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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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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劳动者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是取代工人的技术变革和生产率增长缓慢同时发生的时期。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真像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的那么聪明，我们就应该对长期形势持更加乐观的态度。正如达龙·阿西莫格鲁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指出的那样，杰出的技术比普通的技术更受劳动者青睐，因为这些技术让我们更加富有，为人们创造了更多商品和服务方面的需求。 10 确实，1995—2000年的工资增长速度比此前几年和此后几年都要快，因为当时的计算机带来了短暂的生产率提升。然而，尽管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比缓慢增长更好，但如果高速增长的起因是劳动取代型技术，那么工资增长就会滞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在此过程中，即使在整个经济的其他部分出现了新就业机会，还是会有一些劳动者发现他们的收入消失了。这就是近年来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典型的工业化时期也发生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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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的全国失业率是4%。虽然机器人在崛起，但工作似乎不会终结。然而，自动化的影响表现为大量人口的工资有所下降，导致一些人退出了劳动力大军。已失业但没有列入失业率统计的工人比例正在上升，这尤其令人不安。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在《无业之人》（Men without Work）中估计，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年龄在25—45岁之间的男性有24%会失业。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群体中，失业现象尤其普遍，在技术发展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中，他们缺乏竞争的技能。 12 这一群体眼看着自己的收入潜力因自动化而下降，而且因为缺乏必要的技能，他们被排除在新兴的高薪工作机会之外（见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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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下的趋势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自动化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鸿沟将变得更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我们只要观察一下现有工作岗位的自动化程度就会发现，大多数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仍难以自动化，而像出纳员、食物准备人员、电话中心客服和卡车司机等许多非技术型工作似乎即将消失，尽管这些岗位会消失得多快还不确定。但是，仍有一些非技术型工作尚处在人工智能的影响范围之外。像健身教练、发型师、酒店接待员和按摩治疗师等许多工作以复杂的社交互动为中心，它们就不会被自动化完全取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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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会出现什么工作。工业革命来临时，没有人预见到会有许多英国人成为电报员、机车工程师和铁路维修工。今天的未来学家同样无法预测人工智能会创造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官方就业统计数据的记录进度总是落后于新工作岗位的变化曲线，这些新岗位的数量在达到临界点之前，不会被纳入统计数据。然而，我们至少能通过其他来源［比如领英（LinkedIn）］的数据来即时获悉一些新兴工作，包括机器学习工程师、大数据架构师、数据科学家、数字营销专家和安卓开发人员。 14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像尊巴（Zumba）和沙滩健身（Beachbody）等健身课程的教练工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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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技术日趋复杂的世界，技术带来的回报增加的势头不太可能消失，反而可能增强。和计算机一样，人工智能似乎为劳动者们创造了更多技术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难以被自动化取代的面对面服务的工作需求会增加。上文提到，最近新出现的许多工作都集中在所谓的劳动增值上。计算机为软件工程师和程序员创造了工作机会，反过来又提高了他们在工作和生活场合中对面对面服务工作的需求（见第十章）。因此，在技术型工作丰富多样的地方，非技术型工作者的工资也更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2017年健身教练和有氧运动教练的平均年收入达57,230美元。相比之下，密歇根州弗林特的健身教练的平均年收入是35,550美元。当然，直接比较会因各种因素而变得复杂。湾区的生活成本确实比弗林特更高，但湾区的便利设施更丰富、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更好、犯罪率更低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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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动化意味着双重打击。机器在哪个地方取代了中产阶级工人，那里的服务需求也会受到影响。技术型劳动者和非技术型劳动者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被技术领域和非技术领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进一步放大了。湾区的繁荣得益于软件工程带来的奇迹，工业衰退地区的劳动者则因其他地方出现的新技术的扩大而陷入困境。许多地方的中产阶级工作走向了枯竭，收入减少引发了犯罪率上升、婚姻不稳定、健康状况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见第十章）。众所周知，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都与代际流动率呈负相关。