工厂里出现了新工作岗位，纺织机器却被设计成了可以由童工照管的形式。
1704604899
1704604900
然而，蒸汽动力的普及带来了更加复杂的机器，打破了熟练工匠被童工取代的去技能化模式（deskilling pattern）。工厂中的重型机械要求更多体力更强、技能更熟练的工人，技术变革从劳动取代型转变为技能增强型。这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使工人们的技能变得更有价值。最终，工人们开始感受到机械化给他们带来的福利。虽然很难建立起因果联系，但若脱离了现代增长模式，那么人们普遍不再抵制机器的现象就更难解释了。正如我们了解到的，后来的工人和代表工人的工会极少质疑机械化的必要性。
1704604901
1704604902
现代增长模式形成时，并不存在有组织的劳动力或任何重大的政府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工运动的重要性就该被低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实现了工业化的整个西方社会，工人们加入工会，开始要求民主、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更多财富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在政治层面，劳工运动实际上接受了尊重机械化的自由放任管理制度，但他们坚持要求建立税收资助的福利制度。19世纪中期以来，工业化将工人放到了一种良性循环中。在这种循环中，机械化提高了工人的赚钱能力，工会则提高了他们的议价能力。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技术变革的增强型特征使工人的技能更有价值，从而提高了议价能力。劳工运动通过鼓励工人们争取形成正式组织和投票的权利的方式，成功利用了这一点。
1704604903
1704604904
毫无疑问，自由民主的两个部分，法治和普选，是不同的政治目标。自然而然地，它们也得到了来自不同群体的支持。 5 在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为英国自由党提供了基本的支持，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和自由贸易政策更感兴趣。工人阶级则对民主更感兴趣。1832年的改革法案是英国一系列漫长的普选改革的第一步。它被公正地视作“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它促进了民主化和重要的经济改革，比如1842年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和四年后谷物法的废除。 6 由于议会改革成了一个党派政治问题，它得到了辉格党和激进派（两者日后将组成自由党）的支持，却遭到了大部分托利党（保守党）人的反对。辉格党必须在下议院获得多数席位才能让议会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自由党的主要动机是通过一边增强议会权力一边削弱王权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辉格党人也为了自身利益而支持扩大选举权。自由党联盟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支持扩大个人自由，限制国王和教会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支持自由贸易。然而他们在大选中的成功依赖于工人阶级的骚动。经济学家托克·艾特（Toke Aidt）和拉斐尔·弗兰克（Raphael Franck）认为，“如果没有斯温暴动，支持改革的辉格党人就不会在1831年下议院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 7 暴徒们担心脱粒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带来的社会动乱恰恰推动了民主化进程。正如政治科学家们认为的那样，社会动荡带来的威胁促使统治阶级扩大选举权。 8 他们认为，在早期的选举中不支持辉格党和激进派的选民和支持者们在反对机器的暴乱发生后，转而支持那些推动议会改革的候选人，因此改革者获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
1704604905
1704604906
1832年的改革法案很难算得上是工人阶级的胜利：那些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在法案通过后仍处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状态。但工人们确实推动了民主化进程。此后，自由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大选竞争产生了继续扩大选举权的压力，其结果就是工人在选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种情况是由工会扩张的斗争造成的。工会扩张的斗争促进了工党的崛起，它最终取代自由党，成为托利党的主要对手。然而早在工党崛起前的19世纪中期，托利党的立场已经从代表富裕地主转为寻求新兴中产阶级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所说的那样，本杰明·迪斯雷利决定推行《1867年改革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约40%的男性，这反映了托利党是一个全国性政党，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 9
1704604907
1704604908
随着越来越多人获得选举权，西方工业世界的工人们使用他们新获得的政治权力投票支持福利国家政策和社会立法。彼得·林德特在《成长中的公众》（Growing Public）中指出，1880—1930年，投票率高的民主国家征税更多，在救助穷人、老年人、病人和失业者等的社会转移支付方面的花费也更多。 10 林德特为20世纪前福利支出之所以受到很大的限制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即工人缺乏政治话语权。在典型工业革命时期，当恩格斯式停顿正在持续，英国政府甚至缩减了福利开支。《1832年改革法案》实施前，英国是唯一一个更慷慨地救济穷人的地方。鉴于工人缺乏政治影响力，这种现象似乎令人费解。为什么地主要缴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的税来帮助穷人？当时没有别的政府这么做过。
1704604909
1704604910
林德特在继承了乔治·博伊尔（George Boyer）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依赖季节性雇用的乡下地主们在留住该地区的农民以获得廉价劳动力方面是有利可图的。贫困救助政策为阻止工人迁移到英国新兴工业中心提供了一种方法。但在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获得政治影响力后，情况发生了改变。《1832年改革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了中心城镇的制造业商人群体。工业家们认为，支持一项将工人留在停滞不前的乡村的政策没什么好处。换句话说，那些救济穷人的法案的兴衰是由控制政治权力杠杆的群体自身的利益决定的。
1704604911
1704604912
