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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工智能给人们带来了大规模失业的严重威胁，人们的态度有可能转变。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会马上出现大规模失业。上文讨论过，人工智能还远不能取代所有领域的劳动者，已经萌芽的新技术也不会全部同时出场，更不会在一夜之间为人们所采用。更重要的是，大量历史记录表明，对工作将要消失的担忧总是虚惊一场。如果我们认为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就至少应该能够做出解释。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之前的自动化焦虑时期（比如19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21世纪第二个10年），就会惊讶地发现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与之相关的辩论却没什么进展。当我撰写本书时，我在那些关于自动化的辩论中很难找到一个单一论点来说明这次为何与此前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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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错误的说法是，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比福利国家更受青睐是因为人们不喜欢工作。例如，早在1970年沃尔特·鲁瑟就坚定地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他热切期盼着有一天工人们更少把时间花在工作上，有更多时间投身音乐、绘画和科学研究。他认为随着人们变得更富有，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会更少，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做更多实现自我的事情。然而，大部分人是在工作中寻找成就感和价值的。关于花费时间的研究表明，越是那些劳动力市场前景恶化的非技术型工人，看电视花费的时间就越多，尽管许多研究表明电视消费和个人幸福感呈负相关。 35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一篇关于“狗屁工作”的幽默文章中声称，大部分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但大量调查证据得出的结论与此正好相反。 3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大量研究一致表明，工作的人比不工作的人更幸福。 37 正如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所说，“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不仅有收入，还有价值、社会地位、技能、人脉和友情。收入和工作脱钩，待在家的人却受到奖励，这是社会衰退的原因”。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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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比于全民基本收入那种做法（针对全部人口，不管人们是否有工作和收入，直接给每一个人提供补贴），专门针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能力下降的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更有意义。由于上述原因，全民基本收入一直存在争议，相比之下，资助特定群体的政策则得到了广泛支持。比如，最近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提出，“主张‘经济增长会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一观点的阵营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当增长本身没能产生包容性时会发生什么”。 39 哈伯德主张一系列针对低收入个体的优惠措施，用于他们的培训和子女教育。他也主张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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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所得税抵免是一种负所得税，只针对低收入劳动者，记录显示，它已经带来了良好效果。学者们发现那些获得税收抵免的人实际收入有了大幅提高，扩大这项抵扣能够帮助单亲父母重回职场。享受税收抵免的人的孩子也受益匪浅，这些益处体现在孩子的幸福感和受教育程度上，更高的数学和阅读成绩以及更高的大学入学率可以反映这一点。 40 因此，劳动所得税抵免越宽松的州，代际流动性也更高，这一点毫不令人惊讶。 41 社会学家莱恩·肯沃西（Lane Kenworthy）在对这项研究进行总结时说：“政府仅需要转移支付几千美元，就能给最需要的孩子带来巨大的终身帮助。”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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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应该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首先，对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将有助于创造公平的环境，增加背景处于弱势的家庭的孩子在职场上的晋升机会。其次，有充分的理由将补贴范围扩大到那些其子女不符合要求的公民群体，目前对他们的补贴是最低的。如前所述，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因此，政府必须提高低薪工作岗位的工资，提高工作积极性，减少不平等。劳动所得税抵免或类似的政策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就会看到更多非技术劳动者加入劳动力大军可以部分地抵消税收抵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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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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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不同的政策使工作转换更容易。换工作面临的管制障碍不利于生产率、工资和平等。当然，医生和护士等一些岗位必须持证执业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越来越多的职业只允许持有执照的从业者获得报酬，这种情况令人担忧。比如，一个人要想在田纳西州成为发型师，他必须受训70天，通过两门考试。在整个美国，需要许可证才能合法工作的劳动者比例从1970年的10%扩大到了2008年的30%左右。 43 因为获得许可证需要在人力资本和许可上投入大量费用，因此由于机器而失业的美国人不太可能转而从事需要执照的工作，而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也不太可能转行。各州对许可证的要求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国家之间的差别更是如此，这就意味着从事需要许可证的工作的人如果要搬家，就常常需要进行额外投资来获得许可证。