这些问题会给下一代带来消极影响，也就可能给当地的社区带来长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民粹主义替那些被排除在增长之外、困在绝境中的人们表达了他们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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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传达的信息是，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些。我们在此回顾马克辛·伯格的话，他认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理流动性和职业流动性需求”。我们应该记住，机器“意味着失业，或至少会威胁到就业，这种失业充其量只是经济部门之间或部门内部的过渡现象”。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牢记，“从政治经济学家对1826年兰开夏郡的反机器暴乱和1830年农业暴乱的重视程度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领域的观念变化也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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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使能技术的应运而生，工人们掌握了新技能，恩格斯式停顿终于结束了。但到那时，整整三代普通英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已经下降。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成本更多是由政府承担的。事实上，没有工作的壮年男性比例不断上升，而那些只有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的赚钱能力也在稳步下降，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必须仔细思考人工智能推动的自动化不断进步带来的短期影响。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蛋糕”也越做越大，原则上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好。我们面临的挑战在政治领域而不在技术领域。鉴于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一方面让我们更加富有，另一方面给劳动者带来混乱，政府必须谨慎处理它的短期影响，因为典型工业化时期的短期影响会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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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所说的：“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但前进比后退要好，我们应该欢迎技术进步，而非拒绝它……这会引发一场重要的辩论，我认为这场重要的辩论将决定未来十年工业世界的大部分政治事务。” 17 为避免落入技术陷阱，各国政府必须出台政策刺激生产率增长，同时帮助工人们在不断高涨的自动化浪潮中进行调整。要想降低自动化的社会成本，我们需要在教育上推行重大改革，为流动人口提供安置优惠，降低更换工作的壁垒，取消那些会加剧社会和经济分化的分区限制，通过税收抵免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为那些被机器夺去工作的人提供工资保险，加大在幼儿教育上的投资以减轻对下一代的负面影响。接下来的内容将详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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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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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能和机器并驾齐驱，就不太可能会愤怒地反抗机器。在历史上，教育一直是人们适应加速技术变革的方式。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在2008年写了一本开创性著作《教育和技术的竞赛》（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这本书表明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并非巧合——前者至少可以部分地归功于后者。二位作者写道，20世纪是人力资本的世纪，它是由美国主导的。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一个时期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就越需要受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经理人、企业家和公民，也需要现代技术的发明创新、落实与维护。必须由有技能的劳动者掌握这些技术。不管以哪种方式来衡量，技术的飞速发展都已成为20世纪的特征。因为美国人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他们处于发明的最佳位置，最具有企业家精神，使用先进的技术生产商品，提供服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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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第八章了解到，技术和教育间的竞赛很好地揭示了1980年前美国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种种情况，当时的技术变革逐渐向取代型发展。然而，取代技术的变革并没有使教育变得不重要，相反，教育变得更重要了。正如第九章曾讨论过的，人们对自动化的适应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教育背景。由于中等收入的半技能型工作开始减少，只能从事低收入的服务工作或者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相比之下，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则在向上一个阶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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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型岗位并没有终结。但如上所述，低技能型工作在未来更容易受自动化的影响，那些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则相对安全。虽然将来会出现什么工作、这些工作具体需要哪些技能还有待观察，但我们确实已经知道获得新技能的一些壁垒是什么了。通过一次又一次研究，我们可以说最大的政策挑战在于背景处于弱势的孩子受教育程度始终更低。众所周知，像数学和阅读这些基本技能的不足在幼年就会显现出来，这意味着有这些问题的孩子在较高年级通常赶不上同龄人。这种不足出现的原因首先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通常缺乏家庭阅读和日常谈话带来的智力刺激。相比之下，在父母至少有一方受过大学教育的那些家庭中，这种刺激非常普遍。我们也了解到，位于收入分配顶端那五分之一的家庭和最末五分之一的家庭相比，关于父母为孩子在书籍、计算机和音乐课程等丰富课外活动与教育资料上所花的时间方面，前者是后者的7倍。 19 在这种情况下，自动化不仅让许多父母没了收入，还自然而然地毁灭了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前景。