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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两次动荡的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中走出来的美国人发现，政治不再急剧两极分化了。机械化使得工人的技能更有价值，工人们眼看着自己的收入稳步上升，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权利。蛋糕做大后被劳工和资本方平分了。战后那些年是一个工人工资迅速上升、利润稳定增长、人们的工作安全而稳定、劳动者骚乱减少的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能享受中产阶级生活了。按照福山的解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没有在工业世界实现是因为无产阶级成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崛起使美国处于一个良性循环中，经济和政治趋同携手并进。越来越多工人从事中等收入工作，在政治观点上也更加中产阶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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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以下面这个问题开始了他在现代政治科学方面的里程碑式工作：“在一个几乎每个成年人都能表决的政治系统中，人们的知识、财富、社会地位、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以及其他资源分配都不平等，那么实际上是谁在管理？” 20 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考察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得到的答案是政治权力高度分散。纽黑文市甚至整个美国都是由中产阶级的中间选民在管理。同样重要的是，在经济上关系变得更紧密的美国人在政治上也更加紧密了。1900—1975年，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比例都上升了，两党的极端主义成员的数量都下降了：“20世纪中期是政治中间派的蜜月期，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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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最近在回顾达尔的问题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意义……被放大了，他给出的回答在相关性上存疑，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22 最近几十年经济不平等程度迅速加剧，但为什么用税收和支出进行再分配的情况没有如中间选民理论预测的那样大幅增加呢？如果政治话语权和再分配之间存在关联，我们不该设想后者会增加吗？但实际上，1980年以来美国的失业、住房、家庭津贴和现金福利支出以及在劳动力市场方案上的社会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停滞不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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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工人可能希望保持低税收，因为他们期待今后赚更多的钱。然而这一解释站不住脚：正如我们所见，与前一代人相比，现在的美国人对自己和孩子的前景明显更加悲观了。因此，政治科学家自然而然地开始怀疑达尔观察到的多元民主是否被小部分越来越富有的精英阶层破坏，他们利用经济权力服务于自身的政治利益。一个主要的忧虑在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会使得政治体系越来越少对普通公民的需求做出回应，这反过来又固化了经济不平等。随着中产阶级的萎缩，国会的温和派成员数量急剧下降，政治走向了两极化：“保守和自由几乎完全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代名词。” 24 经济和政治的两极化关系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前后摇摆的“舞蹈”。经济不平等助长了政治两极化，反之亦然。这使得致力于通过非政治的变革来减少技术、贸易、薪酬等方面的不平等变得更困难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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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另一个相关的担忧是，财富的日益集中正在破坏民主的合法性。比如，高昂的竞选费用加深了当选官员对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群体的依赖。然而，美国普通工薪阶层政治话语权的日益减弱是由比少数富人更大的利益驱动的。更令人担忧的是，企业游说的支出大幅增加，工会成员的数量则在不断减少，这种情况“损害了有组织的劳动人民代表参与政府进程的主要机制”。 26 我们用最低工资制度的衰落为例来进行解释。我们从大量调查数据中了解到，长期以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许多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在2006年和2008年的选举活动期间，合作国会选举研究（CCES）调查了近7万名美国人对提高最低工资的意见。95%的民主党人（不论自身贫富）都表示支持。在共和党方面，低收入群体中大约75%的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而在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群体中则只有45%的人表示支持。这只是许多此类调查中的一个，“大量公众一致支持提高最低工资，使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大幅下降这一事实更令人惊讶了”。 27 然而，正如记者玛丽莲·吉瓦克斯（Marilyn Geewax）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很多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但几乎没有选民就这一问题联系他们的选民代表。“顶级说客不断向餐厅老板和小企业主们进行组织、动员和宣传，他们一直在告诉国会更高的工资会减少利润，限制创造新工作的能力。” 28 此外，有组织劳工的数量的减少也很难让劳工问题变得更简单。巴特尔斯分析了1949—2013年每年的实际最低工资同比波动的关联，结果显示民主党总统在任时的最低工资实际数值比共和党总统在任时高出40—55美分。