因此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地方的持证职业越多，失业率也就越高，这一点毫不奇怪。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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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美国许多州，使用竞业条款的情况越来越多，它的内容是：雇员同意离开公司后，在一段特定时期内不得在与原来的企业存在竞争行为的企业中工作。这给想要去更大公司工作的工程师、科学家和专业人员设置了另一个阻碍。能够轻易跳槽是硅谷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提及。实际上，1968年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离开仙童半导体公司并创立英特尔公司是该地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众所周知，加州（尤其是硅谷）的计算机行业员工流动性比美国其他地方高得多。 45 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解释认为，这种情况要归功于1872年的《加州民法典》（California Civil Code），该法典宣布雇佣合同中的所有契约都非法，从而确保了摩尔和诺伊斯在离开仙童半导体公司后能创立英特尔公司。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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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史蒂文·克莱珀（Steven Klepper）发现，底特律的汽车业在全盛时期的成功也基于同样的活力。从这一方面来看，底特律的崛起与硅谷的崛起有很多共同之处。 47 密歇根州也长期禁止竞业条款。然而，1985年密歇根州通过了《反垄断改革法案》（Michigan Antitrust Reform Act），废除了密歇根州（自然包括底特律）关于禁止竞业条款的规定。我和索尔·伯杰的研究表明，密歇根州的技术活力随着法案的实施而下降了。因为相对于那些没有修改立法的州，密歇根州的劳动者转岗到与计算机相关的新工作的情况更少。 48 换句话说，废除那些禁止竞业条款的法律加速了底特律的创新中心地位的衰落。因此，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撤销大量职业许可的做法和放弃竞业禁止条款会起多大作用，但这一话题肯定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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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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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革命对美国的城市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见第十章）。拥有技术人口的城市能更好地利用技能密集型的计算机技术，并随之蓬勃发展。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集中在中产阶级的工作已被机器人取代的那些地区。展望未来，以后即使出现了经过改进的面对面交流的新型替代品，也无法取代自发的邻近物理接触。任何数字通信都必须始终至少由一端有计划地开始，这意味着发生在工作场所的那种随机互动不可能在远距离发生。相反，随着人工智能使得生产的技能密集程度更高，近距离的价值也可能会提高。因此，地理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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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看，针对贸易和技术带来的冲击，迁移是城市的应对机制。工人们迁移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新产业所在地区，这些地区产生了大量高薪、半技术型的制造业工作。在大迁移过程中，数百万美国人离开南部，涌入芝加哥和布法罗这样的繁荣工业城市。农业劳动者离开农场，前往匹兹堡和底特律这样的繁荣城市。越来越多人搬到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平衡了区域间的收入。然而，如今迁移不再像以前那样能起到均衡器的作用了。符号分析师们仍是高度机动的，但随着计算机革命的到来，非技术型劳动者已经不太可能迁移了（见第十章）。原因之一是经济上的。即使技术型城市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但迁移也是一项投资，需要先准备好流动资金。因此就像恩里科·莫雷蒂提出的有力观点所说的那样，我们有理由为迁移提供补贴。 49 流动性补贴券可以帮助失业者转移到其他地方从事有偿工作，同时有助于促进跨区域的收入平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流动性补贴券会加速衰落地区的人口外流，使美国部分地区的境况变得更糟，但实际上，即使是那些留下来的人也可能因为有更高的概率找到工作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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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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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困境在于，技术型城市越来越有吸引力，但人们越来越难以负担不断上涨的房价。因此在新工作机会出现的那些地方，住房供给必须扩大。这就要求废除一些分区限制（包括最小地块面积、高度限制、禁止多家庭住房、冗长的批准程序等），因为它们有效限制了可以居住在繁荣地区的人口数量。纽约和湾区这样充满活力的地区由于严格限制了新住房供给，也就有效限制了能够参与到科技行业带动的增长中的劳动者数量。其后果就是由于住房成本不断提高，科技公司发现越来越难招到员工。然而更重要的是，弗林特的一名失业的非技术工人就算在波士顿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负担不起那儿的生活花销。前文讨论过，下一次自动化浪潮会使许多低技能工作变得多余，但仍有许多面对面服务工作仍很难被自动化。那些工作当然会出现在技术型城市，因为那里的人负担得起这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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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限制的综合影响包括全国经济增长放缓、工作机会减少、工资下降和不平等加剧。经济学家们估计如果没有那些住房供应限制，美国的经济体量将比现在大9%，也就相当于每个普通美国劳动者年收入增加6775美元。 50 废除土地使用的限制也会带来副作用。根据托马斯·皮凯蒂的记录，财富不平等的急速加剧几乎全部要归因于住房。 51 土地使用限制导致的房价上涨肯定是部分原因，因此取消这些限制也必然能部分地解决问题。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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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技术型城市的扩张与发展面临的障碍，也将有助于社会流动。