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及其同事就认为，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对这一代人的工作岗位、工资和储蓄产生威胁，还可能使他们的子孙后代陷入贫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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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人们建议政府加大少年儿童基础教育的投资。背景处于弱势的孩子和具有相对优势的同龄人之间的知识和能力的差距在很早就出现了，这种差距可能持续终身。因此，通过积极行动，投资于高质量的幼年教育比以后再努力弥补差距更有效，在经济上也更可行。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学前教育会得到回报。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研究发现，早期的干预带来了极大的长期影响。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明显改善健康状况、大幅提高生产率水平、减少犯罪情况，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可达7%—10%。 21 亚瑟·雷诺兹（Arthur Reynolds）及其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跨越了25年，追踪了芝加哥亲子中心教育项目1400多名参与者的命运。他们发现与对照组相比，项目参与者在受教育程度、收入、药物滥用和犯罪率方面的表现更好；该项目对男性和高中辍学儿童的长期影响最为明显。 22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机会差距带来的总体社会成本虽难以估计，但不论如何统计，这一数字都被认为非常惊人。经济学家们估计，儿童贫困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5000亿美元的损失，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这些损失要归因于低生产率增长、更高的犯罪率和大量医疗支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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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些研究都未考虑到机会差距几乎一定会在某些方面影响未来的创新率这一事实。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及其同事在一项开创性研究中分析了一些美国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发明家的原因。作者们研究了120万来自专利记录的发明者数据，通过测试分数他们发现，即使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展现出和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一样的才能，他们成为发明家的可能性也更低。 24 这种差距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扩大。作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逐渐落后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同龄人，也许是因为学校和童年环境的差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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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机会差距不仅不利于经济，也同样不利于民主。年龄在20—25岁之间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政治讨论、公共事务、志愿工作等。在完全脱离各种形式的公民生活的人群中，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群数量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两倍多。在民主参与方面，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可能性要高出两到三倍。 26 正如政治科学家凯·施洛茨曼（Kay Schlozman）、西德尼·韦尔巴（Sidney Verba）和亨利·布雷迪（Henry Brady）所指出的那样，更令人担心的是政治参与的代际影响越来越严重，孩子很有可能直接承袭父母的政治参与程度。换句话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父母不仅会塑造孩子的工作前景，还会影响孩子的政治参与度。 27 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著名的两难困境。正如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被剥夺了在政府中平等发言的权利，那你的利益就很有可能不会跟那些在政府中有话语权的人的利益一样得到同等的关注。如果你没有话语权，谁会为你说话？” 28 事实上，非技术工人群体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主流政治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使得自动化造成的不满更难解决了（见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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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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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才能帮助劳动力市场中那些工作已受到人工智能威胁的人呢？一个流行的想法是提供再培训，让人们摆脱失业。这也是应对技术快速变革的一种普遍回应。在20世纪60年代，自动化焦虑正高涨，再培训成为国家需要优先解决的事项。1962年，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敦促国会道：“〔我们应该〕实行人力培训和发展法案（MDTA）。不能再浪费那些体格健全又想要工作的人们的精力了，他们仅有的技能已被机器所取代，或随着工厂而移动，或随着矿场的关停而失去了意义。” 29 人力培训和发展法案于1962年3月15日签署生效，它是第一个联邦人力资源计划，目的是为数千名因自动化而陷入困境的工人提供培训和再培训（尽管后来范围很快扩大，覆盖了更多人）。1963—1971年，大约200万美国人参与了这一计划。他们此后的处境怎么样了？1978年，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着手对这一计划进行评估，发现答案并不简单。这一计划最开始针对最容易接受再培训的人，后来面向更弱势的工人（其中很多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虽然阿申费尔特发现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们在参与这一项目之后收入有所提高，但他总结道，我们很难弄清楚这样的好处是否抵过了成本开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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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培训和发展法案开始，联邦政策制定者颁布了一系列就业与培训计划。