然而，他还发现最低工资支持者的境遇甚至更依赖于有组织的劳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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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提高最低工资就是缓解工人忧虑的最佳方式。更高的最低工资同样刺激了自动化的发展，这表明劳动者从最低工资得到的收益可能是短期的。 30 然而，巴特尔斯的分析指向了一个更一般的观点，即提高最低工资的想法就算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没能实现，这种情况表明工人正在失去政治影响力。众所周知，工会组织化（unionization）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峰。当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也能因工厂和办公机器提高了自身技能的价值而获得更强的挣钱能力。这也让工会变得更强大，尽管某些时候新技术淘汰了工人们（比如灯夫和码头工人）的技能，也由此使得代表工人的工会过时了，但工会成员只占劳动人口的一小部分。20世纪中期最大的单一产业是汽车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其成员带来了巨大利益，包括更高的工资、丰厚的养老金以及健康保险，同时它也在有关机械化和其他重要资本投资的管理决策上做了让步。1950年联合会主席沃尔特·鲁瑟与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协议（这一协议被《财富》杂志称为“底特律条约”），也和福特、克莱斯勒达成了类似的协议。这些协议为工会成员争取了更高的报酬和更多的假期，作为回报，工会将保护汽车公司免受罢工的困扰。这些协议还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其他许多批量生产行业的集体协商产生了影响。但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所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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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有强大的工会支持，也信任管理层。他们承诺在流水线上不间断劳动，以换取高工资和退休金的承诺。如今的工人和雇主却不信任彼此能做出任何承诺……工会力量衰落了：大部分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都不在工会已经成功组织起来的那些地方工作。劳动者和管理层之间缺少协议。年轻人既没有权利获得体面的薪水和福利，也没有义务成为忠诚的工人……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底特律条约得到了沃尔特·鲁瑟和当时其他劳工领袖的赞扬，但它已经被普遍的不信任所取代。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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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的工会组织帮工人获得了清晰的政治话语权，为非技能型工人建立了社会关系。例如，帕特南令人信服地辩称，工会成员减少以后工人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下降了。 32 此外，工会所代表的工人类型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密度达到顶峰时，工会成员的平均技能水平相对较低。而如今工会成员和非工会成员一样拥有技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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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党政治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代表非技术型工人的转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产阶级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员构成了左翼政党的支持基础。事实上，托马斯·皮凯蒂通过选举后调查发现，在这几十年中，主张扩大再分配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左翼政党都得到了教育水平有限的选民的支持。但在后来，传统的得到劳动者支持的社会民主党派开始与教育水平更高的选民紧密联系起来。皮凯蒂认为在21世纪头10年里，从这一转变中产生了多精英政党体系，其中的富人支持右翼政党，教育水平高的精英则支持新左翼政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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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非技术型工人与主流政治党派日益脱离开来。工会曾经带给工人额外的议价能力和政治话语权，促进了非技术型工人的社会关系，但现在工会正在衰落。与此同时，认知隔离造成了影响：符号分析师更难获悉关于工人阶级生活的一手信息了，因为他们在各自生活的社区中看不到彼此。经济隔离日益严重，意味着非技术型工人与那些成功人士的隔阂不断加深，这也解释了为何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政治偏好正变得更加两极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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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自动化、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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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的官员们对数百万非技术型劳动者的忧虑无动于衷，对他们的政治利益不管不顾或完全忽视。2008年，也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其位于威斯康星州简斯维尔的工厂一年前，奥巴马总统在这座工厂发表了一场鼓舞人心的演讲，他说“这座工厂将在这里继续存在一百年”。 36 工厂关停之后，奥巴马的白宫汽车社区和工人委员会主席参观了简斯维尔，但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或救济。