正如拉杰·切蒂、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和劳伦斯·卡茨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在九岁的时候从奥克兰搬到旧金山，那么他成年后的收入将达到两地收入差额的一半以上。 53 由于分区限制的分布并不随机，在高收入城市和社区更加普遍，因此经济条件更差的社区的人进一步处于更弱势的境地。换句话说，分区限制使得社会资本更多、学校更好的地方将低收入家庭排除在外，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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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限制的另一个好处是将会出现更多的发明创造。在那些有更多创新者的地方长大的孩子在幼年时也容易接触到更多创新，自己也就更可能成为创新者。我们知道，这也会影响他们可能的创新发明类型。在硅谷长大的孩子更有可能推动计算机领域的创新，而那些幼年时期生活在长于医疗设备的城市（比如明尼阿波利斯）的孩子，则更有可能发明与医疗相关的技术。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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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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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将高薪劳动力市场与住房便宜的地区连通了起来，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利用强劲的地方经济。地铁或高铁将衰落中的地区（工作机会减少，住房便宜）与扩张中的地区（工作机会很多，住房昂贵）联系起来，将推动不同区域间的收入平衡。因为人们的大部分花销都用在了本地，因此这种连通会推动衰落中的本地服务业发展繁荣起来。有鉴于此，经济学家指出了目前通过高铁把加利福尼亚州的低收入城市（包括萨克拉门托、斯托克顿、莫德斯托和弗雷斯诺等）与湾区连接起来所拥有的潜在好处。 55 许多加利福尼亚人在住房便宜的弗雷斯诺居住，到旧金山工作，在两地间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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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新的交通技术也会被用于连接距离更远的地方。使用密封管道系统的超回路列车技术（Hyperloop）可以在没有空气阻力或摩擦力的情况下运输乘客，有着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到达远方的潜力。比如，超回路列车运输科技公司（HyperloopTT）最近与伊利诺伊州交通运输部签订了协议，研究使用不同的走廊连接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的可行性。 56 目前，这段距离的单程交通时间为开车5.5个小时，公共交通7.1小时。如果超回路列车能获得成功，单程交通时间将有望降低至28分钟。突然之间，长途通勤似乎变得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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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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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以地方为基础、意图振兴衰落城市的政策不大可能成功，因为它们针对的是当地的产业而非个人。其中一些政策的确成功吸引了新工作岗位，但代价很大。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被指定为授权区（empowerment zone）的贫困城市和农村地区通过拨款、商业税收抵免和其他福利增加了当地的就业，但据估计，每增加一份新工作的成本超过了10万美元。 57 虽然大规模的社区复兴项目持续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但这些项目在吸引资源的同时似乎牺牲了其他地方的利益。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此类复兴项目是1933年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法案》（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ct of 1933），这一法案在大萧条时期开始成为法律。田纳西河谷管理局致力于迅速推动田纳西河谷的经济现代化，利用电力等富有潜力的新技术吸引制造业。他们的努力包括水坝建设、扩大公路网和修建一条1046km的航道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努力对河谷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它们对就业的正面影响一直持续到新千年之交，虽然影响力已经开始减弱，但直到彼时该地区的经济增速仍超过其他可比地区。然而，河谷地区制造业岗位的增加被其他方面的损失抵消了。这一发现令人不安，因为联邦政府和当地政府每年在地方改革项目上的投入估计达到了约950亿美元，这比失业保险的支出大得多。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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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制造业自动化程度的加深，那些专注于投资实体资本的大型复兴项目如今给当地带来的效益可能要低得多。对落后地区来说，更有前景的发展道路是将资源转移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上。经济学家们已经证明了，大学的存在增大了技术型劳动者的供给。这不仅是因为大学提供了教育，还因为它们吸引了更多来自其他地方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59 比如，1862年的《赠予学院土地法案》（Land-Grant College Act，也称《莫利尔法案》）通过后，成立了好几所由政府赠地的大学，据估计在80年里，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7%。 60 毋庸置疑，人们迁徙会带走人力资本，实体资本却会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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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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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预言，持续的机械化将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持续贫困化，此时正值英国终于摆脱了恩格斯式停顿的时期。他们对过去的看法是正确的：工业革命让很多英国人的处境变得更糟了。然而，认为持续的进步会导致同样的结果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都被技术的神秘力量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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