由于在培训期间失去的收入很难统计，所以许多计划都很难加以评估。大多数培训计划的成本数据很少。此外，大部分研究只追踪几年内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知道对收益的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31 经济学家伯特·巴诺（Burt Barnow）和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最近在一部著作的综述中总结道：“总的来说，最近的证据表明结果喜忧参半，但多少有点令人沮丧。” 32 虽然研究结论并不表明我们应该放弃后续进行再培训的观念，但在没有概念论证的情况下，过分相信大规模培训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采取反复试验和试错的策略，通过实践来了解什么措施在哪些地方是有效的。当然，在培训计划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想法。比如，缅因州和华盛顿州设置了终身学习账户，给那些为自己投资培训的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税收激励。符合条件的公民每年最多可缴付2500美元，然后可以获得税收抵免，其额度相当于前500美元可以退税50%，后2000美元可以退税25%。然后，劳动者们可以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使用这些基金进行培训，以此来应对失业，并更广泛地推进自己的事业。然而，在扩大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应首先对其进行仔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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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也需要从更广泛的层面变革教育和培训。正如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极力主张的那样，对于有着不同学习需求的人，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表明他们必须遵循严格的计划，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学习僵化的课程。随着在校学习时间的增长、科目的增多和学制的延长，在工业革命后出现的那种以工厂为基础的教育模式逐渐扩展到了许多领域。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人们在后续的生活中必须不断更新技能，我们就需要更灵活的教育方式。学习过程可以被分解，如此一来学生们不需要完成标准化的学术课程，而是可以从一系列他们希望获得的技能中进行选择。例如，慕课（MOOC）可以为想要获得新技能的人提供模块化教育。人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完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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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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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必须承认，再培训并不适用于所有人。那些在晚年失业并发现他们的技能过时的人可能会发现，找到一份低技能工作相对更容易，即使这意味着薪资更低。如上所述，关于失业工人的研究始终表明许多人最终找到的工作的薪水比他们以前的工作薪水要低，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对那些找到新工作就意味着工资大幅削减的人来说，再培训和失业保险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然而，工资保险能确保因自动化而陷入困境的人数尽可能更少——工人们如果被迫从事更低薪资的工作，就将获得补偿。工资保险会提高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与失业相比），还有可能降低这一群体的失业率（见第九章）。美国为了减少进口给某些行业的工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贸易调整援助的联邦计划。工资保险如今正是作为这一计划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但这一计划仅针对年龄超过50岁且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工人。它的范围应该扩大，至少应该覆盖进口相关领域之外的失业来源，比如会造成人们的收入永久性下降的自动化。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拉隆德（Robert LaLonde）所言，“尽管私人市场为人们提供了风暴和火灾险，却没有针对中年失业、工资永久下降这种情况的保险。这是一种市场失灵，应该由政府来补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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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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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广泛讨论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已经成为一种限制自动化和去工业化造成的个人损失的方法。当然，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论点与技术变革无关，我们在此不讨论这个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全民基本收入能否为解决机器人崛起引发的不满提供方法。从本质上讲，全民基本收入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的“负所得税”的旧概念紧密相关。它可以保证人们不管是否工作，都有最低收入。然后，如果他们决定工作，就能获得额外的收入。按照最初的构想，全民基本收入将取代其他现存的福利项目。这样做的缺点在于，除非人们愿意接受税率的大幅增加，否则不平等程度就会加剧。因为现有的福利计划旨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而全民基本收入（顾名思义，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收入）会将收入有效地再分配给高收入人群。但从更根本上说，福利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在于大部分公民都不愿意看到资源被转移给不需要的人。 34 换句话说，全民基本收入要求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发生巨大转变，但鉴于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和政治分歧日益加剧，发生这种转变的可能性极小。经济差距日益扩大，意味着人们很少能得到关于其他人面对的现实情况的一手资料，这导致了跨阶级忠诚度的下降（见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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