2012年，奥巴马在麦迪逊的竞选集会上对欢呼的人群说“汽车产业将重回巅峰”，此时在新闻上看到他的简斯维尔居民一定会想起他以前说过什么。按照埃米·戈德斯坦（Amy Goldstein）的说法，那些话很难在简斯维尔再说一遍了。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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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型工人的经济机会不断减少，他们的担忧也很少得到政治回应，这些情况助长了民粹主义和（身份）认同政治。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几乎惹怒了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群体，但也许有一个例外——白人工人阶级。大选的结果被认为是对美国白人作为主导群体的未来地位（而非经济困难）感到焦虑的结果。正如政治科学家戴安娜·C. 穆茨（Diana C. Mutz）认为的那样，“在许多方面，群体威胁感是一个比经济衰退更难缠的对手，因为它是一种心态，而非实际发生的情况或不幸”。 38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白人认为自己和自己的身份认同因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减少而受到了威胁。工人阶级永远不只是一个经济范畴，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制造业时代，男性工人必须说服自己以工厂流水线上单调的劳动为荣。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Michèle Lamont）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构建一个“自律的自我”的身份。 39 这一身份需要纪律，每天早起去上班，日复一日地、连续地完成同样的常规工作。他们需要自律才能成为养家糊口的人，每年、每周把工资带回家。20世纪90年代，拉蒙采访了一些男性蓝领工人，她发现这些工人将自己的自律类型与美国其他群体的自律做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认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们或符号分析师不值得信任，因为后者不够正直，愿意为了晋升做任何事情。蓝领工人中的白人也疏远黑人，因为他们认为黑人缺乏自律，经常依靠福利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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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白人化”有其历史根源。用切尔林的话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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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工会不吸纳黑人成员。即使是那些吸纳了黑人成员的工会，当地分支通常也是分开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其领袖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敦促其旗下的工会组织接纳黑人，这样雇主就不能使用低薪黑人来削弱白人的地位。但联合会对他的言论无动于衷，像全国机械师协会这样一些重要的工会尽管拒绝接纳黑人成员，却仍被允许加入劳工联合会。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成了一个隐含着“白人”意味的术语。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术语都保留着这一隐含意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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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锈带（Rust Belt，美国东北部衰落的制造业市镇），失业现象如今非常普遍，“自律的自我”更难得到认同，潜伏的不满苏醒了。我们通过大量研究得知，相对收入影响着人们的抱负和主观幸福感。 41 以前蓝领白人认为他们在往上爬，但现在他们觉得自己落在了后头。正如综合社会调查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对过去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态度（乐观或悲观）存在相当大的种族差异。自1994年以来，该调查向美国人问了一些问题，比如：“你认为自己跟在你这个年纪的父母相比，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了，或略微提高，或基本保持一致，略微下降，还是大幅下降了？”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民众中，黑人群体中给出否定答复的比例自1994年以来下降了，白人群体中给出否定答复的比例则大幅上升了。 42 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在白人工人阶级中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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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群体中，仍存在着种族矛盾。白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长期以来沉浸在对黑人的敌意中。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中，大部分白人工会拒绝吸纳非洲裔美国人，这种公开的种族歧视后来大幅下降了。民权立法、态度转变和受教育水平的上升都是非洲裔美国人相对地位上升的原因。1900年，工会领袖公开指斥黑人为“Negro race”的情况很普遍，但你无法想象如今的工会领袖会这么做。尽管如此，在“白人”和“工人阶级”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关联……接受调查的白人男性认为，与上一代相比他们的劳动力市场预期恶化了，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在蓝领工作机会整体都在缩减的环境中，白人认为黑人向上发展是不公平地侵占了他们的机会，而非削弱了他们拥有的种族特权地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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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涉及许多种族挑衅和对美国精英阶层的攻击。