虽然总有人担心富人们会使用他们的经济力量来利用民主为自身谋利，但也有人担心大多数选民会利用民主权力向富人的财富过度征税。托克维尔在1835年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普选权“将社会的政府交给穷人”会让穷人重新分配富人的财富，因为几乎在每个国家绝大部分民众都没有任何财产。 11 用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的话来说，“托克维尔的观察在政治科学家提出的那些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理论中得到了现代表达，并带有乐观的转折”。 12 中间选民理论在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群体中非常受欢迎。在建立于多数人规则的选举系统基础之上的中间选民理论中，起决定作用的摇摆选民（或者中间选民）将最终推动政治和再分配政策的制定。由于中间选民的收入几乎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他们会寻求通过政府进行更多收入再分配。这一理论会导致一个简单的预测，即更大的不平等将带来更多的再分配。 13
1704604913
1704604914
众所周知，不同地方的政治发展方式有很大不同。政治话语权和福利支出之间存在着关联，但更多人拥有投票权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再分配。选举权的扩大和社会支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即使在自由民主社会，公民也没有权利就每一个问题进行单独投票。他们必须依赖选民代表在不同的问题上交换意见。美国诞生于一次反对英国君主集权的革命，它建立在普通人的平等与自治的基础上。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美国的选举权一开始就比欧洲国家大得多。白人男性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普选权，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带来托克维尔所担心的通过税收和支出进行再分配的问题。比如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政府的贫困救济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0.6%，而且直接资助穷人的私人基金也很少。1896年，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的创始人约瑟芬·肖·洛厄尔（Josephine Shaw Lowell）明确指出她不相信贫困救济：“他们的不幸在于身体、精神或道德方面的固有缺陷……救济是一种罪恶，而且一直都是。即使它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我仍觉得它是一种罪恶。之所以说它是罪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破坏了活力、独立、勤奋和自力更生。” 14
1704604915
1704604916
为什么贫困的劳动者没有要求更多的再分配？美国早期的民主化存在一系列问题是原因之一。在接下来几十年里政党制度出现了，这些政党不得不努力获得贫穷且未受过教育的新选民群体的支持。承诺一份工作或提供其他私人利益被证明是动员起他们的最有效的方式。庇护主义迅速在几乎每一级政府中传播开来。如果给穷人提供丰厚的短期利益，意味着他们的长期收益就会受损。因为普通美国公民以政治参与换取个人利益，而在欧洲人们要求更多的再分配、全民医疗保健等，因此将美国民众吸纳到出现在欧洲的那种工人阶级或社会主义政党就要困难得多。 15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通过提供短期收益而不是制定长期的政策来获得美国工人阶级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厄斯特赖歇尔（Richard Oestreicher）认为的那样，庇护主义的兴起是美国从未出现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16
1704604917
1704604918
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改革计划终结了庇护主义，但它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相反，19世纪的庇护主义证明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它与中产阶级在稳定的民主政体中发挥的作用有关：贫穷和未受过教育的选民无法靠自己在政治上取得多大成就。再分配征税和支出取决于中等收入选民和低收入人口在多大程度上类同。因此，中等收入选民和低收入选民的长期分化可能会破坏对共同政治目标的追求。如果不平等现象像19世纪时一样严重，那么中产阶级和贫穷劳动者之间基本不会有信任。换句话说，当存在着广泛的中产阶级时，为了对技术进步（或其他导致混乱的原因）中的那些输家进行补偿而组建政治联盟是最容易的，当然此时也是最不需要补偿的时候。正如林德特所写的那样：“中等收入选民越是关注可能接受公共援助的人并将自己和家人代入其中，他们就越愿意投票支持征税，来为这种援助提供资金。” 17 只有当扩大了的中产阶级有了不同的期待，他们才可能开启一种新的中产阶级政治。
1704604919
1704604920
大萧条使得普通人工资异常增长的时代结束了。1900—1928年，制造业全职工人的年薪增长了50%以上。运输业和建筑业工人的工资增长情况也与之类似。他们正和比他们更高阶层的白领劳动者一样从增长中获益。众所周知，大萧条促进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福利国家的兴起。但这两者都依赖于白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互相信任。随着工人阶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逐渐成为中产阶级，这种信任只会越来越牢固。罗伯特·帕特南对20世纪50年代克林顿港的生活做了精彩的描述：“体力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孩子们来自相似的家庭，在学校、社区、童子军和教会团体中不知不觉地混在了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是哪家的。” 18 克林顿港在这方面并非例外。当时的体力劳动者与家人可以和白领家庭住在同一条街上。这种中产阶级生活为中产阶级政治奠定了基础。罗伯特·戈登解释道：
1704604921
1704604922
这种粗略的经济平等是最重要的政治事实，它表明战后的美国有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美国不再有工人阶级，也没有了工人阶级政治。取而代之的是中产阶级政治，它服务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抱负和自我认同感，在这两个方面中产阶级都比实际上更强大——想要被视为中产阶级的人远比已经达到幸福状态的人更多。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1906年写道，美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烤牛肉和苹果派”的基础上，这是对美国式富足的一个隐喻。战后，拥有财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中间派的政治观点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这些都证明桑巴特是对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蓝领劳动者和白领劳动者的抱负和成功之间有明显的重叠，这表明中产阶级的平等主义是多样而稳定的。 19
[
上一页 ]
[ :1.7046048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