他的骇人言辞的确吸引了一些人，毫无疑问，他吸引的那群人就是拉蒙的研究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当然，特朗普的很多竞选活动都聚焦于移民等问题。但是，如果非技术工人仍有大量高薪职位且工资在不断上涨，那么特朗普的策略还会如此成功吗？无论如何，技术和全球化给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带来的下行压力明显超过了移民带来的压力：相反，有证据表明，移民不仅没有给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还促进了就业、创新和生产率的发展。 44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瞄准的显然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烟囱城镇中的人。这些城镇曾经非常繁荣，但现在处在绝望之中。就社会流动性而言，实际上每个公民都非常关心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但收入预期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碰巧在哪里成长。对于那些最大的美国城市来说，假如一个孩子出生在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五分之一的家庭中，若想加入收入分配最顶层那五分之一的人群，其概率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是4.4%，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则是12.9%。 45 （虽然12.9%看起来有点低，但以五分之一来划分的代际流动率不可能超过20%：如果最底层五分之一家庭的孩子收入攀升到最顶层五分之一的概率为20%，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机会和其他任何孩子一样了。）美国南部的城市存在着长期的种族隔离史，如今仍是全美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地方。但在像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和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大急流城这样的制造业城市，工人们提高收入的前景几乎同样黯淡。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机会的不平等？美国梦成为噩梦的那些地区有一些共同点：许多孩子成长于单亲家庭、社区里犯罪很普遍、收入差距大、中产阶级已经萎缩。简而言之，查尔斯·穆雷描绘的渔镇中存在的那些社会弊病在折磨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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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美国人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如上所述，他们感到自己遭受了家庭财务方面的冲击，一些人离了婚，有些人的健康状况在恶化。特朗普的选民的确混合着多个群体，其中不乏高收入人群，但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美国的工人阶级白人（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工作被机器或中国人取代了）的经济困境影响了特朗普的选举结果。这种解释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为它够直观，还因为它是经验之谈。在特朗普主义的时代来临前，全球化早已使美国的政治更加两极化。在非技术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前景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国会里的意识形态极端分子赢得了更多选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那些受全球化力量影响的选区，两党中的意识形态极端分子取代温和的现任议员的可能性都增加了。 46 当然，全球化是特朗普的选举核心议题之一。毫不奇怪，在受中国进口影响最大的领域，特朗普的收获最大——相比于乔治·W.布什2000年的选举来说。 47 然而，尽管全球化常被引为反面角色，但自动化也毁灭了所谓的蓝领贵族社区。生产即使重回美国，也无法弥补中产阶级群体中未受大学教育的人在去工业化进程中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计算机革命同样一直是全球化的潜在推动者，它意味着非技术型工人工作机会的全面减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常规工作岗位也正在消失。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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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一过程已持续数十年，但它被其他一些因素掩盖了。虽然许多蓝领男性确实发现他们的收入下降了，但由于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职场，因此有些家庭的收入仍在上升。2000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增长出现逆转，但在此之前，女性一直都在帮助抵消男性的工作亏损。然而，还存在着另一个补偿来源：技术变革对中产阶级的日常影响被低收入家庭的抵押贷款补贴抵消了，这意味着即使收入下降了，消费大体上也不会受影响。这是由来自中国的流动资金造成的，它使得连美国的非技术型工人都产生了幻觉，以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直到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49 此外，房地产的繁荣带动了建筑业工作岗位的增长，掩盖了非技术型工人工作岗位消失的事实。换句话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揭示出了常规蓝领工作岗位的长期减少，但这种情况被过度廉价的信贷和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泡沫掩盖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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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的确直接减少了整个国家的工作机会。但在工厂关停的地区，失业率自那以来却下降了。问题在于虽然许多工作岗位回归了，高薪工作却没有。2008年通用汽车公司关停了简斯维尔的工厂，埃米·戈德斯坦描述了经济衰退后居民们的经历，她对城镇的状态做了如下的精彩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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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技术层面讲，大衰退结束7年半后，简斯维尔怎么样了呢？或许让人意外的好，或许不好，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衡量方式。根据最新的统计，罗克县的失业率大幅降至4%以下，这是21世纪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人们像大衰退之前一样重新开始工作，配送中心再次繁忙起来。贝洛伊特的工厂，比如菲多利和荷美尔食品公司一直在招人，有些人去了更远的地方工作。这都是好消息。但并非每个现在拥有工作的人都像以前宽裕时挣得那么多。装配厂关门后，县里的真实收入在总体上下滑了……近来最大的就业消息是，达乐公司决定在城市南部建一个配送中心。市政府会提供1150万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创下了简斯维尔的新纪录。达乐公司称会首先开放300个职位，也许最终会增加到500个，这是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招聘。大多数岗位的时薪为15或16美元，远低于通用汽车公司工厂关门时的28美元，但如今这在城里已算不错的收入。人们迫切需要工作或更高的收入，因此，最近达乐公司举行就业招聘会时，超过3000人前往现场参加招聘。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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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斯维尔并非孤例。在锈带地区，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并未回归，再加上自动化技术最近取得进展，这些工作岗位似乎更不可能回来了。2017年，《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俄亥俄州威明顿的一个故事。威明顿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小镇，1995年诺曼·克兰普顿（Norman Crampton）的《美国的100个最佳小镇》（The 100 Best Small Towns in America）曾提到过它。 52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两次到访威明顿并得到了回报。威明顿使得“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了一种期待。2008年德国敦豪航空货运公司（DHL）离开威明顿，使得这个人口仅为12,500人的小镇失去了7000个工作岗位。迈克尔·奥马切理（Michael O’Machearley）如今在他的后院制作定制刀具，他现在的收入只有2008年被解雇前在DHL从事运输工作时的一半。但考虑到大环境，他认为自己的处境还不错。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镇上有人因为DHL的歇业而离婚，因此失去了家庭。在这个镇上出售房子你赚不到任何钱……我们的镇中心以前是个非常棒的地方，现在却走向了衰亡。” 53 成为亚马逊的运输配送中心这一可能成了这个镇的最大希望。奥马切理告诉我们，问题在于亚马逊“不会使用同样数量的员工，因为他们使用很多机器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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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切理并没有因自动化而丢掉工作。但他认为机器人意味着运气不好的非技术型工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这一想法是对的。在战后经济发展的高峰期，提供给非技术型工人的高薪岗位非常多，一个人在当时失业了，情况不会这么艰难。自动化时代到来前，工人们怀着最终能够成功的期待接受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动。但如今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更低了。在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俄亥俄州，自2000年以来，35万个工厂工作岗位消失了，这里的中产阶级衰落的幅度可能比其他任何州都大。卫生保健部门成了最大的雇主，但该部门的岗位薪资通常比消失了的生产岗位要低。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进行调整之后，人们的年收入中位数已经从2000年的57,748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49,308美元。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俄亥俄州的工厂中使用的机器人数量仅次于密歇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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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大衰退以来美国工厂使用的机器人数量增加了50%。机器人革命多数发生在北部锈带地区，这些地方也是特朗普为共和党取得了最大收益的地方。为特朗普赢得了选举的锈带曾是专家和政治分析家所说的蓝州的一部分——蓝州就是安全的民主党州。在这些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城镇都支持特朗普，但大量投资自动化的工业选区大多支持特朗普。无论是发现自己的工作被机器人接管的选民，还是面临着外部机会减少的选民，都更可能支持特朗普。我和索尔·伯杰以及陈钦智（Chinchih Chen）的研究表明，如果自2012年大选以来美国工厂中的机器人没有增加的话，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会由民主党获得多数席位，选民会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我们提出了包括全球化和移民在内的多种解释。虽然我们必须时刻对反事实思维保持怀疑，但自动化水平和投票模式之间显然有关系，这也为特朗普在这三个州获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自1992年以来这三个州在每次总统大选中都支持民主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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